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因力挺邓小平改革开放而出名,也坦承曾写过“批邓”文章,朱镕基因此称其“文才可用,心术尤正”

北京也有人讲，《解放日报》有什么资格，凭什么抢占中央的旗帜？我当时觉得，我并没有代表中央宣布什么，抢占什么，只是出于政治敏感，结合上海实际，不抄文件，用自己的语言宣传党的思想，这是地方党报应该做的，也是一种历史责任。

———周瑞金

周瑞金现在过着一种半退隐的生活。按照中国的计龄方式，他今年刚好70岁，孔子所谓“从心所欲不逾规”的年纪。

而在众目睽睽的公共领域，周瑞金却像一个按捺不住性情的江湖好汉，该出手时就出手，卷入意识形态的繁复论争。这一生，他最为人称道的是1991年的“皇甫平系列政论”，他无法走出时代赋予他的巨大象征，虽已退休，但仍无法忘情于政局走向与家国命运。

中国社会在不断的颠覆与重构中走到新的十字路口。而周瑞金，也用半个甲子的时间，实践着自我价值观念的更新。

“我怎么能够批评毛主席呢？”

我曾发言批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当党校要在校刊发表时我又收回来了，这是当时思想拉锯战的情况。

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时候，主持上海市委工作的是彭冲。当时有个说法叫“彭冲不冲”，没有冲在真理标准讨论的前面，反应比较滞后，所以小平同志把他找到东北去做工作。我当时是《解放日报》评论编辑，由于上海市委的影响，《解放日报》在真理标准讨论一开始，态度也不是很鲜明。

粉碎“四人帮”前后，我一直在评论部写评论，也没有太大的变化。但从整体上说，因为没有“四人帮”那一套影响，所以比较宽松了。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时，我对毛主席还是比较崇拜的，觉得虽然他老人家有错误，发动“文革”、整老干部不应该，但是总体上把握中国还是得靠他。当时还是这个思想。

对我触动最大的，是1977年8、9月份刊发在《人民日报》第三四版的一篇豆腐干大的文章，它提出来一个问题：不要搞个人崇拜。我当时的感觉是，这篇文章点到了要害。所以，后来真理标准讨论展开时，我还是比较接受的。大概在10月，争论最尖锐的时候，我到上海市委党校参加理论班，学习了一年。

在市委党校学习期间，我有两个发言，一个是批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我当时找了很多资料，完全是分析毛主席最后20年中的言论，讲他怎样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展到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把中国引导到“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开始党校很重视，要我把文章整理出来，好像要拿到党校校刊上发表，还要我在更大的范围演讲。但到第二天，又收回来了，说怎么能够批评毛主席呢？这就是当时思想拉锯战的情况。

我的另一个发言是讲“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给国家建设带来的危害，重点讲大起大落的马鞍型发展的经验教训。我当时用大量的数据表明，主观唯心主义指导经济建设，造成深耕、密植、大炼钢铁等经济上的损失很大，得不偿失。我是从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这两个方面来看真理标准讨论的，在市委党校的这两个发言的影响都比较大。

在党校的学习，给我打下了一个思想认识上的基础。

我曾写过三篇“批邓”文章

1976年批邓的“三项指示为纲”，中央有文件，我没有办法。内心是不认同的，很同情邓小平。

我1962年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就到上海《解放日报》任记者。之所以报考新闻专业，是因为我高中时文学比较好，作文比赛全市得过名次，我想当作家，当时的语文老师指导我：由记者到作家，是一条比较近的路。

我大学一毕业，开始分配到《解放日报》来信组，这个对我锻炼很大。1963年，我从来信组调到了评论组，编辑一个群众评论的言论专栏叫《大家谈》，主要是关于移风易俗、晚婚晚育等提倡新道德新风尚的议论。

整体上，作为新闻工作者，我当时还是懵懵懂懂的。“文化大革命”以前，听党的话就是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问题，包括我主持的《大家谈》还是贯彻这样的方针，宣传了“左”的观念和做法，当时还没有完全认为是错的。这要有一个过程，到“文化大革命”后期，看到“左”的思想的严重后果，这才大彻大悟。

“文革”中打倒“反动权威”、批斗单位领导人的时候，很多人动员我出来揭发他们。我实在揭发不出什么，一夜之间大字报就都针对我了，认为我保护这些“走资派”，是“修正主义接班人”。北京的红卫兵来冲击报社，制造“解放日报事件”时，我因为说出自己真实出身于小商人家庭，被红卫兵收缴了红袖章，又被报社一些人指责为“叛徒”批了一通。但我没有被开除，十年“文革”有很多人被送到“五七干校”，我倒是没有离开过报社，一直还在写评论。而且那个时候，有时一天要写两个社论，毛主席半夜来个什么新的指示啊，我马上就要起来赶写，不过夜。当时每一轮运动来，我都要挨批的，说我思想右倾，属于保守派，但报社最重要的社论、评论文章还是让我来写的。我就是这种“苦恼人”。

1976年批邓的“三项指示为纲”，中央有文件，我没有办法，只好按照这个调子写了三篇评论。内心是不认同的，很同情邓小平。实际上，1971年林彪座机爆炸后我就看清楚了，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失败的。但1971年以后，批林批孔评水浒，这些我都是经历过来的。

朱镕基说我“文才可用，心术尤正”

我填表的时候主动填我写了三篇“批邓”的文章，后来朱镕基就是因为了解了这个，讲我这句话的。

“四人帮”被抓的时候，我确实很高兴，感到中国有希望了。当时《解放日报》一天发一篇评论，都是我写的，欢呼粉碎“四人帮”。粉碎“四人帮”以后，开展清查与“四人帮”的关系，报纸文章也要清查。上海因为是“四人帮”重要的基地，所以当时发表多少文章批邓，都要清查。从1966年到1976年之间批刘少奇的文章很多，这个是不会被查的，整个路线错了不会怪到你头上。但1976年的批邓被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来清查。

从党校回来后不久，我开始担任《解放日报》评论部副主任，后来任主任、编委。1983年《解放日报》领导班子换人，当副总编辑呼声最高的是我，结果没有当上，就是因为我写了三篇“批邓”的文章。这三篇文章是我填表的时候主动填的，我认为历史是自己写的，填了是坦诚面对，也是一种历史反思，当然如果不填也没有什么。别的报纸有人写的文章比我厉害，他没有填，也当上副总编了。后来朱镕基就是因为了解了这个，讲我“文才可用，心术尤正”，就是说我比较坦诚，当不当得上副总编没有关系，我自己过去写了什么就由我自己负责。

副总编辑没有当上，让我当总编助理，分管的是和副总编辑差不多的事情。1983年《解放日报》的这次人事更换，是整个国家人事改革的一部分。这一年邓小平做了一件大好事，实行新老交替。老干部在“文革”十年受压，所以“文革”后大量启用的是老人，但邓小平要进一步贯彻改革开放的时候，就感到这些老干部中有些人思想观念跟不上，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能力也跟不上，因此需要从五六十年代大学毕业生中选拔一批新人交替。20年一代人，所以基本上 20年一个轮流。改革开放中第一次大规模的新老交替是在1983年，一代新人出来，都是那年上来的。20年后的2002年，也就是十六大前后，又上来了一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