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企业家支撑中国经济发展

经济观察报：三十年间中国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家，他们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张维迎：大致来说，改革开放后的制度变革有三次浪潮，这三次浪潮伴随三代中国企业家的成长，也是三次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第一次浪潮在1980年代，主要是农村的“能人”转变为企业家。改革开放之前，农村人没有机会进入城市。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出现自由市场，一些“能人”开始做企业，包括乡镇企业。当时城市里也有一些人经商，主要都是没有出路的人，政府顾不了，国企也顾不了，所以就去倒买倒卖，成了个体户。农民企业家和个体户从事的主要是制造业和商业，这是推动1980年代经济成长的主要动力。

经济观察报：第一代企业家受教育比较少，大多数是做小商品。

张维迎：因为1980年代中国市场上最紧俏的就是消费品了。第二代企业家产生在1990年代，一批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海经商。主要是这批人中很多人失去了政治前途，没有办法在政府继续得到升迁；另一方面，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改变了中国的政策环境，使很多人看到了商业活动的前途。这批以官员、知识分子下海为主形成的企业家队伍，是1990年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这一代企业家很多是大学生，甚至研究生，有政府的背景，甚至出过国，统揽全局的能力比较强。他们普遍做的不是制造业，而是房地产和金融业。

经济观察报：多是些和政府相关性很高的企业。

张维迎：1980年代的企业家是土生土长的草根企业家，他们总的来讲受歧视。1990年代开始做企业的这些人有一定的政府关系，所以他们 “致富”速度很快，但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也大。他们把死的资产变成活的资本，整个经济活起来了，中国的社会财富就爆发性地增加，城市建设和交通设施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第三次企业家浪潮是2000年前后，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出现了一批以海归人员为主的专家型企业家。这批企业家可以说是二十一世纪开始以“新经济”、“网络经济”为重要特征的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他们和前两代企业家比起来，是比较“清白”的。

经济观察报：第三代中很多人在国外接受教育，熟悉新技术的发展，懂得国际资本运作，更有国际视野。

张维迎：教育水平的差异是次要的，三代企业家最重要的不同是面临的产权制度不一样。第一代企业家基本是戴“红帽子”做起来的，有很多麻烦，因为那时候私有企业还不合法；第二代比第一代的产权状况要好，那个时候允许注册私人企业，原来的企业开始改制、摘帽子；而第三代企业家在产权关系和公司治理方面一开始就比较正规。社会上对第三代企业家的非议很少，一方面是他们的产权关系一开始就比较清楚，他们的企业很多在国外上市，拿外国人的钱，似乎与我们无关。另一方面，他们的企业大多与高科技相联系，一般人不太懂，看起来没有可比性。而前两代企业家做的事好像每个人都能做，所以他们的成功似乎总隐藏着什么问题，容易受到怀疑。

经济观察报：严格意义上，八十年代的农民企业家和九十年代那些由政府官员转变的企业家恐怕也不是真正的企业家。

张维迎：企业家阶层的出现是一个动态过程。在我看来，不真正承担经营风险的人就不能叫企业家，所以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不能叫企业家。但是话说回来，在中国“企业家”又很难界定，中国的企业家概念用得非常宽泛。例如，中国有一些国有企业的企业家非常具有企业家素质，敢作敢为，敢于冒一定的政治风险。从素质上来讲，部分国有企业的领导人是优秀的，但是从分配方式来讲，他们又不是企业家。从他们获得这个位置的程序来讲，也不是一个企业家，不是市场竞争上来的。企业家这个概念现在用得比较乱了，我们也没有必要太深究这些问题。

经济观察报：三代企业家的共同点是什么？

张维迎：要说共同点，所有的企业家都有一个，就是创业时要冒很大风险。但不同年代，风险的性质不同。1980年代企业家面临的主要是体制风险，市场风险反倒比较小。市场上什么都缺，别人不敢干，你敢干，你的收入就高。1990年代成长的企业家开始要面对体制和市场双重风险。因为双重风险，当时很多成功的企业，现在已经死掉；很多当时叱咤风云的企业家，现在默默无闻，甚至连生活都成问题。高风险与不确定性是所有企业家的共同特征，现在成功的企业家也同样如此。

经济观察报：三十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经济学家，你认为主要是什么改变了中国？

张维迎：从制度变革的角度看，是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如果从“英雄创造历史”的角度看，是邓小平改变了中国，因为邓小平启动了改革开放；如果从社会人力资源的配置变化来讲，是企业家的出现和成长改变了中国。我一直认为，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的区别就在于社会中最优秀的人做的事不一样。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是因为它有一个好的制度环境，使得社会中最优秀的人去创业，去经营企业；而在落后国家，往往是最优秀的人去做官。我在1984年就提出一个观点，希望中国人从“学而优则仕”转到“学而优则商”。这个转变很大程度就是改革开放的写照。如果我们把中国的地区差异做一个比较，可以看到，平均而言，政府官员占总人口或就业人口比例越低的地区，经济增长率越高。这说明政府官员比例的减少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如果我们把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GDP情况做一个比较，就会发现，企业家活动越发达的地方，社会收入差距越小。

经济观察报：哪个地方对企业家有吸引力，哪个地方的经济增长就快，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就高；哪个地方的创业环境好，哪个地方的企业办得多，哪个地方的就业压力就小。这是毫无疑问的。

张维迎：企业家队伍的壮大对社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几次大的经济发展，都与企业家群体的成长有关。一个健康的社会要有一个导向，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如果不能得到合理的回报，以后就不会有人愿意为社会贡献，这对整个社会是一个损害。这正是我们要改革的原因。一定要善待那些曾经为社会做出过贡献的优秀的人，尤其是那些在市场竞争中为我们创造了财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