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军管会，孙冶方曾说:我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观点。

■人物档案

孙冶方(1908—1983):江苏无锡人。经济学家。建国后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顾问、名誉所长，中国社科院顾问，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顾问。1982年当选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于1985年开始设立和评选，每两年评选一次，是迄今为止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

主要著作:《关于国民经济建设和国家资本主义》《关于“资产阶级法权”》《关于改革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几点意见》《社会主义经济论》《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孙冶方选集》《中国社会性质的若干理论问题》。

编者按

今年是举世瞩目的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诞辰100周年。在左祸深重的年代，孙冶方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身陷囹圄达7年之久。改革开放大幕拉开，孙冶方又以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无畏探索，得到国人的高度崇敬。此文节选2008年第9期《炎黄春秋》刊登的武克钢长文《我的外公孙冶方》，以飨读者。

我母亲生于江苏无锡。那时，无锡有两个有名的家族:荣家和薛家。荣家，就是今天大家都知道的荣毅仁家族；薛家，就是我母亲的家族。

我的亲外公薛明剑兄弟四人，最小的是薛萼果，也就是后来的孙冶方。他参加革命后改名，从母姓孙。薛明剑有子女16个，薛萼果则无儿无女。南方有这样的传统，兄弟之间，如果有的没有孩子，另外兄弟的孩子多，就要过继给没有孩子的兄弟。薛明剑把我的母亲过继给了孙冶方，所以我是孙冶方正嫡的外孙。

薛明剑走的是富民强族实业教育救国之路，孙冶方走上的是世界大同，共产主义之路。解放以后，薛明剑是被改造的对象，而孙冶方则是共产党内的高级干部，两个人的地位天壤之别。

孙冶方在北京，政治地位很高，与周总理、陈毅、朱德等关系密切，经常串门，我也成为他们眼中的小宠儿。周总理喜欢抱我，邓颖超妈妈给我拿糖吃，那时候糖是非常珍贵的。外公和陈毅都是新四军出来的，所以关系更熟一些。陈毅抱我，喜欢用胡子扎我。我8岁那年，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外公是老共产党员，和王明、杨尚昆、张闻天等一起在苏联留过学。邓小平、叶剑英从法国回来到莫斯科学外语，学政治经济学，外公就是他们的老师——后来，外公病重邓小平看望他，称呼他为“孙老师”就是这么个来历。

“我不是研究气象学的”

“九一三事件”对我有一种晴天霹雳般的震动，傻啦、害怕啦，开始觉得不对头了。毛主席身边的人，除了周总理，简直没有一个好人啦？和蔼可亲的杨尚昆、陈毅，都是坏人?我难以理解。推而广之，我的已经关在监狱里的北京外公和正在劳改的上海外公，我也觉得他们不是坏人。

1974年，周总理病重，邓小平复出，大刀阔斧地整顿“文革”混乱局面，对老干部的监管也逐渐放松。10月，有人通知说，外公还活着，可以去看他。我立刻陪外婆到秦城监狱。但到监狱门口，只让外婆一个人进去。外婆出来就哭了，告诉我:“老头子太可怜了。”外公倒没有诉苦，只是向外婆要草纸，后来才知道他是用来写东西。在监狱七年，他就做两件事:一是写外调材料，一是读马恩、毛泽东选集，他把《资本论》都快读烂了。

后来，我又陪外婆去过几次，但都不准许我进去。1975年初的一天，外婆突然打电话到学校找我，留言说有事。原来外公要被放出来了，要我陪她一起去接。那天，学部的军管会也来人陪我们一起去秦城监狱。外公走出监狱大门后，有点迷茫，可能因为在没有任何精神准备的情况下，就被放出来的缘故。这是我10年后第一次见到他。他有些茫然地盯着我，后来才如梦方醒地叫了声“沙沙”，那是我的小名。没有意外的惊喜，平淡得一塌糊涂，而我却忍不住泪水。

接到他以后，车子直接把我们拉到学部军管委员会去了。一个军管会的什么人，趾高气扬地和外公谈话:你的罪行是严重的——外公沉静地说:“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坐牢，我也不知道你们为什么把我放了，既然你代表组织跟我谈话，那我就谈三点:我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观点。对我的学术观点，可以讨论，可以争论，可以批判，但我还没有认识到我错在哪里。”军管会只好自我解嘲地送外公回家。

出狱后，外公告诉我，至少从1958年开始，中央的一些人就对他很不满意了。1958年大跃进时，“一大二公”之风盛行，张春桥在《解放》杂志上发表文章，鼓吹供给制。外公坚决反对，由此提出了“社会主义也要遵守价值规律”。1962年6月至8月，陈伯达邀请外公每天去《红旗》杂志编辑部参加“座谈会”，康生也几次约了去“座谈”。其实外公知道，那是他们“钓鱼”，以便收集他的“修正主义罪证”。有些好心人劝他不要参加，他坚决要参加，说:“我不需要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只要有答辩权，允许我反批判就行。帽子总是要戴的，不是戴这顶，就时戴那顶，可是答辩权最要紧。”1963年底，已经是“反修防修”了，他在哲学社会科学部一次扩大会议上，还是讲了关于利润问题的观点。一些朋友到家里劝他，他还是认为，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比什么都重要。

外公的朋友对这次会议的情况有回忆。朋友对孙冶方说:“现在风声很紧，还是不要再讲利润问题。”他回答:“什么是风声，我不是研究气象学的。”他的老朋友、经济学家平心死后，他感念平心的风骨，发议论说:我憎恨那些文化专制主义及其卵翼下的恶霸、恶棍，但我也讨厌那种闻风而动的“风派”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