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一锤定音”

真理标准讨论热烈开展半年多了，改革开放开始酝酿了，工作重点转移也提出来了，这些都预示着中国将发生重大变化。但是，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只是酝酿，到底改不改、开不开；工作重点转移虽已提出，到底转不转移，何时转移；真理标准讨论究竟谁是谁非，等等，对这些重大问题，从党中央来说，都还没有做出正式结论和决定，都属“悬而未决”。还有一些具体问题，如农业问题、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等，也需要研究。这样，召开一次中央全会，也就是后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来研究和回答这些问题，并做出正式结论和决定的必要性、紧迫性就提出来了。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一个眼前的、现实的背景。

按照我们党的惯例，在召开中央全会之前，往往要先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就一些重大事项进行讨论，统一认识，为全会召开做准备。这样，从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就先行召开了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开得一波三折，取得的成果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一致赞成从1979年起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二是为天安门事件等7个重大历史遗留案件平反；三是肯定真理标准讨论的意义，批评了“两个凡是”；四是进行中央人事问题酝酿等。邓小平在会议闭幕时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郑重提出:“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邓小平的讲话实际上也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报告。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后第三天召开的。由于前期作了充分准备，这次全会只开了5天就结束了。全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取得了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重要成果。有了这三个“拨乱反正”做基础和保障，再有了前面的一系列酝酿和准备，全会正式做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决策就水到渠成了。全会发表的公报提出: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第4页)。公报中虽然没有出现“改革开放”四个字，但这一段话，概括起来就是“改革开放”。

综上所述，20世纪70年代末我们党做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绝非历史的“偶然”，更不是某个人的“臆想”，而是中国发展的要求和时代发展的大势使然，是“内忧外压”的形势所逼迫出来的。当然，这个选择本身也经过了较量和斗争。在做出这个选择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的大智大勇、顽强生机再次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正是因为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中国社会才在此后的30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试想:如果当初不作这样的选择，或者做出别样的选择，继续闭关锁国，继续固步自封，继续陷在僵化封闭的“左”的泥淖之中不能自拔，与世界发展的潮流相脱节，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相背离，——现在的中国，会是怎样一个中国呢？现在中国社会的面貌，会是怎样一副面貌呢？现在中国十几亿的老百姓，会过着怎样的生活呢？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又将会如何呢？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文中引文凡未注明出处者，皆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下卷)(作者: 曹 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