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张运营证“变相价格战”开打

1998年3月，中国电信与信产部脱钩，成为自负盈亏的企业，而当时联通尚没有形成与之相抗衡的格局。政府又一次伸出“调控之手”。

1999年2月14日，国务院批准中国电信改革方案。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网通、吉通、铁通、中国卫星通信7雄初立，形成“数网竞争”的经营格局。

“这是一次规模很大的人员及资产调配，从领导干部到基层员工，1/3的员工要划去移动。所有的移动通信设备也划拨出去了。”作为当时的业务骨干，谢飞还是被留在了电信系统内。

谢飞介绍，“大家都是搞技术的出身，当时我们已经预感到移动通信将对固话产生替代，但没想到会这么快。”谁也没有预料到，市场份额、业务量当时都不占优势的中国移动，会在10年后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电信企业。

与此同时，在移动通讯市场上，中移动与联通之间的“双寡头垄断竞争”硝烟弥漫。

当时市场上最强烈要求降低无线通讯资费的，已经不是消费者，而是两家移动公司的一线业务员。“如果不是政策调控，业务员们早就已经降价了。他们认为公司规定的资费标准还是‘过高’，影响到他们争取客户。”谢飞说。

移动和联通当时在价格管制下创造了许多“变相价格战”的战术。“最普遍的价格战就是推出各种套餐。最多时，双方推出的套餐数近千种。”谢飞说，在资费下降的大背景下，中国手机用户以全球最快的速度递增。

“把移动业务和固话业务分营是政府实现专业化、分业经营建立电信市场体制的重要思路之一。”陈金桥表示，政府通过价格资费调整让移动电信比90年代初期更便宜地向固定电话价格资费慢慢靠拢，“如果不是限制了移动通信的单向收费，固话下滑的趋势将更加明显。”

2002-2008 短兵相接

电信南北拆分 双方陷入重复建设

时间推进到2002年5月，在“打破固话垄断，促进有效竞争”的电信改革原则下，原中国电信集团按地域南北拆分,最终催生出北方的中国网通公司。

当时负责与电信进行资产清算的谢飞认为，此次分拆遗留下不少问题，把网通拖入大规模重复建设的“泥潭”。

根据分拆方案，中国电信拥有全国干线传输网70%的资源，其余30%归中国网通。“这种分配方式，无法在资费上进行量化。比如，从北京打电话去上海，可能用电信的网络，也可能用网通的网络，这就出现了网间结算的问题。10元钱的通话费中，有多少是中国电信的，有多少是中国网通的，很难说清楚。另外，设备维护费用也是个大问题，原本是电信的一条线路，现在分给两家，如何维护没法说清楚。没办法，只好重新建网络。”谢飞说。为此，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迫不得已在对方领地设立省级分公司、重新铺设网络。

“为了收回重复建设的成本，各家运营商必然要不择手段地争夺客户，为争夺客户，又不可避免地继续重复建设，于是就形成一个怪圈。在这个怪圈的循环往复之中，实力较弱的运营商举步维艰。”谢飞分析。

虽然，竞争确实让资费下降，消费者受益。但无序竞争也造成了不少损失。

根据运营商的统计资料显示，截至2005年底，我国几大电信运营企业的光缆线路总长度已达360万公里，总投资近1300亿元。而当时我国的光纤利用率仅约10%。

价格战及大规模重复建设让电信和网通都“吃不消”，最后双方互相妥协，从2007年3月1日起，双方停止在非主导区域发展新用户和相关项目投资。协议还强制性规定，双方各自的建设投入预算都不能超过规定上限。陈金桥表示,此协议宣告了电信南北拆分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