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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动了公民的合法私产

2011年05月30日 13:22
来源: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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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社会学家说,以谋利为目的的拆迁是对合法祖产房产主最后一次也是最彻底的剥夺,是对城市地皮资源最残酷的一次掠夺。

焦点之:私产权利:官商土地交易的牺牲品

2011 年4 月, 一则媒体报道将旧城区改造、私房产权和胡同文化保护的问题再一次带到了公众视野中。报道称,西城区计划拆迁改造位于西城区陶然亭粉房社区的粉房琉璃街、潘家胡同,而散落于两条胡同中的廉新会馆、新会会馆、阳江会馆等30 余家会馆,也有可能永远湮没在拆迁扬起的尘土中。虽然随后,北京市西城区政府新闻办公室公开回应,称此报道部分内容失实,但侧面也说明了其会对未在保护名录内的会馆进行拆迁。

对此,中国文物学会会馆专业委员会会长汤锦程说,“按时间界定,一百年以上的都应算文物,会馆是拥有几百年历史的古建筑,却被拆得支离破碎”,“拆掉很容易,再找回来就相当困难了。”

这样的事情,并不只是发生在北京。2011 年过去的四个月里,各地政府继续抡着“旧城改造”的大锤,大连市不可移动文物“凤鸣街近代建筑群”遭遇野蛮拆除;南京仓巷地区的湖北会馆等一批古建筑,在新版《南京老城南历史城区保护规划》公示期间被白下区拆迁办突击破坏……就在去年12 月,《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次公开征求意见稿)》发布,仍将“旧城区改建”纳入公共利益之列,随即引发公众的质疑。人们认为,一些城市以旧城改造为名,行大拆大建、卖地赚钱之实,而旧城改造中老宅产权人权利保护问题至今仍被政府无视和“曲解”。

旧城改造为“民生”?

老北京有句话:“ 有名胡同三百六,无名胡同似牛毛。”这些大大小小的胡同几百年来静静地交织着,见证着北京城的过渡和变迁。对以四合院为代表的旧城区加以摧毁“改造”,多是宣称其“危旧——没有卫生设施,破破烂烂,群众要求危改的呼声很高,我们不能置老百姓的死活于不顾”云云。

危房和民生成为改造拆迁的最大理由。

早在1949 年,著名的法学家钱端升先生就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论如何解决北平人民的住的问题》。他对当时存在着的将私房充公的倾向表示忧虑,认为这将导致多种“恶果”:“第一种恶果是,无人愿意投资建造新房,或翻建旧房。一方面政府没有多余的财力去建房,一方面私人又裹足不前,不去建房,房屋势将日益减少。没收的第二种恶果是社会秩序容易紊乱,因为没收势必引起众多人民心理上的不安。没收以后又须要管理。这个管理是一件十分繁重之事。在目下,政府正应集中精力于增加生产,以繁荣经济之时,这样一件繁重工作势将妨害政府的主要工作。这是没收的又一恶果。”

事实证明钱先生的担忧不无道理。据北京市房管部门提供的数据,上世纪50 年代初期,北京的危房率只有5%,而到了1990 年,这个数字上升到50%。

《城记》作者、新华社记者王军跟踪报道北京胡同改造一事多年,他认为“对于胡同的改造,烟袋斜街是个典范。在那条胡同的改造上,政府做了政府该做的事,市场做了市场该做的事。政府只投入了160 万,把天然气埋进去,把路铺好,然后告诉大家:这里是不会拆的。于是大家便有了信心,便愿意自己投入去修缮属于自己的东西,这时候,政府需要做的就是给出修缮标准。”一年后,王军又到那里,胡同已经完全改变了当年破败的景象,焕发出了生气,“就像针灸,政府只需要把针扎进穴位,身体的经络自然就开了,舒筋活血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在他看来,胡同的改造需要遵循几大原则:第一,要严禁行政强制力量的介入;第二,文物部门一定要加大文物普查力度,明确该保护、修缮的历史文物;第三,要营造私有财产安全且易于流通的法律环境;第四,严禁房地产开发商的介入。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姚远博士也表示,从民生保障的角度看,旧城改造制造了大量社会问题,很多低收入家庭虽然靠拆迁住上了新房,但失去了就业、医疗、教育等重要的生活条件。显然,如果只改善“住有所居”,而恶化了“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的条件,旧城改造就谈不上真正的改善民生。大拆大建式的旧城改造,是伪“公益”真“公害”。在种种“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旗号下,旧城改造不过是“土地财政”的遮羞布而已。

“危改”是一块 “肥肉”

上世纪90 年代以来房地产热席卷全国。为了获得土地,一段时期内在一些政府部门的支持下,以危改或建设的名义,各大城市强制性拆迁老城区之风愈演愈烈。而被拆迁土地上的私产权利人的权利,成为政府与土地开发商交易中的最大牺牲品。

