事实已经很清楚。

张维迎“放”的观点在莫干山会上因过激而被拒绝之后，他心意阑珊，从此不再关心并退出了这方面的讨论参与。到了1990年代以后，当俄罗斯改革的休克疗法受到普遍责疑，人们重新认识中国经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甚至盛赞双轨制转型是中国人的天才创造之后，张维迎才突然对双轨制的发明权产生极大兴趣，“非常庆幸”地找出了一份自己当年内部文章的原件，用此双轨来冒充彼双轨，宣称自己是“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走到这一步，张维迎的做法虽然牵强附会，但也不算无中生有。就如历史上苏格兰人帕特里克·马修远在达尔文之前就早已提出了进化论，但不幸的是，他是在一本名为《海军用木和森林栽培》书里提出来的，之后就没有去深入研究和推介。尽管如此，后来很多人包括达尔文本人，都承认他提的最早，同时也指出，他提的很简单，并不为人所知，对推动社会的认识未起作用。而张维迎的内部文稿提到的还不是当年莫干山会上提出、并被中央采纳的放调结合双轨制思路，只是一个类似的双轨制价格概念，就去引导舆论认为，中国的放调结合的双轨制就是他提出来的。

不过，到了新世纪，随着张维迎地位和名气的上升，他最早提出双轨制的说法开始有了一定影响，但他又不再满足于或不能止步于自己仅仅是“最早提出和系统论证了双轨制”，进而还要自圆其说去证明，既然双轨制价格最早由他提出，他又携文参加了莫干山会议，那就必须是他本人合乎逻辑地在莫干山上提出了双轨制，并说服了会议的大多数人，结果他的观点被领导采纳，推动了中国经济改革的进展。但张维迎这样做就最终触及了所有莫干山会议价格讨论参加者的道德底线。知情者见面提及时无不愕然。

就象徐景安所说，走到这一步，张维迎为了提高自己的学术地位，追求利益最大化，有点失去理性。因为要证明这一点，那就必须宣布：1980年代以来原有关于莫干山会议双轨制产生过程的有关报道、记载和回忆，都是编造和谎言；莫干山会议的参加者和组织领导者无端地把张维迎的观点当众移给别人；张维迎自己也眼见自己的成果当面被他人占有而在会上乃至整个1980年代都默然接受；如此等等。

但莫干山会议的亲历者都还健在，会议的核心组织者甚至都已进入国家领导人的行列，张维迎宣称自己在莫干山会议上“单枪匹马”作战，以至最后成为获得大多数人点头鼓掌的唯一正确代表，这确实超出了我们所有人的想像。不过和历史上那些让人无法理解去铤而走险的学术造假者一样，在令莫干山会议的亲历者陷入巨大尴尬的同时，也让自己蒙羞。

应当指出，张维迎除了一定要抹去莫干山会议上的第三派之外，他现在对调派的批评，也是非常不公正的。张维迎在访谈中说，他与田源等人的分歧是价格的目标模式不同，别人是计划价格，因而用调，他主张市场价格模式，因而用放，把他与别人的争论变成改革与保守的分歧。其实当年的中青年改革者在改革的目标模式上并没有什么根本分歧，争论的关键在过渡方式上。邓小平当时提出的目标就是要理顺物价，会上提出调和放都是寻找手段和途径。田源是主张先调，但并没有排斥以后条件成熟了放开。李剑阁在会上介绍周小川、楼继伟的小步快调思路，也是向供求平衡指导价过渡，所以大家的分歧的焦点还是在如何过渡。

实际上，中国价格改革的实践最终也证明，单纯调或放的一轨，都不能完成中国价格改革复杂、渐进的过渡，正是放、调结合的双轨并用，两条腿走路，才走出了中国价格改革的成功之路。双轨制概念后来有那么大的影响，就是因为人们发现，中国渐进改革中双重体制并存和转化期间，发展增量、调整和转化存量是一个普遍的成功之路，是正确处理发展、改革、稳定关系的具体体现。双轨制是概括这个增量渐进改革的很好概念。而这些早与莫干山会后就退出讨论的张维迎无关，并和张维迎后来继续主张的各种激进观点相矛盾。张维迎现在说，没有放就没有双轨制，因而放就等于双轨制。那么没有调能有双轨制吗？国家采纳的就是放调结合，怎么能缺了“调”这一轨呢？张维迎现在拼命贬低和排斥调这一轨的作用，除了抬高自己以外，还因为他在莫干山后就完全脱离了中国价格改革的研讨探索和实践努力，并不真懂什么是双轨制，以为中国价格改革就是靠一个“放”完成的。实际上，双轨制价格只是放调结合在一个阶段上难以避免的形态，双轨制价格的过渡形态在1980年代后期曾经遭遇了严重的挑战和社会的强烈反弹，是靠放调结合、以放促调的双向努力才使价格改革最终走过险滩，基本完成的。

应当指出，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中国经济学家作为群体确实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任何人都不应该随意修改历史，夸大个人的作用。同时客观地说，中国经济学家自己原创性的东西有限，更多的是学习和借鉴别人的东西。在借鉴中如果结合自己的特点，有所发展，就是创新了。“从不重复别人的观点”，实际上恐怕谁也做不到。张维迎这么多年来的各种观点，从为钱正名，市场价格与放开，企业家的功能，资本雇用劳动的私有化逻辑等等，在西方在中国都不好说是首创吧。张维迎“称总是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不管政府爱不爱听。但他事隔20多年，从别人家的箱底翻出不为人知的文稿来，据此到处宣扬自己的首创和唯一贡献，不就是因为政府采纳了莫干山放调结合的建议因而影响了改革实践了吗？否则还有什么果实可摘呢？

实际上，经济学家应当明白，真正推动社会转型和历史前进的是政府行为和民众互动的实践。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经济学家的主要任务是要能真正科学地总结过去三十年的经验教训，为中国人今后三十年更伟大、更艰巨的征程，多少提供一些专业的预见性和透视力。经济学家即使要留一些个人的痕迹，这才是可以真正无限施展的领域。

徐景安在文章最后对张维迎所说的话应该代表了莫干山会议亲历者的心声，“做人和做学问，第一还是做人，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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