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周四接受了《华尔街日报》的采访。以下是此次采访的部分内容。

WSJ: 在奥运即将到来之际，您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王岐山：我在雅典奥运会揭旗之后，我特意通过媒体释放信号，我的原话是，“从此刻起，我们这个城市将是世界上问题最多的城市，我自然就是问题最多的市长。”因为大家都关注北京，都关注她的人和事，不管是地方，还是人，还是事，他们都会必然被关注。都知道北京要办奥运，北京是什么城市，北京发生的任何事都会和奥运连在一起，或者因为她要办奥运，所以她发生任何事情大家都会感兴趣，所以这个市长就会被关注。

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现代以来所有举办奥运会的城市都已经完成了现代化，而我们现在正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的时期。在我们国家这样的体制下，在城市化加剧的时候，作为北京这个都会城市，面临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是非常多的。总的来说，我们面临着六个方面的问题，也就是我的工作的六个方面。

一个是整个城市的规划，一个是城市的发展，另外是城市的建设，还有整个城市的安全运营，另外就是城市的服务，和城市的管理。

如果说人口资源环境关系紧张，这六个方面都比较紧张，一个是在动态的急剧变化中，这六个方面的工作可想而知，是非常难的。我们讲，所有的都以人为本，但我这个城市的人口很难控制，我们几乎在每个五年规划，或者是十年城市规划中，都有人口目标。我查了一下北京的历史，几乎没有一次是能够实现规划人口数字，每次都是大大超过。如果说过去在户籍制度有效的时候，是我们完全政府行为扩张的城市，那么现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运作下，现在不完全是政府扩张，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市场自己的扩张。

WSJ：您如何看待腐败问题？

王岐山：对任何有钱人，或有权人，再加上有美色的，都可能发生腐败。古今中外历史上，除了原始社会，腐败都存在。这方面应该说各种体制的国家，都在这方面做出了不断的努力。我们国家，腐败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明显出现的。所以我们做了很多制度和组织的创新来反腐。我们也采取各种办法，包括教育，惩治来反腐。据我所知，我们国家对腐败的惩治程度在世界上来说都是最重的。

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个问题，还要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过程，我们如何使整个社会，包括人民在内，公民在内，形成一个以信念、道德(为主导的社会风气）。再一个就是要解决在这方面法制的有效性。还需要解决很直接的问题，在公平和效率的选择之间，我们如何比较好地解决收入分配合理。因为收入分配差距不断加大，这个趋势是不利于反腐败的。另外中国正在走一个没有人走过的路，我们在探索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理论上，应该是公平和效率同时都能解决的，但实践过程中，我们还在探讨，我觉得这条路还没找到。就是说最高的效率和最大的公平同时存在还没有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