北京市最早涉及私房土地使用权的诉讼发生在1995 年,因金融街建设而面临拆迁的114 户594 人集体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西城区房地局,但其起诉被驳回。

在那114 户私房主中,有不少户的房产购置于1949 年以前,甚至是数代相传百年有余。1997 年,北京市档案馆对社会开放历史档案,有不少公民及时赶到寻出国民党政府留下的与自己有关的私人房地产档案。档案馆很开明,只要属实,即可复印盖章证明与原件相同。

从历史角度追本寻源,在解放初期,政府接管或没收了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政府以及战犯、汉奸、反革命分子所占有的城市土地。1956 年开始,政府又用赎买的办法将资本主义工商业、私营房地产公司和房地产行业主的城市房地产改变为国有,但仍保留了土地私有制,与土地公有制并存。存留下来的私有土地财产全部是公民的生活资料。生活资料的特点就是仅限于使用,不用于生产。

拥有仅限于生活使用的私有土地的公民,解放后继续拥有新政府核发的土地房屋所有权证。它表示新政府承认和保护公民这部分私有土地财产权的连续性和继承权。

文革时期,我国以极端的政治的办法否定了城市土地私有制。由于“公”、“检”、“法”被砸烂,废除城市土地私有制于法无效。从法律意义上讲,我国直至1982 年宪法实施前,名义上还维持着国家所有、集体所有和私人所有并存的城市土地所有制格局。但因政治运动的原因,大量的私人财产受到侵害,比如文革中大量挤占私房便是显例。

1982 年宪法第十条宣布:“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有”。这个宣布当时没有引起社会波动是因为居民还继续在使用各自占有的那部分土地。而且政府没有依82 年宪法公告公民进行变更土地登记,也没有依88 年宪法修正案重新进行初始土地登记(又可称土地总登记)。

1988 年宪法修正案将城市国有土地所有权能进行分化。从土地所有权中分化出可以进入市场流转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第一次在中国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这时,那些曾经拥有城市土地的居民开始思考自己的土地财产权利。

1990 年4 月23 日,国家土地管理局对最高人民法院的复函:“ 我国1982 年宪法规定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后,公民对原属自己所有的城市土地应该自然享有使用权。”但这一自然享有的“使用权”仅仅停留在了司法解释里。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既可先给北京市私房业主登记发放内含城市土地使用地号的《房产所有证》,又可后给所有房地产开发公司发放涵盖私房使用土地的《北京市城镇建设用地批准书》。前后两个用地批准证书,必然引起法律争议,争议的本质即是公民对原属自己所有的城市土地财产权的诉求。

然而,1992 年最高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称“凡属于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性质的房地产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工作范围,当事人为此而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依法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可告其找有关部门申请解决。”这样,公民对此的合法诉求全部被司法机关以各种理由裁定驳回申请,即使勉强进入诉讼程序,未等诉讼完毕,房产已遭“强制执行”。有关部门解释为那些人在无理缠诉阻碍施工。

目前,现行的旧城改造模式往往以大规模拆迁方式运作,当地居民皆须迁走,土地则以整理储备,或招标、拍卖、挂牌的方式出让,地方政府从中获取巨额土地出让金。这正是一些城市对旧城改造趋之若鹜的根本原因。1994 年分税制改革造成了一些地方的财政困难。1998 年后,随着土地出让金全额归地方政府所有,加上建筑业税、房地产税和耕地占用税占到地方税收60%,形成了所谓“土地财政”。

而各地卖“熟地”(清完拆迁户的土地),背后都有不同程度的权力之手操控。比如北京市各区的“房地经营管理中心”,就是从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剥离出来的一个经营实体,名义上与房管局脱钩,实际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北京的“危改”项目许多都由此“经营中心”操作。由于地皮升值和政府的优惠政策,危改是一块真正的“肥肉”,在其背后是一条行政违法的流水线。

违法的操作程序是:房管局把私人拥有的祖产土地使用权擅自划拨给“经营中心”——经营中心到银行抵押贷款——给拆迁户拆迁补偿款——把拆迁完的地再卖给真正意义上的开发商。如此,只要玩个“空手道”,就能一夜暴富。这对于刚从政府分离,想在“市场经济”中淘第一桶金的“经营中心”和相关利益集团来说都意义非凡。

一位社会学家说,以谋利为目的的拆迁是对合法祖产房产主最后一次也是最彻底的剥夺,是对城市地皮资源最残酷的一次掠夺。

谁该享有经租房的财产权利

家住北京南池子普渡寺西巷的丁艾女士,祖传的私产四合院侥幸逃过了商业开发,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加让她愤怒。

