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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田人在西班牙的隐秘商业王国

2012年10月11日 11:54
来源:全球商业经典 作者:杨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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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田人先是风餐露宿偷渡国境,在欧洲地下工厂充当廉价劳工,进而借助“中国制造”势头开展中欧贸易,形成了一支独立的经济力量。就这样,在近30年的时间里,他们在欧洲建立起了一个隐秘的王国。

1995年10月初,一个清冷之夜,19岁的郑建茂离开家乡浙江青田,踏上偷渡之路。

他乘火车先从上海到哈尔滨,再换乘国际列车穿过西伯利亚,经莫斯科进入乌克兰,在基辅潜伏2个星期后,进入匈牙利。一路上,蛇头带他趟过第聂伯河、德涅斯河,翻过冷杉覆盖的克喀尔巴阡山,横穿斯洛文尼亚,12月13日进入意大利边境城市乌迪内—这是青田人通往富裕西欧的第一站。

过去300年出现了一连串重大的移民事件,郑建茂的冒险之旅只是沧海一粟。18到19世纪,1200万西非黑人被迫迁移到新大陆做奴隶。奴隶制瓦解之后,150万之巨的印度劳工涌入欧洲。从19世纪50年代直到20世纪30年代,数以百万计的工人逃离经济萧条的国家进入美国。联合国将在常驻国以外滞留至少一年的人定义为国际移民。根据这一定义,2005年,联合国估计全球共有大约2亿国际移民—每35人就有一个是国际移民。

“经济动物”

西班牙正深陷经济危机的泥潭,但这里的中国人却在展示韧性和耐力:一家店倒闭了他们就再开家新的;拉低物价,跟其他族群争地盘,直至全面接管这个地方。

在家乡神秘消失17年后,2012年8月8日,我在马德里见到了郑建茂。36岁的郑身材健壮、肤色黝黑,他留着短发,头略前倾,言辞恳切岁月完全洗净了他亡命天涯的痕迹。

郑建茂是沿着乡人开辟的路线进入欧洲的。浙江青田共50万人口,有25万人侨居海外,其中约60%采用郑这样的非法途径出国。郑建茂在意大利黑了6年,2001年他来到西班牙,并取得永久居留权。郑显然是这个家庭的希望所在。随后,他相继带出了家乡的6个哥哥姐姐。如今,这个家族已经有近百人散居在西班牙、意大利、法国。

郑的经历也是青田移民的缩影: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青田人先是风餐露宿、偷渡国境,在欧洲地下工厂充当廉价劳工,进而借助“中国制造”势头开始中欧贸易,形成了一支独立的经济力量。就这样,在近30年的时间里,他们在欧洲建立起了一个隐秘的王国。这些移民并非单向移动,特别在西班牙经济危机的冲击下,眼下很多人又在向中国回流。

看起来,郑混得还不错。他在马德里北部一座小城拥有一家1400平方米的超市,在马德里老市区有一家手机店,买了2栋房子。他2000年娶了老婆(也是偷渡来的青田人),老婆为他生了5个孩子:前4个都是女儿,最后一个是儿子。

我随郑穿过GranVia大街,向北深入一处迷宫般的街区,他告诉我“这里是中国人的地盘”。出现在我眼前的场景像科恩兄弟电影中某个超现实主义的画面:GranVia大街上那些拥有木质转门、充满透视感走廊的典型西班牙店铺顷刻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宏达手机店”、“青田美食”、“吃吃看小吃店”、“美美理发店”等诸如此类的繁体汉字招牌,曲曲折折地延续了好几个街区。

这是中国势力在欧洲扩张的有力证据,最近20年来,这一扩张变得尤为明目张胆。该街区位于马德里老城与北部富人区的交界线上。中国人喜欢选择这种交通方便、房价便宜的边缘地带聚居。那些耳熟能详的“中国制造”:裹着金色锡纸的圣诞节小饰品、山寨版的任天堂游戏机、比竞争对手总要便宜几分的移动电话卡,源源不断地从这里运输出来。西边街角曾经有一家专卖盗版的影碟店,那是郑建茂在西班牙开的第一家店。东行500米有一家“青田肉铺”,继续往东是“海外情缘俱乐部”和玻璃上贴着“好消息:新到特白面粉”广告的万通商场。街区北面,Noviciado地铁站附近一栋古旧建筑物的半地下室,还隐藏着一家中国人开的地下服装厂。晚上我经过那里,发现几乎找不到入口,玻璃窗上蒙着白色的高丽纸,里面传出机器马达沉重的轰鸣声,伴有热浪从窗口喷涌而出。

西班牙正深陷经济危机的泥潭,但这里的中国人却在展示韧性和耐力:一家店倒闭了他们就再开家新的;拉低物价,跟其他族群争地盘,直至全面接管这个地方。西班牙劳工部2012年3月31日发布数据称,西班牙取得合法居留的华人有17.3万人,比起2011年6月30日的统计上升了5000人。此间普遍认为西班牙的华人数量在25万到27万之间,差额部分—将近10万人—是仍然没有取得合法身份的“黑人”。

“警察会经常突击此地检查身份。”郑和我行至一个青石板铺就的丁字路口时说。

西班牙的失业率已经攀至25%,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52%。西班牙政府加大了对非法劳工的检查。一方面,随着消费减少、销售乏力,华人社区的失业率也在攀升。在一家中国超市的门前,一个肌肉结实的消瘦男子正蹲在地上读一份华文报纸。从他的五官看,是典型的南方人。他盯着报纸,用余光打量着来人身体的某个部位。这是我所熟悉的中国人的交流方式,充满间接和迂回。

