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多与“达达”有多像？

孙骁骥

1921年6月5日，58岁的乔治·费多在遭受梅毒的数年折磨后，悄然逝去。纪德的私人秘书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乔治·费多去世。他写的《马克西姆家的姑娘》其实很有达达派的感觉。”而在日记的同一页，我无意间找到了另一个有关达达主义的句子：“达达主义者接受了《戏剧报》记者德斯帕尔贝斯的采访。他们在他面前装疯卖傻，开了一大通玩笑。”

其实我想说的是，费多和达达主义到底有多像？当微暗的灯光将舞台中身着奇装异服的角色照亮之时，作为一名观众，我能够真切地看到费多的灵魂正以一种戏谑的方式逐渐复活。有趣的是，这“复活”的处所是在北京一栋四层楼高的试验小剧场内。

但为什么不是在巴黎上流社会的剧院里呢？对于那些在巴尔扎克作品中时常出现的、习惯拿黄手绢轻轻抹去眼泪的贵妇来说，费多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异类。笑，本应该是不露齿的，费多却千方百计引诱人们开怀而笑；哭，也只合黯然垂泪，费多却偏偏指使观众嚎啕大哭。虽然同是讲述爱情，但滑稽搞怪的费多从一开始就注定不可能与奥芬巴赫在同一舞台出现。

那么，或者在现代流行文化的另一个集中之地——电影院？费多的剧作《天堂酒店》(Hotel Paradiso)、《横冲直撞偷错情》(A Flea in Her Ear)，包括《马克西姆家的姑娘》等剧作都曾经被改编为影视剧。不过，将戏剧千头万绪的情节连同剧作家的思想简单地“压缩”在十几公尺高的一方荧幕之内，无疑是今天喜欢掏钱看戏的小资们所无法忍受的。

于是，我们只好重新回到剧场，将那个尚未通过翻译进入汉语的费多量化、重组，将他戏剧的精神化身为剧中19位可笑又可悲的人物。这里有为了获得理想丈夫而苦练钢琴的少女，在故纸堆里寻章摘句觅爱情的书呆子，不断折磨丈夫的媳妇和她的婆婆，在家庭和事业中都遭受无奈与失败的中年男人……所有这些人物构成了《费多，等等》中一种表面上歇斯底里，根底里却又冷静得可怕的独特气质。

这种异质混成的特点恰好是达达主义的神髓。随意、偶然，是这个诞生于瑞士的“短命”艺术派别所苦心孤诣的“艺术指标”。杜尚曾将一个从商店买来的男用小便池起名为《泉》，以调侃所谓的经典艺术概念，在纽约参展时，这件作品立刻遭到了独立艺术家协会的拒绝。而在费多的舞台上，同样的小便器却被一心想为法国军队提供此类“先进装备”的“发明家”先生抛向空中并在落地时摔得粉碎。这儿并不存在任何对于传统的调侃，即使有，也不过是对人命运反复无常的揶揄：一个空想多于实践的“便壶制作者”在面对生活的琐碎乃至残酷之时，很可能会不堪其重。

那个做便壶的人或许就是费多自己，当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时，他自得其乐，充满活力，而一旦与现实生活相遇，无助与徒劳立刻就占了上风。这样的人可以说就是玩世不恭的巴黎达达主义者的化身，尽管这种“主义”要等到费多死后才开始红火起来。费多自己生前就时常朝三暮四，寻花问柳，后来还染上了赌博的毛病，在与妻子离婚后疯癫而死，可以说是做人失败，但做戏成功。当人们惊异于创作出这一幕幕闹剧的作者背后的惨淡人生时，“达达主义”的布景也就被费多染上了悲剧的底色。

如此戏剧大家的作品在19世纪的法国社会，却被当时的小资们视为看罢一笑的轻喜剧。但费多戏剧中挥之不去的“达达精神”和悲剧根底却继续在上世纪20年代巴黎的沙龙中延续着生命，并在多年以后的今天，重新现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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