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冶方:“我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观点”

徐庆全:有你常来看外婆，比她一个人独居要好多了。

武克钢:那是啊，不过，后来外婆就更高兴了，因为他们的养女李昭也来了。这时已经是1974年了，周总理病重，邓小平复出，大刀阔斧地整顿“文革”的混乱局面，对老干部的监管也逐渐放松了。这一年的10月，有人通知说，外公还活着，可以去看他。我立刻陪外婆到秦城监狱去看外公。但到秦城监狱门口，我却不能进去，只让外婆一个人进去。外婆出来就哭了，告诉我:“老头子太可怜了。”外公倒没有诉苦，只是向外婆要草纸，后来才知道他是用来写东西。他告诉外婆，在监狱六年，他就做两件事:一是写外调材料，一是读马恩、毛泽东选集，他把《资本论》都快读烂了。

徐庆全:其实，当时孙冶方在监狱里也没有停止过思考，他还在写作，只不过是靠打腹稿而已。

武克钢:是的，但是他还不能和外婆说这些。后来，我又陪外婆去过几次，但都不准我进去。1975年初的一天，外婆突然打电话到学校找我，留言说有事。我就赶到外婆家，原来外公要被放出来了，要我陪她一起去接。那天，学部军管会也来人了，陪我们一起去监狱。外公走出监狱大门后，有点迷茫。这是我10年后第一次见到他。他有些茫然地盯着我，后来才如梦方醒地叫了声“沙沙”，那是我的小名。没有意外的惊喜，平淡得一塌糊涂，而我却忍不住泪水。

徐庆全:大概由于军管会的人在，外公也不好说什么吧。

武克钢:是的。这次放外公出来，我们感觉很突然，也不知道放他出来以后怎么安排。车子直接把我们拉到学部军管委员会去了。等了片刻后，来了一个军管会的什么人，趾高气扬地和外公谈话:你的罪行是严重的，你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是记录在案的。外公镇定地说:“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坐牢，也不知道你们为什么把我放了，既然你代表组织跟我谈话，那我就谈三点:我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观点。对我的学术观点，可以讨论，可以争论，可以批判，但我还没有认识到我错在哪里”。军管会只好自我解嘲地送外公回家。

徐庆全:回来以后，有关部门有没有再找麻烦？

武克钢:没有。外公回来后也没人管他，也没人发给他工资、找他谈话，起码三个月没有一个人来看他，他成了被“遗忘”的老人，他也不敢和人家联系。那时只靠外婆一个人的工资，生活过得很拮据。

徐庆全:他和你聊过监狱里的生活吗？

武克钢:聊过，他详细地给我讲了为什么他会很早就被抓进监狱。他告诉我，至少从1958年开始，中央的一些人就对他很不满意了。1958年大跃进时，“一大二公”之风盛行，张春桥在《解放》杂志上发表文章，鼓吹供给制，外公说:“我坚决反对，由此我提出了‘价值论’。张春桥不满还在其次，因为那时他还构不成对我的威胁，当然，后来‘文革’时就另当别论了。主要是中央有些人对我不满。1962年6月到8月，陈伯达邀请我每天去《红旗》杂志编辑部参加座谈会，康生也几次约我去‘座谈’，让我讲自己的学术观点。其实我知道，那是他们在‘钓鱼’，以便收集我的‘修正主义罪证’，以后再将我一棍子打死。有些好心人劝我不要参加，我坚决要参加。我对他们说:‘我不需要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只要有答辩权，允许我反批判就行。帽子总是要戴的，不是戴这顶，就时戴那顶，可是答辩权最要紧。’1963年底，那时候已经是‘反修防修’了，我在哲学社会科学部一次扩大会议上还是讲了我的关于利润问题的观点。一些朋友到我家里劝我，我还是认为，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比什么都重要，谢绝了朋友的关心。”

徐庆全:孙冶方的朋友后来对这次会议的情况有回忆。朋友对孙冶方说:“现在风声很紧，还是不要再讲利润问题。”他回答:“什么是风声，我不是研究气象学的。”这样掷地有声的回答，说明他对学术严重的“风派”行为是深恶痛绝的。

武克钢:是啊，他不会做“风派”人物，仍然坚持写这方面的文章，公开刊物发表不了，他就在内刊发。用当年康生的话说简直是“死不改悔”。到了1964年，康生、陈伯达就根据外公在内刊上发表的文章，给他戴上“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的帽子。有一次他们指定他去参加会议，讨论一篇在他指导下由几个年轻人写的有关生产价格的论文。他挺身而出，把火引向自己。他说:“不必批判年轻同志，观点是我的。”就这样承担了政治责任。

在重压下，有的人放弃了原来的观点，有的人灰心失望准备改行，可是他在会上公开宣布接受挑战。他说:“对我来说是遭遇战，我应战。”他还说:“你们没有把我打垮，现在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不是我，而是别人！”从此对他的打击一步步升级，直到“文革”开始，1968年4月4日夜间他被戴上手铐，关进秦城监狱后，人们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

他进了监狱还跟管理人员“叫板”。他对管理人员说:“死不足惜，声誉毁了也不要紧，我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所形成的观点决不能丢，我要为真理活下去，要在死前把它留下来，让人民去作公正的判决。”老头子坐了7年牢，在牢房中他一直坚持写“论战书”。狱中没有纸笔，他就打腹稿，反复背诵，达八十五遍之多。他长期患肝病，居然熬过了极端苦难的7年铁窗生活。真是奇迹！在那里是单人监禁，没有人说话，很容易被关疯。外公谈到这一点时说:“我要感谢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救了我的命，我的观点是我的精神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