“他们经常来这里的华人商店转转,看看出售的中文报纸上有没有招聘信息。”郑建茂说。我们在商店门前站住脚,那人听到陌生人的交谈,不知道什么时候溜走了,原地留下了一股中国烟草的味道。

沿着Alamo街走到尽头,白色的西班牙人大厦曾经是青田人聚集的地方,现在这里卷帘门紧闭,白灰墙上的涂鸦是一名愤怒的黑人青年端着一把手枪,指着对面一间中国超市。

“现在这里的中国商人已经少多了。大多数都搬去了乌塞拉区,乌塞拉现在是西班牙最大的华人区,因为那里房价更便宜。”

从西班牙人大厦折回东边的Manznna街,还有郑建茂早年开的一家手机店,现在交由他的侄子代为管理。这里既销售山寨手机,也销售手机卡、电话卡,客户主要是当地华人。因为租用了西班牙本地网络,山寨手机通话费变得十分实惠。门脸上一张印有五星红旗的中文广告写着“便宜才是硬道理”、“直接打中国手机座机1分钱,拨打西班牙其他任何手机3分钱,拨打本公司0分钱”。

郑的妻子和第四、第五个孩子也在店里。他的妻子是一位和善、漂亮的女士。他们的三个女儿都在本地最好的学校读书。郑建茂最近正在和中国的经销商谈判,准备帮他们引进一种西班牙产的橄榄油,或许下周就要去中国。他来到西班牙之后,曾经连续11年没有回过中国。但是,2012年,他已经回中国3次,待的时间超过了在西班牙。经济不景气,不少华人把生意重心转向中国。

四女儿抱住他的腿不希望爸爸离开。他轻轻拨开女儿的胳膊,说:“爸爸要回中国给你们挣学费。”

郑建茂送我离开时,正值傍晚时分,马德里大街上出现了一队抗议的人群,举着“独裁”的标语,高呼口号,从马约尔大街经过太阳门广场朝市中心行进,最后差点与防暴警察发生冲突。新政府人民党为减少国家债务大幅削减开支,引发了持久抗议,许多人指责这些措施加深了家庭的财务困境。中国新移民群体选择静默旁观。郑建茂说中国人不会参与他们的抗议。

“我们很清楚西班牙的弊病是高福利享受惯了,政府已经没钱了,越闹死得越快。”

难怪西班牙人会把中国移民看成“经济动物”,一旦没有机会,他们就选择撤离,没有丝毫留恋之情。郑对此观点表示部分认同,他说:“中国商人的特点是模仿和攀比,你开500平方米的超市,我就开1000平方米。西班牙人会一家几代人守着一家店,而中国人如果一家店3年没有赚钱,就会毫不犹豫地换掉,把目光转向另一家。”

但现在,即便是中国人也很难独善其身。郑建茂原本和西班牙人合作卖电话卡,但是网络的兴起,击垮了传统电话卡,生意每况愈下。另外,由于消费减少,他的其他业务也只能勉强维持。他现在急于把赌注压到橄榄油生意上。

这是郑建茂头一次感觉和西班牙人民惺惺相惜:“过去的苦是能熬过去的,现在的苦是一种说不出的苦,有力气不知道往哪里使。”

故乡与他乡

郑茂建说:“所有人都梦想到国外,随便哪个国家都行。特别是当你是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时,你不会太担忧未来,因为未来只能越来越好。”

到西班牙之前,2012年6月,我造访了浙江青田,想探寻25万青田移民向海外大规模流动的秘密。郑建茂的老家青田,隶属丽水。从青田客运站搭车,东行30分钟约40公里,就到达中国民营经济最活跃的温州。1963年之前,青田一度划归温州,早期在海外的青田人都以温州人自居。

青田地势狭长,细窄黄浊的瓯江从两座翠绿色的山中穿过。青田90%是山,5%是水,只有5%耕地。很多乡镇以山为名—阜山、方山、山口。特产是青田石,可以加工成石雕卖钱,这是本地为数不多的资源。因为地处边缘,较少正统礼仪的束缚,青田人一直有向外闯荡的传统。1935年,英文《中国年鉴》记载在17、18世纪之交,青田人经过西伯利亚深入欧洲贩卖青田石。《华侨史概要》记载,“18世纪末期,在塞纳河中心的圣路易岛上,已经有中国人开设的澡堂”。这说明包括青田人在内的早期欧洲华人,已经建立了社区概念。1949年前后,一批青田籍军人撤离中国大陆之后侨居欧洲。当时欧洲华侨约5万,青田人有1.7万。对于后来的青田移民来说,这些前辈乡人早在四五十年前就在欧洲建立了一张可以依赖的关系网。

青田人第三次大规模移民始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至今未有间断。改革开放使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逐年增长,同时也涉及到移民问题。随着农业与非农业活动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农民及其家庭成员涌向城市,中西部移向发达的东部,这种内部移民只是走出国门成为国际移民的第一步。

《国际移民》一书的作者Khalid Koser说,导致移民的并不一定就是发展不足、人口过多或者统治不善本身,而更应该是世界各地的差别。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使用最广的、表示国民收入的经济指标,发达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发展中国家高66倍。出生于非洲布基纳法索的儿童比出生在日本的儿童少活35年,出生于印度的人比出生在美国的人要少活14年。

