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外公是以此来勉励同道的。

武克钢:1979年9月，外公检查身体，发现胆囊附近有黑影，医生从他腰部抽出了淤血，于是立即剖腹检查，发现是晚期肝癌。动手术后，外公休养了一个时期，又开始各种活动了。他照常读书写作，参加会议，不断地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用他的话来说，是“放炮”。

在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他的讲话很尖锐，引起一些人的震惊。会后，他遇见李先念就问:“我是不是有些过了？”李先念说:“孙老你又放炮了，不是过了而是轻了一点，要多放几炮支持一下小平。”外公这些人是全力支持邓小平的。

徐庆全:其实，外公不仅关注经济问题，还常常“管闲事”，对文艺界的事情也不平则鸣。王元化先生生前我曾采访过他，他与孙冶方在上海沦陷时期就在一起工作。他提到外公为电影《天云山传奇》写文章的事。

武克钢:对这件事，我也认为他在“管闲事”。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好像是1982年放映的，放映不久就被某些报刊斥为“完全歪曲了反右斗争的真相”，认为它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文化上的反映”。

外公在医院里看到这些评价后，就对我说:想办法给我找来看看。看完后，他说，这种指责完全没有道理，我要写文章对这种无理的指责进行抗争。

他给夏衍和张光年打电话，说要写文章。夏衍和张光年虽然对外公的支持表示感谢，但都不同意他写文章，因为他的身体已经不行了。但他还是坚持要写，以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爱憎，投入到这场论争中去。文章发表后，反响很大，对这部片子基本上肯定了。

中央为抢救外公的经济思想，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

徐庆全:你1979年到蛇口去工作，与外公的接触也就少了吧？

武克钢:我1979年到蛇口，只是短期考察。1980年才正式到蛇口工作。蛇口是“特区”，一切都在试验。我虽然见外公的时间少了，但我们经常联系。1981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时，刚上马的特区就被攻击为资产阶级的温床。外公很关注。他特意给我写信，要我把对香港经济发展的看法、我在蛇口的感受，实事求是写给他。我给外公写了一封长信，谈到蛇口生气勃勃的景象，对那些挑起姓资姓社争论的理论家们表示了自己的不满。这封信外公修改后，变成了我写的一篇文章。外公送给了胡耀邦。耀邦批示给有关部门参照，并将附件给了外公。后来我才知道，这篇文章还起过一些作用的。

也是在这次争论中，原来派我们到蛇口的交通部担心又犯路线错误，要把我们全部调回来。我对此坚决反对，坚持要留下来。我和外公谈了自己的想法，外公坚决支持我，并鼓励我在那里做出一番事业。

徐庆全:我看到有关蛇口特区的著述中，多处提到了你，后来你还当官了，看来你没有辜负外公对你的期望。

武克钢:是的。1984年，我被提为蛇口区的副区长。我来北京公干时，我的交通部的老领导苏宁见到我说:“鼻子一犟还犟出名堂来了，如果留在交科院你还当副局级，连课题组长都通不过。”不过，那时外公已经去世一年多了。

徐庆全:你在蛇口期间，外公已经因病住院了。想必你也没有时间常来看他吧？

武克钢:我虽然在蛇口，但回北京的机会非常多。每次回来，我都要在外公身边待几天。1979年，在得知外公得癌症后，小平同志有一个意见:一定要把孙老的经济观点留下来。中央为了抢救外公的经济思想，在青岛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参加这个班子的人，现在都成了叱咤风云的经济学家了。

1982年，外公病势转危，住进了医院。不过，他对中国经济的思考一刻也没有停息过。这一年，十二大召开，他作为中顾委委员、大会代表，在会上做了一个发言，认为党中央提出的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内，争取全国工农业生产年总值翻两番的奋斗目标，是有充分把握实现的。中央领导同志便想请他写篇文章详细地论述一下这个问题。接到通知后，他一刻也没放松，总是念叨着:“这是中央交给我的任务，我一定要把文章写好。”

