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再不实行改革”，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1985年11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时曾说:“中华民族不是低能的民族，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最终证明中国人行不行，还要看这十亿人口怎么做。”建国以后几十年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间，中国人做得怎么样呢？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做得怎么样呢？中国的社会主义表现得如何呢？应该说，进行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从最终结果看，距离应该和可以达到的目标，还差很远的路程。但新的契机终于到来了。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10月，“四人帮”被粉碎，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中国获得了重新出发的重大转机。面对这样的转机，中国再也不能失却也不容失却了。

冲破“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

在重大历史转机面前，作为毛泽东临终前指定的接班人、并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华国锋，虽然对“文革”给中国造成的巨大灾难有所认识，也曾试图结束“文革”造成的混乱，但由于他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认清“文化大革命”的危害，相反却提出并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并在这个方针下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左”倾理论，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因而没能承担并完成引领全党走出“文革”困局、实现历史转折的重任，这就造成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年间，虽然各项工作有所前进，党的指导思想却仍然没有实现根本转变，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处于徘徊中前进的不正常状态。

这样，打破“两个凡是”的禁锢，来一场思想上的革命，就成为中国告别过去，开创未来，开辟新时期新道路新天地，解决当时中国一切问题的前提和关键，是关键中的关键。真理标准大讨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起来的。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确立了“实践”至上的权威，不点名地批判了“两个凡是”。这篇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激烈交锋，并引发了一场全国规模、影响深远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关键时刻，邓小平对这场讨论给予了有力支持，批评“两个凡是”的主张，公开支持《实》文的观点，号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等人也表态支持这场讨论。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不含台湾)中，有27个省市的党政领导先后表态支持真理标准讨论，不赞成“两个凡是”，从而造成了真理标准讨论的不败之势。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贡献和意义是什么呢？它的最主要的意义，就是重新恢复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冲破了个人迷信、“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把人们从毛泽东晚年错误、从“文化大革命”的极左错误中解放出来，从而为改革开放、拨乱反正等一系列新政策、新主张、新思想、新办法的提出，打开了通道，提供了思想空间和条件。

改革开放的初步“酝酿”

伴随着真理标准讨论的不断深入，伴随着思想“坚冰”的打破，改革开放也开始酝酿了，并逐渐成为共识。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国务院召开务虚会。会议的中心内容，是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研究如何加速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会议开了两个月零3天，提出的新办法、新路子，集中起来，就是一条:改革开放。会议期间，袁宝华、张劲夫、胡乔木等36位同志发言；李一氓、谷牧分别介绍了考察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西欧五国的情况；姚依林在发言中引用列宁的话，提出“在狼群中要学会狼叫”，都给与会者很大启发。会议结束时，李先念作总结讲话，提出“要勇敢地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经济基础要求的上层建筑”；同时提出:“为了大大加快我们掌握世界先进技术的速度,必须积极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设备。这比关起门来,样样自己从头摸索的爬行主义,要快不知多少倍。” (引自《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1期)这次务虚会，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央决策层唯一一次用如此长的时间集中地、大规模地深入研究改革开放的会议，对改革开放决策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这期间，邓小平也在不同场合多次讲到改革开放问题。1978年6月、10月，在会见罗马尼亚和西德客人时，邓小平指出:“我们派了许多代表团到欧洲和日本去考察，发现我们可以利用的东西很多，许多国家都愿意向我们提供资金和技术，条件也不苛刻，从政治、经济角度对我们都有利，为什么不干呢？”“中国在历史上对世界有过贡献，但是长期停滞，发展很慢。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各国学习的时候了。”在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致词中，邓小平提出:为了提高经济发展速度，“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这时候，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思想，也由邓小平首先提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