郑建茂的正式教育结束于青田方山镇初中。郑的父亲是一个农民,母亲是家庭主妇。郑兄妹8人,7个没有文化,全都在温州周边方兴未艾的制造业作坊中做工。偷渡前的1995年前后,郑在温州的私营皮鞋厂和眼镜店打工,月收入只有300元人民币。他偷渡欧洲后,第一个月工资折合人民币8000元左右,相当于他在老家3年的工资。在郑的老家方山镇,村里最好的房子都是欧洲华侨盖的。很多人跟郑抱有同样的想法:去欧洲可以更好、更快地积累资本,等于延长了自己的生命,一如彼时的中国,开始对外展示成长的野蛮力量。

郑茂建说:“所有人都梦想到国外,随便哪个国家都行。特别是当你是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时,你不会太担忧未来,因为未来只能越来越好。”

很难考证,究竟是谁开启了青田人的偷渡潮。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夏凤珍认为:浙江南部至少有60%的人是通过非法途径出国,有的乡镇中90%的人是偷渡出去的。

青田人走的是先合法(探亲),再逾期不归的路。欧洲签证官发现,来自一些中国的入境者(以浙江和福建居多),一旦进入目的地,就随手扔掉护照消失,于是收紧了对这两个地方的签证发放,拒签率极高。

正常的移民路径不通,刺激了偷渡业的兴旺。郑建茂上路那年,青田人的偷渡网络至少已经运转了10年。他们开辟了多条进入欧洲的秘密路线。南线经云南、泰国、尼泊尔、中东到南欧;东线经南美转道西班牙进入南欧;北线由俄罗斯、乌克兰、意大利,进入南欧。

郑建茂走的是风险较小的北线。蛇头就偷渡路线和风险细节、付款方式与家属进行协商,早于郑建茂先到欧洲的大嫂,已经在米兰守候,见到郑建茂就会把13万元人民币偷渡费用支付给蛇头。蛇头也是青田人,作为偷渡产业链条上最为活跃的部分,蛇头这个行当在青田相当受人尊重—特别是不用担惊受怕把蛇客安全顺利送抵境外的蛇头更是被视为能人。

西班牙过去在中国人眼中是个边远的国家。苏联解体,欧盟扩张,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长。西班牙1999年加入欧盟,2002年欧元发行后,西班牙在这个强大的集团中能获得低息贷款—这就引发了地产业的繁荣,房地产开发商和普通家庭大量借贷,推动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扩张。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西班牙当时的经济扎实稳健,排名欧元区第四。宽松的移民政策吸引了大批北非、南美及中国移民。

在位于马德里闹市区的一间办公室,蓄着短须的西班牙青田同乡会会长王凌宙说,青田人大规模偷渡西班牙始于1985年前后。“1985年,大概2万3万青田人利用假签证到了西班牙。”一位叫朱晓海的青田人告诉我,1985年,在他来西班牙的航班上,“有67个青田人”。

“1987年又通过在巴西做假签证涌进来一批。”王凌宙说,“1991年西班牙大赦,欧洲所有没有合法身份的人都往西班牙跑,中国人的人数一下子增加了。”

王凌宙1983年利用学生签证到了西班牙,当年他28岁,是一个孩子的父亲,来到西班牙没做过一天学生,而是到青田人开的餐馆打工。所有青田人的梦想都是先打工还清到欧洲的费用,然后自己有摊生意。如今王在西班牙南部海边拥有一家中餐馆“泽云楼”—他给我看自己手机里存的照片,蓝天白云,餐馆背依青山,大门面朝碧蓝的直布罗陀海峡。如果留在青田,他猜想自己多半会在原单位农机厂终老。

季奕鸿是西班牙第一个拥有正式执照的华人律师,1987年跟随母亲来到西班牙。他的父亲是青田人,他去过父亲的老家两次,印象十分深刻。他说:“青田没有什么工业,也没有什么资源。很多年轻人不想创业,一天到晚梦想哪一天能到国外去。”

1985年,也就是王凌宙到西班牙的第3年,西班牙通过了《外国人法》。从1986年到2005年,西班牙有过6次大赦。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前夕的大赦,赦免了境内300万非法移民,其中约有10万中国人。2005年底,又有约100万非法移民申请大赦,其中中国人大约为5.6万,通过率为60%。大赦是西班牙非法移民合法化的过程,每次都引起欧洲其他国家滞留的非法入境者大量涌入。

2001年的时候,季奕鸿刚开始做律师,他以为自己的业务刚起步时会比较困难,结果当年遇到西班牙大赦。开业第一个月的最后一天,他一天就接到了250份青田人的居留申请。

“很恐怖。人太多了,我只好每10个人召集在一起,告诉他们如何准备材料。那一天,我就把投资收回来了。”

郑建茂在意大利黑了6年。1998年意大利大赦,他想办意大利居留,让一个意大利人骗了3500欧元,居留也泡汤了。2001年西班牙大赦,他投靠在马德里开店的大舅子,取得了西班牙的永久居留权。

获得了合法身份,然后开店取得老板居留权(西班牙工作居留分为打工居留和老板居留,老板居留只能做老板),就可以申请更多的青田工人—然后利用家庭团聚再把家人带出,亲戚再把各自的家人带出来,于是青田人的数量如同滚雪球般迅速增加。郑建茂作为家族中第一个偷渡成功的人,取得居留后又带出了6个姐姐哥哥,如今他们分布在法国和意大利。