她家四合院一半的房子1959年成了经租房。所谓经租房,简单地说,就是上个世纪50 年代末被国家统一管理,统一租赁的私有出租房。后来北京市拆迁改造把住户给迁走了,丁艾感觉有希望能把被房管局征走的房子要回来。谁曾想,房管局在她家院子里砌起了一道围墙,把她家的经租房围在了墙外。接着传来消息,她家300 多平方米面积的经租房要以300 多万元的价格卖给一个她不认识的韩先生( 该位置一个四合院的市场价值超过千万)。这个韩先生自我介绍是东城区房管局干部介绍来的。当丁艾说明情况,表示房管局违法要维护自己权利后,买主放弃了“交易”。但房子空在那里,房管局并没有将其交还丁家。

不过,并非所有经租房的权利人都有丁艾的运气: 暂时性地维护了自己的财产权利。

经租房与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等有相同的时代背景,是政府希望通过社会主义改造以实现全面公有制来解决当时城市居民住房紧张的一种极左的方式。

1956 年5 月18 日, 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制订了《关于目前城市私有房产基本情况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提出对城市私有房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其理由是:一,私房比例过大;二,不少城市居民住房困难;三,租金混乱、欠租情况多;四,二房东(房屋中介)多,从而得出“城市房屋私人占有制与社会主义建设之间矛盾日益尖锐”的结论,决定对私有出租房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其改造形式是: 由国家统一租赁、统一分配使用和修缮维护超过一定标准的私有出租房屋,再跟房主分享房租。也就是说,“对城市房屋占有者用类似赎买的办法,即在一定时期内给以固定的租金,来逐步地改变他们的所有制”。

此文件出台后, 各地都制定了经租房地方规范。比如北京在1958 年6 月4 日出台了《对私有房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几个具体问题政策的规定》,规定了纳入改造起点为:出租房屋够15 间或总面积达225 平米以上者一律纳入“社会主义改造”之列。

当时我国城市私房比例很高,如北京私有房产占总房源的53% ;上海占66% ;苏州占86% ;全国被经租的房屋达1 亿多平方米,涉及62.41 万户。北京经租房共有24万间,380 万平米,占当时北京住房总数的40% 左右,涉及6 千户左右。

1966 年文革爆发,经租房一事终止,房租全部停发,不少房主被从自己的自住房里轰了出去,不少经租房主流离失所。文革后,政府拨乱反正,出台了落实私房政策,部分经租房主才得以回到房产所在地,收回自住房屋或部分自住房屋,但政府没有归还被经租的那一部份私房。只是由于经租房主与房管局之间没有发生过一分钱的买卖关系,所以私产性质仍勿庸质疑。

如今,巨大的经济利益成了归还经租房最大的障碍。城市化进程中,经租房集中的老城区地皮价格贵如黄金,谁占有了这些地皮,就如同得到了取之不尽的聚宝盆。强势者以最小成本谋得最大利益的动机,成为漠视经租户产权的根本原因。

本世纪初,在寸土寸金的南池子地区,大量精美的四合院遭遇拆迁改造,原房主被强制性安置到其他地方。在原址上重新修建的新式四合院,以数千万的价格出售。

“目前北京旧城的四合院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私人房产,大约9 万间,被国家经租或代管至今,房管局从未合法取得经租房或者代管房的产权, 所有出售均为非法。”丁艾认为虽然房管部门受利益驱动蛮不讲理,但是大多数买家还是能明辨是非的。当前最主要是向全社会呼吁,让人们意识到要购买房产必须搞清楚谁是真正的业主,如果从房管局手中购买别人家的经租房,日后法律制的时候,一定会带来严重的产权纠纷。而如果有人明知是他人的产业,受利益诱惑,通过房管局内部渠道,非法购买,则如同购买赃物一样是违法行为。

当然也有一些地区,主要是沿海开放省份明确了经租房财产权利的归属问题。广州市以落实侨胞待遇的名义,由落实房屋政策领导小组宣布,无论是解放后没有向人民政府登记而被接受代管的房屋,还是社会主义私房改造时的经租房屋,只要提供房屋契证和房屋业主或继承人的有效证件就发还房屋产权。包括土改期间由各地农会拍卖,拍卖款归农会所有的土改拍卖房,也参考其价值给予货币补偿。厦门、福建、海南等地均把经租房归还给了华侨,已拆了的便赔钱。上海和南京,虽然落后于广州,但已承认经租房的私有产权,并体现在当地的《拆迁条例》拆迁补偿中。

但北京等部分城市到现在还不承认经租房是私产。对于这些地区的经租房主来说,维权的路还没看到尽头。

焦点之:华新民:用法律捍卫我们“拥有家”的权利

地方政府公开否认现政权在五六十年代正式发放的产权证书的行为,让我心惊!既然是这样对待老宅主人,那么也可以同样对待今天动用了一生积蓄或背负天价贷款买房子的新业主!大家的房产证和土地证说废掉就可能随时被废掉!