当时国务院负责同志看到他的发言后，专门到医院来和外公商讨，我正好在。这位负责同志就经济管理问题征询外公的意见。外公说:“要管好经济工作，记住一点:统计要独立。我们吃统计的亏太大了，统计不独立，统计就不真实，经济就会出问题。”后来《人民日报》发表了《统计要独立》的文章。谈到经济20年翻两番的想法，这位负责同志问:我们到底有没有把握？有些人有不同意见。外公说:我经过思考，认为有把握。我正在写文章阐述这种思考。这次谈话后，外公的意见被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后来，外公就写了他生命中最后的一篇文章《二十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保证》。

徐庆全:这是一篇当年反响很大的文章。它的意义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是政治上的，对那些迈不开改革开放步伐的人，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武克钢:是啊，现在来看，意义更加凸现。你不知道，那是外公在病床上写的。那时，他的身体已经不行了。这篇文章，他先给我讲，我就记录，有一个稿子后，他再讲，助手记录，最后他修改。助手把稿子给他逐字逐句地念了一遍，他边听边提出修改意见。晚上，他又让我再把稿子一遍又一遍地念给他听。次日一大早，他一遍一遍地修改着。打印后，晚上，他又让我再把稿子一遍一遍地念给他听。

稿子见报当天，下午两点，那位国务院负责同志办公室打来电话说文章写得很好。并告诉外公胡耀邦同志、陈云同志看了也都认为写得很好。后来，姚依林、陆定一、薄一波、伍修权、周扬、薛暮桥、于光远等都打来电话，祝贺他为党、为国家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外公听后，一阵轻松，对李昭和我说:“这是我最后的一篇文章了！”我们自然心情很悲凉。

“外公其实挺洋的”

徐庆全:外公去世时你在身边吗？

武克钢:在。外公在弥留之际，提出一个非常怪的要求，想吃红萝卜皮cheese，也就是奶酪。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但我知道，因为外公给我讲过。当年，外公在去莫斯科留学的火车上，每人发几个面包和两个红萝卜奶酪。有一天，苏联的列车长冲进中国留学生所在的车厢，大喊大叫。原来有人嫌红萝卜奶酪不好吃，扔到厕所里被苏联人发现了。这位列车长很愤怒，叫嚷说:全苏联人民都吃不上的东西，优待你们这些学生，你们居然给扔了。后来才知道，是王明扔的。外公说，他们不喜欢吃，可我喜欢吃。

可是，当时条件有限，到哪儿找呢。后来，还是梅益通过关系找到外交部才弄到的。外公躺在病床上，一片一片地削着吃，一脸陶醉。他削一片给我吃，我差点没吐出来。外公说我是“土包子”，洋东西不会吃。

外公其实挺洋的。1949年上海被接管以后，外公在上海财委工作，办公地点是原来日军侵华司令部。当时要把资产阶级的东西全部清走，外公突然发现，有留声机和一柜子唱片。他就把这些搬到了办公室一直保留到他去世，现在都在我这里。外公一辈子喜欢听音乐，而且听到了很高的境界。在他住院时，留声机拿到了病房，他就在这音乐中与病魔抗争。

徐庆全:外公去世前，由薛暮桥、徐雪寒等55位著名经济学家发起成立了孙冶方经济学基金会。至今已经25年了，推出了一批批经济学家，如李克强、周小川等等。

武克钢:其实，孙冶方经济学基金会除了推出新人的作用，还有团结“旧人”的作用。“旧人”，是指一些老经济学家。改革开放30年了，经济学界观点分歧相当大。不同观点的经济学家，很难坐在一起，可是，每当孙冶方经济学基金会开会或评奖时，不同观点，甚至是针锋相对的人，也能聚在一起，共同商讨问题。一位经济学家曾感慨地对我和李昭说:如今的经济学门派很多，也只有在纪念孙冶方的旗帜下，才能把这么多不同门派的经济学家聚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