1983年王凌宙来西班牙时,全西班牙华人大概只有1万人左右,2000年为28693人,2004年为66486人,现在达到25万人。王凌宙说,根据大使馆的统计,华人的比例,青田人占55%,福建人18%,温州人15%。大部分的增长来自大赦和家庭团聚。

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的Irene从事跨国移民研究,她认为青田人是典型的经济移民。“西班牙的青田人并不是从中国直接过来的,他们把欧洲看成一个整体,在欧盟范围内寻找机会,逗留时间长短取决于那里是否有发财的机会。”Irene说,“他们不是单向的移动,哪里有机会就去哪里,他们是网状的,有不同的结点,很多青田人在南欧有生意,在法国的马赛、意大利的米兰都保持着游动的状态。”

中国社区

在这个名声不佳的边缘地带,仍然呈现一种蓬勃的商业景观。有出售冷冻猪蹄的大型中国超市,有冠以孔子之名的中文学校,有出售过期《知音》杂志的中文书店,还有修改手机程序的小店、方便男女搭铺(家人不在身边的单身男女临时搭伙同居)的小旅馆以及大量专卖中国廉价商品的百元店、中式餐馆。

8月12日午后,我乘地铁来到马德里市区南部的乌塞拉区,这里是西班牙最大的华人聚集区。华人商铺超过500家,官方语言则是青田话。

这一地区的规模超过了伦敦和纽约的唐人街,其中大部分人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后出来的新移民。生活在这个街区的青田人程建平告诉我,乌塞拉的华人商会曾经向马德里区政府申请成立唐人街,政府考虑到这个区域还有为数不少的北非和南美移民,就搁置了这个建议。

乌塞拉区以治安混乱闻名。8月8日,街巷中发生一起警匪枪战,一名52岁的女性警员中枪身亡。我去的这天,一位青田老人去教堂祈祷,行走在一条僻静的街巷上,被歹徒击并倒抢走了随身财物。有针对性的犯罪在一段时间里很普遍,因为歹徒知道华人喜欢随身携带现金。程建平说:“来自北非或者南美的移民,在偏僻的巷子中‘箍住你的颈部8秒钟’,人就会窒息,歹徒搜刮完财物之后便逃之夭夭。”

49岁的程建平个子不高,清瘦,讲一口柔软的南方普通话。在西班牙,程建平开过两家餐馆,后来转而寻求上帝的庇护。1990年他信了基督,在伦敦学了三年神学,参与创建了西班牙华人基督教会。现在程是乌塞拉华人社区的精神长老。这个社区里的教会也分两个,程建平所在的教会以青田人居多,另外一个以温州人为主。“西班牙华人基督教会1995年正式向西班牙司法部注册成立,当年只有三个地方100多人。现在,已经买下14个房产作为宗教场所。礼拜天最多有4000人参与活动,其中18岁以下的小孩子2500人,加起来有6000多人。”

为什么孩子这么多?他笑着回答说,因为“中国人在这边蛮会生的,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三个孩子”。

在这个名声不佳的边缘地带,仍然呈现一种蓬勃的商业景观。有出售冷冻猪蹄的大型中国超市,有冠以孔子之名的中文学校,有出售过期《知音》杂志的中文书店,还有修改手机程序的小店、方便男女搭铺(家人不在身边的单身男女临时搭伙同居)的小旅馆以及大量专卖中国廉价商品的百元店、中式餐馆。

近年来,更多的山东人、东北人涌进了这里。新移民不用担心住处,街心花园的小广告上写着“祥和之家:新房新床新被套,服务享受很周到,干净卫生找不到,没有一点假广告”,下面还标注详细路线“温青商场隔壁,18号3层C,请先按1,最后按红色门铃”。乌塞拉区甚至集中了十几家律师所,专为语言不好的华人打官司做账。这里完全形成了生老病死一条龙服务,自给自足、封闭且高效。

傍晚,在教会附近的一条街巷,我走进青田人出资修建的长青俱乐部。三个中年男人正在打乒乓球,两个在附近的餐馆做工,一个开百元店。其中一个很客气地让我也加入进来玩。另外一边,7名漂亮的穿着花裙的女士,岁数在30上下,对着一面巨大的镜子练习摇摆舞,动作整齐划一。听她们的口音分别来自浙江和东北,音响里传出的是中国流行歌曲—这个场景跟在国内某个中老年人聚集的免费活动中心没什么两样。

程牧师估算,华人在西班牙的职业构成中,30%做餐饮,30%开食品店和糖果店,20%开服装店和百元店,20%从事进出口贸易。牧师相信,还有部分灰色行业在运转,比如色情业和黑帮。他说:“从教会往下走,有一间中国人开的理发店,假如你走进去理发,老板娘会特意关照你是否需要性服务。这种打着理发店名义开的色情小店在巴塞罗那更多。但是基本没有青田人,因为青田人互相熟知。”

坐在教会光线昏暗的角落里,程牧师语气沉重地回忆起3年前自己曾经主持过的一个华人黑帮分子的葬礼。尽管那人不是基督徒,但他奶奶是基督徒,要求为孙子举办一个体面的告别仪式。“此人也是青田人,靠走私香烟挣了几百万欧元,黑社会派人搞他,他开枪干掉了2个西班牙人,然后在警察围捕的时候吞枪自杀了。值得欣慰的是,他的骨灰最后送回了青田,也算是叶落归根。”

“很奇怪,我遇到有些新移民死掉了,也一定要回青田埋葬。即便是获得了居留的那些人也是如此。” 程牧师若有所思。我问他:“要是你,会怎么选择?”他毫不犹豫地说:“那当然还是要回去。但是我的孩子恐怕回不去了,对在西班牙成长的这一代来说,中国只是个概念。”