采访华新民女士是在北京少有的一个晴朗的春日下午,沿着星级酒店、顶级会所、高档购物中心和名车展厅等奢侈品聚集的金宝街前行,记者最终在其北侧找到了凹进去的遂安伯胡同最后残存的一小部分。

在金宝街市政道路和其两侧的房地产商业开发的工程中,这条全长约580 米、历史悠久的胡同之绝大部分与它附近的红星胡同( 原无量大人胡同)、干面胡同、东西石槽胡同之部分被拆迁夷平。被列上保护名单、但实际已失去保护的梅兰芳故居、洋务运动时设立的京师同文馆和沈从文故居等,被宣称代表“高端的、纯粹的、富有世界优秀文化背景的生活方式”、“可以比肩纽约第五大道、巴黎香榭丽舍大街”的金宝街永远的掩埋了。

华新民的小院儿就静静的坐落在与“奢华金宝”一墙之隔的遂安伯胡同27 号。小院里干干净净,虽然没有粗大的槐树和上好黄松的木梁柱,但“再过些日子院里的花就都开了,配上那边满墙的爬山虎,也还是很雅静的”。华新民看着小院对来访的记者说。

谁来保护私产拥有者的权利

有着四分之一中国血统、欧洲面相的华新民从小在北京长大,她的祖父华南圭先生曾先后担任过京汉铁路总工程师、天津工商学院院长等职务,是当时国内最著名的土木工程师之一。1914 年,这位中国最早的留学生在无量大人胡同买下了一块地,自己为家人设计建造了一座宅院。数年后,华新民的父亲华揽洪继承了祖父的事业,旅法回国后先后担任了新中国的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第二总建筑师及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

出生在无量大人胡同的华新民22 岁时随父母去了巴黎,后来又到香港,直到1990 年36 岁的华新民才又重返北京这片土地。七年以后,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开始推倒700 年来形成的胡同和老宅,轰鸣的推土机和断壁残垣让这个城市面目全非。就是从这一年起,华新民从专职母亲转变成了一位游走在民间的“古城保护者和私产卫士”,转眼间已过了14 个春秋。

《民商》:这些年您以胡同保护者又是房主人的身份,在抢救历史文化载体的同时,一直致力于私产的保护。那么,经历了很多成功和更多的失败之后,您的想法与最初相比是否有所变化呢?

华新民:我所知道的拆四合院从1992 年就开始了,但大规模推进是在几年以后。从1997 年起我开始写信和写文章呼吁保护四合院和胡同,既为了留住文化、历史,也为了保护一个个家庭的根基和私产,希望停止一切拆除。我一直相信司法的公正,并且以为有无法逾越的底线,所以从没想过这样的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然而八年后,当我第一次以房主人的身份站在白色的“拆”字面前时,忽然之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体会到了那种痛楚和窒息。

2005 年2 月,我以“向社会各界诉香港富华国际集团和北京市有关行政部门”为题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文章,在里面写的很清楚,那是我的祖宅,是我父亲的产权,我们有1951 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发的《房地产所有证》,但房子的宅基地(红星胡同51 号53 号和55 号)却在2003 年被对其无权处分的土地管理部门暗地里卖给了华富金宝房地产开发公司,到了2005 年房子又被毁成废墟,没有人征求过我们的同意。

当自己亲身经历了种种交涉和诉讼,掌握了很多第一手侵权证据后,我突然间明白了太多东西,尤其是得以从法律角度审视隐藏在“拆”、“建”后面的实质性问题,也修正了我之前对拆迁以及古城文化保护的认识。很多私房房主年事已高,文革中遭到的迫害对他们的影响很深,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不懂得怎样才能维护自己的权利,也不会上网写出自己的遭遇,以获得舆论的关注,他们近年的大部分起诉要求都被拒绝,到现在都没能在法院立案。多年来维权中遭遇的屈辱和磨难坚定了我维护法律尊严的决心,我开始自学法律知识,并将传播法律知识当成第一使命。因为我相信只有法律受到其应有的尊重的时候,才不再是一纸空文,而它赋予私房房主和每个公民的权利也才不是“海市蜃楼”。

《民商》:也就是说从2005 年开始,您逐渐将侧重点从单纯的守护建筑群落转移到对法律、法规和政府行政行为的关注上,那么目前在私房产权的法律问题上,社会上最大的认识障碍或者认识误区是什么?

