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举世瞩目的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诞辰100周年。在“左”祸深重的年代，孙冶方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并因此身陷囹圄达7年之久。改革开放大幕拉开，孙冶方又以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无畏探索，得到国人的高度崇敬。回顾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既是对改革开放的最好纪念，也是对孙冶方的最好怀念。为此，徐庆全先生采访了孙冶方的外孙、云南省政协常委、著名企业家武克钢先生。

革命家外公和资本家外公

徐庆全:我看的材料表明你有两个外公，孙冶方还不是你亲外公。

武克钢:我母亲生于江苏无锡。那时，无锡有两个有名的家族:荣家和薛家。荣家，就是荣毅仁家族；薛家，就是我母亲的家族。两家都是从事实业救国的大家族。

我的亲外公薛明剑兄弟四人，最小的是薛萼果，也就是后来的孙冶方。他参加革命后改名，从母姓孙。薛明剑有子女16个，而薛萼果则无儿无女。薛明剑就把我的母亲过继给了孙冶方。在我眼里，孙冶方就是我的亲外公。

徐庆全:薛明剑是大资本家，又和国民党有联系；孙冶方后来参加革命，成为反对国民党的人。你有一个属于大资本家的亲外公，又有一个属于颠覆资本家制度的外公。

武克钢:的确，兄弟俩刚好相反。薛明剑走的是富民强族实业教育救国之路，孙冶方走上的是共产主义之路。虽然今天人们对哥哥知之甚少，但70年前情况却正相反。薛明剑做过国大代表、立法委员，是当年南方民族工业界举足轻重的人物，被孙中山和蒋介石器重。从现在留下的他的遗稿看，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经济学家、企业管理家。他甚至可以把一个纱厂按照我们现代企业的管理方式来经营。

徐庆全:薛明剑比孙冶方大14岁，“长兄如父”，按理说，孙冶方也应该成为国民党的一员，可他为什么却选择了共产党？

武克钢:孙冶方是有些书生意气的人，因为他是兄弟中最小的，所以大家都很照顾他。他晚年几次跟我讲，人生都是很偶然的，如果那时他再大两岁，就会被明剑带去投奔国民党。14岁那年，孙冶方考取“无锡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在这里，他遇到了身为中共地下党员的老师张效良（张志和）。就是这位张先生在薛萼果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共产主义种子，这成了他一生再也没有动摇过的信仰。不仅如此，受外公的影响，薛明剑家里的5个孩子也都投奔了共产党，包括我母亲在内，后来都成为共产党优秀的高级干部。

徐庆全:你在与这两个外公交往时，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感觉呢？

武克钢:当然有了。解放以后，薛明剑是被改造的对象，而孙冶方则是共产党内的高级干部，两个人的地位天壤之别。薛明剑住在上海漂亮的石库门一大栋小洋楼里，很气派，但常常牢骚满腹，因为他是被改造的对象嘛。

孙冶方在北京，政治地位很高。他与周总理、陈毅、朱德等关系很密切，他们之间经常串门，我也成为他们眼中的小宠儿。周总理喜欢抱我，邓颖超大姐给我拿糖吃。外公和陈毅都是新四军出来的，所以关系更熟悉一些。陈毅抱我，喜欢用胡子扎我。我8岁那年，参加“八一建军节”活动，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回来和同学讲我见到毛主席，他们还认为我在吹牛。那时候，我虽然不是很懂事，但也知道，北京的外公是革命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也十四五岁了，开始懂事了，但我两个外公却都从我生活中消失了。母亲警告我不准在外头讲任何一个外公，好像要把我童年这一段回忆抹掉似的。因为上海的外公作为资本家被抄家揪斗，北京的外公作为反革命也被打倒了。

徐庆全:那你呢？“文革”初期是不是也很狂热？是不是觉得你两个外公的确应该被打倒？

武克钢:“文革”时我们家在武汉，虽然“文革”的风暴让我很狂热，也积极参与，但没有参与对外公的揪斗。上海的外公，他本来就是资本家，我觉得揪斗也是应该；北京外公，由于他坚持社会主义经济也要遵循市场规律，很早就对苏联的那一套提出批判，他在1964年就遭到了批判。“文革”中，他被继续批判并被抓进监狱，我也没有觉得特别不好理解。当然，我当时也不懂他的观点。说他们的确应该被打倒，那也不至于，因为他们毕竟是我的外公，但我的确觉得应该让他们接受批判。不过，后来我就不这么想了。

外公曾是邓小平、叶剑英的老师

徐庆全:你说这个“后来”，是什么时候？

武克钢:就是“九一三事件”。“九一三事件”对我有一种晴天霹雳般的震动，开始觉得不对头了。小时候觉得和蔼可亲的杨尚昆、陈毅等人都是坏人，我难以理解，肯定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推而广之，已经关在监狱里的北京外公和正在劳动改造的上海外公，我也觉得他们根本就不是坏人。

我把这个想法和母亲说了，母亲1940年代末在武汉读书时，就参加了共产党，当然看得比我更远一些，只是她不说而已。母亲这才给我讲了北京外公的学术观点，并把他的书找来给我看。我越看越觉得，北京外公真是了不起；越看越觉得，对他的批判是必然的，因为他的观点，与毛主席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路简直是南辕北辙。

1973年，我被推荐到北方交通大学，母亲特别高兴。临行前，她叮嘱我:“到了北京想办法去看看外婆，外公是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罪名被抓的。他是反对林彪的。现在林彪都死了，他也可能会很快被放出来。他是个老共产党员，他是个好人。”母亲先让我向在北京的大姨妈打听情况，如果情况不好，就先不去。

徐庆全:你母亲不是也认为外公没有错吗？为什么还这样说？

武克钢:因为母亲担心，我费尽曲折才上大学，不要因为与外公的联系而影响我的前途。可是我才不担心呢，所以我一到北京安顿好后，就在周日到大姨妈家打探情况。但亲友们都说，现在正在批资产阶级法权呢，对孙冶方还能放松？我想，不管如何，我要去看看外婆。我就向大姨妈要地址，并说是妈妈让我去看的。大姨妈给我写了地址，但不让我告诉亲友们。

徐庆全:你去了吗？

武克钢:当然去了。那时，外婆住在三里河一个筒子楼里，早就不是我小时候印象中漂亮的四合院了。自外公被抓后，外婆一个人独居，基本上不和任何人来往，我敲了半天的门，也没有人应声。后来外婆说，她就想不到会有人到家里来，以为是敲错门了。外婆见到我后，一把就把我抱住，老泪纵横，哽咽着说:“没有想到你会来，你外公也不知被抓到哪里去了，这么多年都没有音信了。”然后，又急切地问:“你母亲还活着吗？你家里人还好吗？”都有些语无伦次了。我也是大男人了，也止不住泪水。

徐庆全:你跟外婆都谈些什么？

武克钢:谈的最多的还是外公。我虽然从小就知道外公很不简单，但是，我对外公的历史了解很少。从外婆那里我才知道，原来外公是这样了得:老共产党员，还和王明、杨尚昆、张闻天等人一起在苏联留过学。外公因为江浙同乡会事件，当年还差点被共产国际枪毙，因为蒋经国的缘故才保了一条命。邓小平、叶剑英从法国回来到莫斯科学外语、学政治经济学，外公就是他们的老师——后来，外公病重邓小平看望他，称呼他为“孙老师”就是这么个来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