事实上,我眼前的程建平是青田“偷渡界”的传奇人物。1987年,在青田银行工作的程建平和新婚不久的妻子偷渡到南美,在厄瓜多尔和巴西滞留了9个月。他来到西班牙驻巴西大使馆面见签证官,声称“我要回北京,能不能申请办理一个西班牙的过境签证,归国途中带妻子去逛逛”。

签证官没能看穿程的想法,很干脆就盖上了通行章。那个红戳就像南美夜空一颗璀璨的星辰,照亮了程建平后半段的人生。过境签证只有一个星期,但是程建平进入西班牙后在接应的亲戚家“黑”了下来。

取道巴西前往西班牙的偷渡路线启动了新的青田人口转移系统。1987年后,从北线和南线偷渡欧洲受挫的青田人纷纷效仿程建平,开始利用假签证转道南美前往西班牙。

想到无数同乡根据自己走出的路达到了彼岸,实现了欧洲梦,程牧师的内心无比宁静。

转型之路

当青田人从贩夫走卒纷纷转型为经营业主,开始形成一支独立的经济力量时,西班牙人惊奇地发现,近20年的资本与经济的全球化,已经完全改变了中国移民原本弱小的特性。

在GranVia大街一间西班牙人开的酒吧,我再次见到郑建茂,他讲述了更多自己的故事。他说:“家乡人只看到华侨的风光,但是却不知道背后经历了多少血和泪。”

1995年,郑建茂初到欧洲,在意大利米兰一家青田人开的制衣厂做了3年工。初来乍到的青田人很多都像郑一样在同乡经营的地下作坊做工,青田人网络帮助新来者找到工作,后来者则成为先来者的廉价劳动力。他们中多数人心存感激,为刚到异国就能找到一份工作庆幸不已。

郑的嫂子也开了一家黑衣工厂,为意大利人加工皮包。没有任何合法手续,工人也都是偷渡来的青田人。5台机器彻夜轰鸣。这种辅助性的作坊生产,只涉及简单的拼制箱包、成衣等中间环节,华人依靠的就是低廉的加工价格赚钱。这种价格优势,建立在工人较低的报酬、工作时间严重超过行业标准的限度以及偷漏税费的基础上。

郑建茂当年服务的地下工厂有15个工人,一天需要做工18个小时,有时候坐着就能睡着。“中国人的勤快程度是欧洲人想像不到的。什么合同、保险,能干吗用?全都不懂,给钱就好了。”

2012年2月,在位于西班牙东南沿海的城市瓦伦西亚,国家警察在马尼塞斯仓库区打掉一个加工校服的华人地下衣工厂,抓获了两名分别为35岁和46岁的华人男子,还发现了4名没有居留证的华人在工作。警方指控两人涉嫌犯有侵犯劳工权益罪:“我们监视时发现华人进进出出,同时还能听到缝纫机工作时的声音从里面传出,甚至在夜间的时候也是这样。他们住着拥挤的双层铺,居住环境非常脏乱,根本不适合住人。”

季奕鸿律师说,他代理的黑衣工厂案里,其实很多工人不认为自己的人权受到了侵犯。“假如上班时间只有8小时,这些工人还不愿意在这里做工,他们宁愿做10个小时、14个小时,这样才能早早赚够钱,还清偷渡费用,然后自己开店。”在实际检查中,西班牙警察也意外地发现,这些工人的确出于自愿。

作为地下经济的一环,华人之间存在着广泛的竞争,这个群体具有强烈的与外界隔绝的倾向,也不懂通过合作争取更大的利益,自然也无法形成一个独立的生产体系。郑建茂的嫂子开始几年靠开地下工厂赚了些钱。撑不了几年,中国人之间互相压低价格,生意就被抢没了。他嫂子又去法国开餐馆,因为税费问题被重罚,从略有积蓄再度沦为一无所有。

郑建茂在意大利嫂子开的工厂里住了6年。新婚之夜有老鼠爬过妻子的脚。这个集生产和生活于一体的狭小空间令他感到窒息,最后他觉得自己简直要麻木了,不想干了。但是哥哥不同意,因为郑偷渡的费用很大一部分是向嫂子借的,当时还没还完,“要走就留下一条胳膊”,哥哥说。

但是不久,郑建茂就受到一个华人黑帮的威胁和敲诈,他不得不离开工厂,开始拿着瑞士小刀和中国伞沿街叫卖。直到2001年来到西班牙后,他开始和西班牙人合作销售面向华人的电话卡才彻底摆脱困境,积累了第一桶金。从2002年到2007年,是郑建茂生意最好的黄金5年,他销售的电话卡占到了马德里华人市场80%的份额。

最早的偷渡客,如郑建茂及其嫂子,一般从事最底层的工作,很难从经济体系中获取利益,也无法成为一支独立的经济力量。季奕鸿律师回忆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马德里警察局一天抓40个左右的非法移民,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抓10个左右的中国人,其中很多是卖盗版电影的。马德里的移民遣返中心为此聘请了一个台湾人做翻译。但中国人不会涉及偷抢和暴力犯罪,而是喜欢靠工作赚钱。“现在,你在街头基本看不到卖盗版碟的了,网络太发达,这个行业已经走下坡路了。最初卖碟的这批人都成功转型开店了。”