华新民:是在土地产权的性质上。我是从保护北京四合院开始关注土地问题的。早在我自己家出事以前,就有几位四合院的主人向我展示了他们收在箱子里的《房地产所有证》,那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在1949 年至1966 年之间签发的,上面有院落的蓝图和其地籍号。我又发现,其它绝大多数业主的房地产所有证都在“文革”中被逼迫交给各区的房管部门保管了,而且至今没有归还。北京如此,全国的大部分城市也都一样。“文革”劫难后清退了部分私宅,尽管此时发给业主的是八十年代以后新制作的房屋证和土地证,但从宗地蓝图上可以看出相关宅院的土地财产权利是一直保留下来的,而且是永久的。

房地合一、房随地走,这是房地产最基本的法定原则。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法律规定,无论楼房还是平房,拥有房地产权即拥有房屋产权以及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权利。

对于祖产业主来说,土地财产权在1982 年底以前一直是明确地通过私人的土地所有权表现出来的,上世纪50 年代中期政府对部分房屋和土地的赎买只是针对店铺、工厂等生产资料,不包括被视为生活资料的私人住宅。城市私宅一直都有市场交易,是土地和房屋的交易,在后人办继承的时候,也是对房屋和土地的继承,直到1966 年“文革”爆发。

到了1982 年,虽然新出台的宪法忽然表示“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但它所表达的只可能是一个行政管辖意义和主权意义上的“属于……所有”,而非财产权意义上的“所有权”。比如对后来被法律赋予“自然享有”土地产权的祖宅业主来说,这种财产权利是通过继续可在市场上自由流通的明码标价的土地表现出来的, 如四合院在民间的自由买卖。

从1988 年至1995 年有若干法律对城市祖宅的土地做了规定。如1990 年国土局曾在“对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厅发出‘关于城市宅基地所有权、使用权等问题’的复函”( 注:【1990】国土法规字第13 号) 中表示:“ 我国1982 年宪法规定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后,公民对原属自己的土地应该自然拥有使用权”。而1995 年5 月国土局发布的《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四章第二十七条和二十八条,也有相应的内容,表示城市里除了有“出让”取得和“划拨”取得的土地以外,还有这第三种,即自然拥有的。另外,1994年召开的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做过决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释义”附录(人民法院出版社)),规定城市老宅在转手给新业主时,后者也不需要向国家交纳土地出让金,这其中的道理是很明白的——相关土地不是来自政府“出让”,交什么“土地出让金”

呢。说来说去,这个被称为自所有权“自然享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还至今仍然是私人拥有的土地所有权。

很多人包括一些法律界人士都将“82 宪法”第十条理解成为对82 年以前一直存在的城市私有土地的没收,这种理解是不对的,因为私有土地是私人财产,而针对财产,在这个世界上只存在法律意义上的没收,而这是需要理由和程序的,需要经过法院的刑事判决后形成一个法律上的事实。但从1982 年起至今根本没有出现过(也不可能出现)这种判决,同时也没有发生造成财产权转移的“革命”或者像1956 年那样的针对店铺和工厂等进行的买卖行为(所以才从“我有”变成“国有”)。事实上,政府根本没有理由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夺走数百万城市祖宅业主的土地产权,它只是令其变换了一下名称而已,把“土地所有权”变成了永久的自然享有的所谓“土地使用权”。如果说新房业主土地产权的永久性是在2007 年的《物权法》出台之后变得明朗的话,祖宅业主土地产权的永久性则是一直没有变的。从清代和民国时期的房地契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政权依据后者换发的房地产所有证,以及现在的房产所有证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上百年以至数百年的产权登记内容的延续证明了这一点。近八九年以来,北京市政府陆续发给城市祖宅业主的土地产权证(即所谓“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土地年限”和“土地使用权类型”两栏都为空白,即显示着政府对祖宅私人土地所有权的默认。

对于新房业主,虽然土地产权的来源不同,但它既然是我们花钱买下来的私人财产,在道理上都是一样的。新房的地也绝不是租来的,谁也没签过像香港那样的租赁合同。其实这一点在1988 年宪法修正案里已经表达出来了——属于国家“所有”的那个“土地”不许买卖,所以它是虚的,不具备财产性质,而“土地使用权”则可以买卖,因此后者才具备财产性质。

然而我们的很多学者,面对这样的一种表述,还非要把国家即全民所有的那个“土地”说成是具体的“财产”,把虚的硬掰成实的,把从不存在这种特殊前提(“土地”禁止买卖)的情况下产生的通用的“使用权”和“用益物权”概念生搬硬套地硬安在我们这里。当然了,即使退一万步讲,被贬为“二等财产”的这个“土地使用权”也毕竟还是私人财产,不可任意侵犯。再退一万步讲——房屋是自己的财产,这一点是谁也不可能犯糊涂的。

