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姚洋:中国30年发展奇迹源于政府不照顾特殊利益(2)_财经

北大教授姚洋:中国30年发展奇迹源于政府不照顾特殊利益(2)

2008年10月15日 10:18第一财经日报【大中小】【打印】

“中性政府”是如何形成的

《第一财经日报》：为什么中国政府能够做到这些？比如说是因为我们的中央政府比较强大，比如说我们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有一个很好的互动机制。按照你的模型，为什么政府能够实现你所讲的“中性政府”的定位？包括最后达到这样的成效和结果？能不能分析一下其中的原因？

姚洋：我觉得主要有三方面原因。第一，我们认识到了在计划经济时代所犯的错误，从这些错误中汲取了很多教训。总结计划经济时代，我们最主要的错误在哪里？就是过分地强调阶级斗争。看看前30年我们有多少时间花在搞经济建设上，充其量两三年的时间，大多数时间在搞运动。所以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已经认识到再这么走下去不行了。

第二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在经济和社会结构上都是平等的。我们当时的基尼系数是0.28，城乡收入差距大概是2，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农村改革，我们的城乡收入差距降到了1.8、1.5左右。

20世纪，中国完成了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就是从封建社会到现代民主社会的重要阶段。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个意义上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变成一个在经济上、社会上平等的社会。

第三方面就是我们有一个以实践为基础的务实的政府。但是光说务实主义可能还不够，因为务实主义可能指对世界被动的反应。但是，我们过去30年的变化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务实主义。我们地方政府做了很多实验。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在计划经济时代就不是像苏联那样一竿子插到底。我们实际上还有一定的分权。分权就给了地方政府很高的积极性来进行试验。试完之后再由中央政府全国推广。这样的互动是一种能动的务实主义。

回顾一下我们过去30年走过的路，我觉得我们有几波理论的转型：第一波是从1978年到1987年。1978年我们都知道我们有关于真理问题的讨论。这个非常重要，打开了整个改革开放的路。整个80年代是农村改革。农村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到1987年我们就有个总结。到了1992年，我们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这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理论，打开了整个90年代改革的大门。回想一下80年代我们完成了什么改革呢？我们只完成了一项改革，那就是农村改革。计划经济的两个核心内容我们都没有动，即价格和所有制。这两个都是在上世纪90年代完成的。价格改革相对容易一些，按照吴敬琏老师的话，就是不知不觉就过来了。最重要就是我们打开了所有制改革的大门。到了2002年提出“三个代表”的理论，这个理论是非常重要的党的方向上的一个重大的调整，从以前强调单一的代表性，到现在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最根本的利益，这个转变实际上是对90年代发生的转变的总结。到了2006年提出了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是对过去30年遗留的问题的一个补充和修改，实际上也和我刚才说的“中性政府”是相关的。所以，现在所处的应该是新的一波理论的转型。

《第一财经日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性政府”的概念就非常有意思，因为“中性政府”的核心概念是怎么覆盖更多数人的利益，怎么为更多的人创造更好的环境，无论是通过经济增长还是通过社会保障。按你刚才梳理的路径，就是我们越来越覆盖更多群体人的利益，这可能也是我们经济改革和各方面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所以这也可能是中国模式的核心。

姚洋：对，这个模式对世界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在总结中国模式的时候，要看一看对世界有什么影响。我想说的是，中国实际上是为全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个贡献在哪里呢？这不仅仅是经济上。中国一定会成为一个政治大国。我们必须总结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做的事情，就可以总结出来很多对人类社会有贡献的东西。不仅仅是我们过去30年，也不仅仅是我们过去60年，应该更远一点。如果再过100年，回头再看，我们会觉得中国所走过的路对世界的意义可能不亚于法国大革命，我们现在搞的经济建设可能规模也不亚于法国或者德国。我们总结起这些东西应该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借鉴作用，这是我参与这个讨论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把中国的经验推向世界。

姚洋

● 1964年生于西安

● 1986年，北京大学地理学学士

● 1989年，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

● 1996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

● 主要研究与教学领域：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

● 著有《制度与效率——和诺斯对话》、《自由、公正和制度变迁》、《土地、制度和农业发展》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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