“田字不出头,工字不出头。”郑建茂的梦想就是争取成为一个独立经营者,因此他顽强地要在加工作坊之外寻求新的立足点。1999年,郑建茂行走在欧洲街头销售山寨版中国货,躲避检查、遭遇羞辱和欺骗,这个时候正逢“中国制造”异军突起,廉价的中国商品大量涌入欧洲。

在距离马德里市区18公里的Fuenlabrada工业区,西班牙华人企业联合会负责人陈晓莲对我说,就在1999年前后,西班牙华人的经营模式发生了一次重要转型:“开始的中国移民在餐馆打黑工、经营地下衣厂,在取得合法身份之后,他们发现直接进口和销售便宜的来自中国的货物,比自己加工更赚钱,于是从事进口批发的华商如雨后春笋般涌出,开始做中西贸易。”

陈晓莲是我此行遇到的唯一一个非青田籍华商,她来自与青田毗邻的温州。她驾车领我参观Fuenlabrada工业区,这里延绵10几公里,遍布着300多家华人批发仓储式工厂。最大的面积达到1万平方米。此时正值中午,西班牙人喜欢享受一个悠长的午休时间,但是中国人却像筑巢的蚂蚁般进进出出。

像陈晓莲这样的人都有初来西班牙在餐馆打工,继而开餐馆的经历。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之后,仅巴塞罗那一个城市就有约400家中餐馆,生意越发难做。1994年,陈来工业区寻找商机,Fuenlabrada大部分都是西班牙的批发企业。陈从义乌批发货物到西班牙。此后,“中国制造”的产品,从礼品陆续扩展至服装皮鞋、玩具、小家电。到2006年,工业区中最大的西班牙礼品批发商“欧米够”被中国人击败,撤离此地,目前,工业区只剩下两家葡萄牙人和印度人的店铺,其余300多家都是中国人开的仓储式工厂。

“他们没有想到,中国人这股力量能够改变市场。”陈晓莲说。

20世纪90年代前后出来的新移民,90年代中期开始频繁往返于西班牙和中国,从中国进口商品并进行批发。与之前旅居西班牙的移民截然不同,他们构成了一个新的社会群体。意大利普拉托移民研究与服务中心研究员安东内拉·切卡尼奥在一篇文章中描述说,这些人代表了事业有成的华人新形象,体现了中国人的新观念,即华人有能力在短时间内在经济上站稳脚跟,“并为他们的祖国做出物质和思想上的贡献”。

陈晓莲并不讳言,华商基本是靠销售廉价的中国商品起家,其中也含有部分山寨和仿制品。“我们这一拨华人,基本是借助中国制造和祖国崛起这个大势。”我注意到她使用了“祖国”这个词。这批新移民,千辛万苦逃离家乡,但是仍然相信自己是“海外赤子”,认为自己的工作是在为中国增强实力做贡献。我在西班牙遇到的很多青田商人都潜藏着类似民族主义的特质和责任感。

1999年,海外青田人向世界各地销售了近31亿美元的中国商品,从事外贸的海外青田人有3万多人。到了2001年,从业人员增加到5万人,创汇50多亿美元。当青田人从贩夫走卒纷纷转型为经营业主,开始形成一支独立的经济力量时,西班牙人惊奇地发现,近20年的资本与经济的全球化,已经完全改变了中国移民原本弱小的特性。很难找到准确数据估算这个青田人的商业王国的规模究竟有多大,但仅在2009年,海外青田人寄往家乡的侨汇就达到了2亿多美元。

万里之外的寄居之所和家乡建立了复杂的联系。华商在西班牙成立了大概120多个社团,很多冠以“青田”和“中国”的名义,其负责人也多来自青田。有成就的华人被中国政府赋予很高的政治礼遇,被当作中国复兴的一个组成部分看待。有西班牙的青田华人受邀参加北京的国庆花车游行,这被视为一种政治上的肯定和期许。

郑建茂语带俏皮地评价说,“其实他们只是希望和来访的领导人握握手。因为青田人注重自己在华人圈子的名声,而对于西班牙人怎么看自己倒不怎么在意。”

这天,我和郑建茂在咖啡馆里聊了一下午,往事一点点在记忆中复活了。

郑建茂回想起当年在地下工厂睡觉的地方只有45平方米,中间用木板隔开,外面就是厕所,大家睡觉就在机器上支张木板。嫂子、大哥、3个小孩,加上他,还有工人,10多个人挤在一起吃住。警察来检查必须经过外面一道大门,他们可以提前观察到警察,警察按门铃的时候,大家全都从后门飞速奔逃。

偶尔的沉默之后,他快速地蹦出一句:“那年,听说一个20几岁的青田女孩靠在机器上一下睡过去,死掉了,是累死的。”但他已经忘记了那个女孩的名字。

天色渐暗,掩盖了窗外那些粗陋的中国字招牌。随后,地中海的夜晚来临,暗影飘逝。

“中国人长生不死”

一个关于神秘中国人的段子说:西班牙人只看到中国人放下窗帘生产孩子,日夜拼命挣钱,但是很少看到中国人死掉—他们怀疑中国人自己把自己吃掉了。

我站在Fuenlabrada工业区的边缘,看到倪林光驾驶的黑色奔驰跑车一个急停出现在面前。

倪林光身穿一件南欧风格的粉红色衬衣,身材魁梧,烟不离口。倪算得上事业有成,他开了4家餐馆,11家服装店,在Fuenlabrada工业区还经营着一间9800平方米的大超市。他在富人区有一栋别墅。最近他买了一块地,因为经济危机还没有想好怎么处理。西班牙人在失业边缘挣扎,只有华人仍然在一家又一家地开店,特别是建材和装修行业逆势而动。马达轰鸣,他摇开车窗,迎面吹来地中海的清风。