所以,不管怎么说,目前在全国所推行的“立项”和“规划”,大都处在一种程序倒置的状态中,在“立项”和“规划”中就已经在“强拆”,就已经侵犯了私有房地财产权,这其中既包括祖宅主人的,也包括商品房和“房改房”业主的。

然而还没被拆到家门口的人们仍处于不知不觉中,他们很少会注意到报纸上提到的种种“立项”和各地土地交易大厅里的土地使用权的挂牌出让与自己有什么关系。他们想象不到自己的私有不动产已经包含在某些“立项”和“挂牌出让”的地块中被吆喝着出售,甚至将被拿到银行进行抵押贷款。而以“土地储备”为借口的拆迁更是连“立项”和“规划”都没有,贴出布告不由分说便宣布要把大家房子下面的土地拿去“储备”。

《民商》:也就是说,您认为目前这种潜在的失去私有房地财产权的危险性已经扩大到每一位私有不动产所有人身上了么?

华新民:是的,这是有目共睹的。上网能搜索到数不清的案例,包括几年前刚买了房子的。

刚才我已经解释了的老宅主人的土地财产权,如果他拥有的是一处独门独院,那就是一个整宗的土地财产权。而对于现在很多人拥有的近年的商品楼单元来说,房地产开发公司在卖房屋的同时,便把他们买到的土地产权再分别卖给了每一个业主,把他们曾经付出的地价通过宗地的分摊融入了每一套单元房价中。根据《物权法》第149 条,商品房中属于住宅的土地产权将“自动续期”,也就意味着不再存在让人们担忧的“七十年”或任何限期了,这买到手的土地产权现在已经是永久的权利了(其实从来都应该是)。既然没有任何限期,这地到底是买的还是租的,就应该更明白了。

对于“房改房”的业主,在单位进行“房改”把房产卖给个人时(其实早期已经是属于自己的实物工资,而非份外的“福利”)已经在事实上改变了划拨土地不得用于经营的性质,对于这一块已经营过了的土地,单位无权“收回”。有关业主也应该和商品房业主一样,得到一份对应这类房产的分摊式的土地使用权证。如果相关房主后来又交纳了土地出让金,他得到的则应该是商品房的土地证。

现在仍然有相当多的业主不了解,他们除了持有房屋产权证以外,还应该有一份“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现在北京,仅原来的外销房发放过此证,外地某些城市多一些),而正是后者证明了自己合法享有的土地财产权。他们不知道,任何经营性项目在立项之前,都应该先进行土地财产权的转移,而不是在立项之后。他们也不知道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中,除了宪法和若干法律法规之外,还有依据后者做出的一些保护他们土地财产权的法定审批程序。比如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的审批步骤中,受理条件之一就是要求申请人提交原土地使用权人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屋所有证,这也就意味着要经过原土地使用权人同意转让他的土地财产即有价的土地使用权,以及房屋所有权,才可能受理审批。

可是,凡有过或仍有着民宅( 祖宅、商品房和房改房等) 的地方,绝大部分的经营性施工项目都没有经过这一道法定程序。事实上,对于私有不动产所有人来说,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房产,我们的身份都是“地主”而非“地客”,也因此根本不存在地方政府动不动就“收回”土地使用权的前提。不存在“收回”,也就不应该存在地方政府的无视私人产权的任意“规划”以至随心所欲的“土地储备”行动,以及之后发生的必须“服从”该城市规划或土地储备的“拆迁”。然而可悲的是,现在整个社会都在把视线集中于拆迁当中发生的腐败和暴力行为本身,把视线放在所谓“拆迁补偿”数额的高低上,而不去追踪产生拆迁的根源,这等于是在集体默认这种拆迁的合法性,其实我们这里所有的拆迁都是强行的。

经租房主的漫长维权路

2011 年1月12 日,大约五十多名经租房主拉着各种维权横幅,举着“讨房”牌子,从上海市政大厅抗议到上海市政府前。这是上海经租房主在2011 年后的第二次维权活动。华新民听上海的经租房主说,他们每周三到房地局和市政府讨房的抗议活动,从去年五月开始已经持续了八个半月,但每次活动的结果都是一样,除了警察反复出面驱散外,没有一位政府官员公开出来答复。

《民商》:我们知道目前在城市老宅中有一类更为特殊的房产——经租房,它目前面临的维权途径更为复杂。目前全国范围内的经租房情况是怎样的?

