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历史没有过的“农转工”

任何历史上的奇迹都没有中国这么奇。最近北京的老先生杜润生，还担心农转工能不能转成，其实已经转得七七八八了。

与其他研究者不同，为了真正跟进中国改革，张五常在中国好几个地方投资工业，有些地方也投资农业。

机缘凑巧，他父亲在香港有工厂是做工业用蜡的，自己发明一种蜡，应该是最好的，比同样的蜡要贵五倍的价钱——“因为成本贵”。张的哥哥在香港管理这个蜡厂，做不好，不希望蜡厂在他手上关门，就给了张五常。1997年的张五常没有那么多钱，就把这个蜡厂办在内地，拿200万美金的本钱，全中国到处找地方，“现在这个蜡厂在昆山，不亏了，没钱赚，但我父亲的事业还在。”

“我是这么做经济研究的，把自己的钱放上去，不是希望赚钱，但一有问题，现实就不能不回答我。”他发现，2000年，通缩在中国结束。另一个奇迹，又出现了。“从2000年起，农转工的速度难以置信，我的统计，五年之间，农民70％的劳动人口都转去工商业了。很多报告不这么说，我相信我自己的报告。明治维新的经验我知道，台湾土地改革的经验我也知道，任何历史上的奇迹都没有中国这么奇。这个争论很厉害，最近北京的老先生杜润生，还担心农转工能不能转成，其实已经转得七七八八了。我叫人逐家逐户数人头。有人说80％还是农民，不要看人口数量，而要看劳动力人口数量。我去贵州参观农村，跟村长争论起来。我问你们农村的人离开了多少？他说三分之一。我说全中国的农民已经转出去四分之三了，你们怎么才走了三之一，你在骗我。他把人名册拿出来，再研究，他也对，我也对，总人口是走了三分之一，劳动人口却走掉了70％，刚刚好。剩下的是老弱病残和小孩，全部农民都转成全职了，耕田、收成完全是一亩一亩算工资的，转成机器耕种了。”

为了确证他的推断，张五常叫他雇的一个阿姨——“从河南不毛之地来，飞机都没见过”——打电话问家乡情况:也是七成半左右的劳动人口离开。他在贵州遇到一个专家，也是去数人头的，说应该不只75％，应该是80％。

但是张教授的这几个案例，并未说服在现场的几位经济学家。会后的争论之一，正是由此而起。不过，关于现在农民工返乡的现象，大家还是基本一致。

“现在有一个很不好的消息。以东莞为例，我调查了几间工厂，最近这半年，因为人民币升值，加上新劳动法，差不多5％的工人开始回家耕田去了。以中国的情况来说，再增加10％，农转工就差不多了。但是，在这么重要的关口，这些人往回走了。我在1996年发表过一篇文章，推断世界会缺粮。我认为农产品价格上升是一个大好的事情，农产品价格不上升，怎么可以帮助农民呢？这个发展是非常好的。但是，现在突然遇到工人回家的问题。”

只不过，两种不同的权利界定方式的转轨过程，或许隐藏着改革之初谁也没有发现的地雷。改革，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过地雷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