经历了20年的积累,倪就是西班牙人眼中那些富裕起来的青田人的形象代表。

根据西班牙劳工部数据,有30%的华人拿到了老板居留,这个比例是西班牙移民中比例最高的。1万家华人企业囊括了从酒吧到公司的所有行业。

倪林光已经在西班牙生活了28年,育有6个子女。除了长子在老家出生外,其余都生长在西班牙。他的一个女儿在哈佛读书,毕业后在西班牙最大的银行工作,是做父亲的骄傲。另外一个儿子帮他在超市打点生意。除了喜好好车豪宅,经历过苦日子的倪也尝试着像一个西班牙人那样享受生活,但是他最大的爱好也许只有抽烟。

倪林光的超市里回荡着嘈杂的音乐,这里出售的商品90%都是中国制造,大部分都比西班牙货便宜1/3。青田人采用了一种大胆的融资模式,他们很少(也很难)从当地银行贷款,而是与供货商约定一个延迟的时间结算,所有的商品都不需要他立刻付进货款。倪林光用低价迅速销售商品,然后利用还款的时间差将资金投向其他生意,加速资本周转。

我到访的时候,超市的气氛略显狼狈:财务室的墙上被砸了一个大洞。两名神情严肃的西班牙便衣警察正在检查超市的监控设备。倪林光的弟弟把摄像的监控日期调到7月21日,元凶出现了:两个蒙面人凌晨3点用气锤砸开了墙壁,爬进财务室,继而拖走了沉重的保险箱。整个过程只持续了半个小时。警察认为,盗贼十分专业,显然有备而来。

我问倪林光“损失了多少?”他不太情愿讲,只是笼统地说“3万欧元”,然后转移话题说,“我们出去喝杯咖啡吧”。

或许,在西班牙人看来,这又是一条罪证。不少人觉得华人喜欢把钱放在家里而不是存进银行,是因为他们很少交税,惯于隐匿自己的收入—瞧瞧,现在就连混迹马德里的窃贼也掌握了中国人的作弊手段。

程建平牧师曾忧心忡忡地说过:“1992年之后,西班牙人对华人的负面看法逐渐多起来,他们认为华人把赚钱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给员工上5个小时的保险却让他们上十几个钟头的班,说白了,这就是偷税。我经常在聚会的时候呼吁华商应该上税,但是这一趋势没有办法改变。”

2012年5月19日,西班牙报纸《El delta Noticias》刊登的一篇文章说,中国人“不知疲倦,他们是要钱不要命的群体,自从入侵我们的土地开始,就借我们的资源积累财富,现在遍地都是他们开的餐馆、服装店,他们把赚来的钱源源不断地汇往中国,‘肥了中国,瘦了西班牙’”。另外一个华商充斥的毕尔巴鄂市市长Lnak.Azkuna对媒体说:“华人在西班牙长生不死。”这句玩笑话在西班牙社会流传已久。一个关于神秘中国人的段子说:西班牙人只看到中国人放下窗帘生产孩子,日夜拼命挣钱,但是很少看到中国人死掉—他们怀疑中国人自己把自己吃掉了。

真实的情况是,西班牙的华人平均年龄只有31岁—这个笑话相当真实地传递出了双方的文化隔阂。

2004年,在马德里东南的埃尔切市(Elche),发生了烧毁中国华商鞋柜事件,这被视为新移民与西班牙社会矛盾的一次集中爆发。

埃尔切市有18万人口,公元前5世纪已负盛名,是西班牙乃至欧洲的制鞋业中心。随着经济全球化,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也加入到全球鞋业制造的竞争行列,根据西班牙鞋业协会的统计,在2000年到2009年期间,西班牙从国外进口鞋子的总量从8009万双增至近3.26亿双。2009年,西班牙73.2%的进口鞋来自中国。

2004年9月16日,大批埃尔切市当地商家走上街头,他们高喊“赶走亚洲人”(没有明确喊“赶走中国人”)。路上巧遇青田商人陈九松。陈刚刚向老乡借了12 万欧元,从波兰进了16个货柜的鞋子运来埃尔切。抗议者点燃了一场大火,烧掉了陈11个货柜。

事发6天后,律师季奕鸿接受委托前去取证,看到沿途布满了防暴警察。他认为,中国人的国际贸易扩张太快,各自为政,那些年全中国各地鞋子都出口到欧洲,而且确实存在很多不正当竞争。华人的店铺周一到周日都开业,价格比别人低。埃尔切人开始担心,华人正在发起一场不对称的战争,进而怀疑这些青田人要控制当地的文化和商业传统,乃至整个生产体系。

西班牙纺织业、鞋业等行业协会的领导人曾公开表示,“在那些摧毁西班牙本地企业的国家中,首当其冲的是中国”。2011年,西班牙法院裁定7名被告有罪。季奕鸿说:“我们放弃控告更多的被告,因为没有确实的录像证据,同时也因为不想与所有的埃尔切人为敌,那里还有300多家中国人的鞋店。”陈九松后来则离开了西班牙。

2005年7月,欧盟对中国皮鞋发起涉案金额高达7亿美元的反倾销调查。2006年10月7日,欧盟贸易委员会终裁中国鞋倾销幅度为16.5%,并征收为期两年的反倾销税。之后数年,针对中国制造的反倾销调查从未间断过。