华新民:经租房主人是境遇最为悲惨的私房主。1958 年政府提出要把每个家族的超过若干平方米以上( 北京为225 平方米或15间,各地不同)的私有出租房屋由国家来经营租赁,所以称为“经租”,就是由政府的房管部门来统一管理、统一修缮、统一调配、使用。

当时要求大家写一个申请书,申请把我出租的房子交给国家来帮助管理,比如说原来的租金是60 块钱,从那以后大约你拿三分之一,国家扣三分之二,帮你管理和修缮,但产权完全没有发生变化,跟1956年对工厂和店铺等实行的工商社会主义改造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当时也是这种叫法,叫“改造”,但这个“私房改造”触及的是管理形式,没有触及产权。北京当时被经租的有二十多万个房间。

可是这种经租的状态,到文革时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1966 年8 月停止了通过房管局之手交给业主的那部分租金,另一方面由于当时拥有私房产意味着杀身之祸,私房主都在恐慌之中把房地产所有证交给了房管局。文革结束之后“落实私房政策”,但房管局对私房只发还了自住的房屋及少量出租房屋,没有发还被“经租”的私有出租房屋。于是经租房主的维权路就从此开始,一转眼已经三十年了。

由于文革红卫兵的暴行给相关业主心灵上留下的创伤太深,所以最初很少有人敢于站起来大声伸张自己的权利。后来逐渐地有其中一部分业主开始走访各种有关部门,要求清退这些私有出租房屋,坚持不懈直到今天,但除了在个别地区以外,一直在碰钉子。而另外一方面,今天的较有话语权的精英阶层对经租房现象又基本不了解,所以整个社会便把经租房问题遗忘在了文革的路上。

1997 年, 广州曾出台《关于加大本市落实侨房政策工作力度》

决议的文件,要求清退华侨的全部经租房,“不论建筑面积多少”,广东省各地区在《关于申请经租房发还的办理程序》文件中,明确地写出“撤消管理”几个字,很清楚的表明之前政府只是管理,产权本身从没变更过。之后在其它地区零散清退的一些经租房,包括非华侨的,所办的手续上也都显示:“撤消改造,退还给产权人自行管理。”

然而这么多年过来,其它地区无论是华侨的经租房,还是一般中国公民的经租房,至今大部分都被拒绝清退,为此各地房管部门引用的都是1985 年建设部的一份《关于城市私有出租房屋社会主义改造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其一边表示:“对于已经纳入私房改造的房屋所有权问题,国家尚未明确”,一边又提出自己的意见,让这些房屋:“一律属于国家所有。”由于目前各地方政府部门全然不理睬法律,挂在嘴上的都是这份严重违法的文件,所以多年来经租房业主一直强烈要求撤消这份(85)城住字87 号文,表示建设部无权剥夺数百万经租房业主的私人财产。

《民商》:那么老宅业主对经租房的维权与自住房维权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前者的维权更为艰难?

华新民:对于自住房屋和未曾被“改造”的出租房屋,地方政府至少还承认其为私人财产,这些年拆迁时给予所谓补偿。而大部分地区的经租房则被冒充为“公房”,拆迁时是房客得到补偿,房主人却拿不到一分钱。由于“城市拆迁管理条例”规定:“被拆迁人是房屋所有人”,拆迁办在拆迁起步时就先把这些私人出租房屋以“房改”的名义擅自卖给房客,每平方米几百元到一两千元不等,把他们变成所谓的“房屋所有人”,使其能得到领取补偿款的“身份”。虽然这是一个自说自话的“买卖”——没有买卖合同(只是一页无任何法律效力“买卖协议”,其中有的连“甲方”的签字都没有,且只有一份,乙方签完便收回), “房主”在“买卖”之后没有房产证,交易中不见钱(在补偿款中“扣除”),但最终达到了拆除房屋的目的。然后法院又拒绝受理业主的起诉。此外,还有位于“保护区”的经租房,后者如果是整院的(另有些经租房屋与业主自住房屋在同一宅院里),目前就有被房管局拿到市场上卖掉的危险。

其运作是通过它近年创建的一个兼有房地产开发商身份的“事业单位”——房地经营管理中心。一年以前,在北京部分经租房主的抗议之下,北京市国土局停止了把相关私人宅基地登记在该中心名下的行为,但如果经租房主人已经在文革中死亡而后人不知情的话,有些宅院就有可能被悄悄易主,虽然在保留的私人房产档案里有着完整的“经租”资料,房管局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然而,如果从维护整体土地权利的角度来说,无论是对于自住房还是包括经租房在内的出租房,所有老宅主人又面临着同一个问题,即大家的宅基地随时有可能被政府部门裹在一大片土地里以一纸合同卖给开发商,完全不顾地籍管理法规(要求界址变化时必须有原权利人的签字认可)和一系列保护民事权利的法律。而当“拆迁”降临的时候,虽然自住房被承认是私产,但如果不接受拆迁而最终遭到强拆的话,那最后的结果也同样是很悲惨的。