中国一家媒体评论说,中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为“中国制造”带来了无人能及的价格优势,也令“中国制造”陷入了反倾销的泥潭。单打独斗的企业将中国货带到了全世界,但他们如何保障自己的利益问题也日益突出。

在北京,西班牙大使馆的新闻参赞Maria Llinares认为,经历过佛朗哥政权的统治,现在的西班牙已经对右翼势力具有了免疫力,她不太相信排斥外来移民的事情会在西班牙发生,认为以上的这些事件只是极端事件。但她也表达了西班牙社会对中国人的不解:华人在西班牙多是个人或者家庭经营企业,由资本组成的公司和自然人组成的公司很少;西班牙人从来不在工作的场所居住,但是中国人往往拖家带口把孩子也带到商店,这在西班牙人看来不可思议。

普遍的看法是,华人企业的违法现象比西班牙企业更加严重,比如非法雇佣非法劳工、不上保险、一些中国企业存在涉嫌生产假冒服装的行为。还有,华人融入西班牙社会的程度比其他种族差很多,是一个封闭的种群。

“在西班牙,一万人以上的城市都有中餐馆,而且都是青田人开的。但是青田第一代中国移民很难融入西班牙社会,第二代中国移民也许会有所改变。”

归程

行走在青田的街头,郑建茂这样的归来客已经多少感到有些陌生了。随着农村向城市的转变,与中国其他地方一样,青田的农田被废弃,城镇没有了新空间,这里的生活习惯变得有些欧化,在行进的车中,人们可以看到路边一闪而过的“巴塞罗那咖啡馆”。

我最近得到郑建茂的消息是在9月—他在中国郑州做一次商务旅行,几天后又回到了青田。

郑刚刚成为一家西班牙橄榄油在中国的总代理,正在洽谈合作。1995年郑建茂从青田偷渡到欧洲,在路上花费了2个多月的时间。现在上海浦东机场开通了青田的班车,每天接送200多人往返。青田移民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往返。经济危机促进了回流,有些人回家是做休整,有些则一事无成。

在离开西班牙前,陈晓莲说,因为消费紧缩,服装批发大量减少,加上欧元下跌,主要来自中国的原材料上涨。“经济危机对Fuenlabrada工业区华商的打击是双重的。”加泰罗尼亚的华商林峰说,巴塞罗那很多华商的店关门了—据估算达到了10%。

更多人处于观望之中,王凌宙的餐馆生意不比从前,正计划和朋友投资安徽的一个铜矿。甚至季奕鸿的律师生意也受到了直接影响,他打开电脑查看开庭记录说:“2008年6月最好,在西班牙法院的大厅有24场开庭,而今年6月我的开庭没有超过4场。”

“西班牙加大了对华商的检查,很多前几年没有按章纳税的商人都被课以重罚。” 程建平牧师说,“现在,一部分人正在把财产往南美转移,一部分人则回到了中国。”

“中国制造”正在试图提升自身的价值。在仍然保持价格竞争力的同时,中国缓慢而坚决地从出口便宜鞋子和儿童玩具,转向出口经济轿车、卫星通讯和高铁列车。或许,那些扩张到海外的中国公司有朝一日会借鉴郑建茂这些“贩夫走卒”在海外长达20年的生存和转型经验。

郑建茂还记得17年前那个离家的夜晚,最小的姐姐送他从老家方山镇到上海火车站,用省下的钱买了件女式毛衣送给他,因为听说“北边很冷”。郑给自己买了一个19元的牛仔包。父母照例没有出现在送别的人群中。偷渡失败是件遭同乡耻笑的事情,家人把改变家族命运的荣誉寄托在最小的郑建茂身上,既担心又充满希望。

郑还记得母亲只是在头天晚上对他说了一句:“出去了就不要回头。”

行走在青田的街头,郑建茂这样的归来客已经多少感到有些陌生了。随着农村向城市的转变,与中国其他地方一样,青田的农田被废弃,城镇没有了新空间,这里的生活习惯变得有些欧化,在行进的车中,人们可以看到路边一闪而过的“巴塞罗那咖啡馆”。

青田永远在大兴土木,房地产价格和温州已经持平。但是海外的青田人并不担心。华侨气派的祖坟上“侨坟”两个红漆大字就像是护身符,意味着将不会被列入强拆之列。

中秋、清明、春节这些传统节日,是欧洲的青田人回流的日子。他们的探亲活动能够直接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原因之一就是,返乡移民往往会炫耀性地购买礼物以及吃吃喝喝。青田政府建立了负责与海外青田人关系的部门,也经常通过派遣干部和不同国家的青田人保持联络。2011年,青田实现生产总值135.62亿元。青田的富裕,很大程度是依靠海外青田人的经济支援。青田大部分路桥都是华侨捐建,在青田的侨资企业超过100家,每年为青田贡献产值60多亿元。

这次回乡时,郑建茂特地到阜山的清真禅寺烧了一炷香,希望“白衣丞相”保佑自己度过眼前的经济危机。建于元朝的清真禅寺有一个白衣丞相殿,是为纪念辅佐过唐朝四位皇帝的李泌而建。在民间传说里,“白衣丞相”是青田海外子民的保护神。

郑虔诚地叩首。寺庙香火很旺,25万海外青田人,仍旧希望得到来自家乡的庇护。

蜡烛永远为远行者点燃,每炷香都写明了那些寄居欧洲的青田人的名字,仔细辨认,发现这些国家包括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克罗地亚、罗马尼亚。

青田人和来源地的关系从来没有中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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