这几年,我学会经常去看政府网站上的公开信息,比如地块的招拍挂或者土地抵押贷款等内容。若发现侵犯到业主私产权利和威胁到文物建筑,就会把情况告知相关人士。“金宝街”某片的抵押贷款被撤消和前门鲜鱼口的土地撤拍,就是私房主们取得的小小胜利。

去年10 月,我在政府网站上发现了《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关于城镇私有房屋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发证有关问题的意见》((2010)京国土籍462 号文),里面竟然写着“20 世纪50 年代所发房屋土地所有权证照已经失效,落实私房政策以前历年颁发的房地产权属证照,以及有关的蓝图所记载的宗地界线仅作为登记参考资料。”这是严重违法的文件,难道在国土和房管部门登记过的市民私人财产就可以这样一笔勾销吗?

地方政府公开否认现政权在五六十年代正式发放的产权证书的行为,让我心惊!既然是这样对待老宅主人,那么也可以同样对待今天动用了一生积蓄或背负天价贷款买房子的新业主!大家的房产证和土地证说废掉就可能随时被废掉!随后,我找了27 个家族与我联名写信,要求北京市撤销这个文件。同时,我们也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写了信,要求对1982 年宪法第十条“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作出解释:到底这个“所有”是财产权意义上实物土地的所有权?还是行政意义、政治意义、主权意义和象征性的“所有”?等等。我的网易博客上有这两封信的全文。

老宅的历史遗像

2003 年,华新民和她的合作者摄影师叶金中,敲开北京东城、西城、崇文、宣武的57 条胡同112 个院落的大门,向居住在里面的人讲明自己的意图,抢在推土机前,把200 余幅完整的四合院景象用镜头记录下来。随后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庙举办了“留住四合院——北京之魂”的摄影展,希望通过强烈的视觉效果,唤醒北京人关注四合院这一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展览举办得很成功,但华新民还是难过地说,“所有在这里展示的,都是今天还存在的,但仅仅是今天。”

《民商》:您在2009 年出版的《为了不能失去的故乡》一书中写道,您的祖父和父亲曾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呕心沥血,而您这十几年来所致力的正是反对“现代化”这三个字,您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华新民:其实可以这样说,我所反对的是根本不能称之为现代化的“伪现代化”。在我看来,“现代化”不是指拥有汽车、马路、高楼,这是对“现代化”几个字的天大误解。现代化是一种意识,一种以人为本的意识,是对人类生存环境的保护意识,这是当今文明世界的主流意识。

北京正在发生的“伪现代化”正在彻底摧毁这座古都。不少人直到今天还没意识到北京古城的巨大价值,我们之前希望通过展览的形式唤起人们的觉醒。我非常希望现在仍能办一个这样的展览,并且是长期的。很想能找到一个漂亮的四合院,将它办成一个博物馆,在里面长年陈列四合院和与其相关的照片等,让每一个参观的人更直观地感受到现在这种“伪现代化”如何在毁灭历史文化,又如何令民众受到伤害。

我认为,一提到拆迁就总是说补偿金额的高低,这个视角是极端错误的。我的相册里有很多绿树掩映、造型幽雅的四合院的照片,它们当中很多已不复存在了,只是遗像了。很多老北京祖祖辈辈居住在这里,有的家族甚至是从明朝就落户于此,他们要的并不是“补偿”,而是自己所热爱的家园。他们舍不得这里的一草一木。他们自己的生命早已经融在这座古城的文化中了。

《为了不能失去的故乡》一书的另一个重点,就是呼吁对历史建筑和历史城市的抢救,希望停止对祖国文化遗产的破坏。但如果没有土地权利的稳定,一切呼吁都是徒劳的。

焦点之:停住给文明破相的重锤

法国《费加罗报》曾这样评价中国拆除胡同的行为: “(现在)似乎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住这场文化自杀,把自己伟大的文化变成平庸。”

如今的北京,许多古老的事物都消失成为残存的一个个名词,以隐晦方式保持着与历史的最后关联。比如用“单”数牌楼命名的东单、西单,以及因十字路上的四座牌楼数字命名的东四、西四,又比如这三十年间消失了的辟才胡同、灵境胡同、米市胡同等两千余条老北京胡同。

牌楼和胡同隐退后,这些地名像被抽干了血液的标本,孤零零的直立在公交或地铁的站牌上。当我们循着胡同的名字找到的却是宽阔的马路、豪华的商务中心或者门禁森严的社区时,它们显得那么不伦不类。

在建设国际化、现代化大都市的过程中,北京的变化日新月异。然而,对于一个有着八百年历史的文化古都,这种变化并不都是令人欣喜的。我们仅用了二十年间,就用一个划着圆圈的“拆”字带走了2/3的北京名人故居:明代谢枋得祠、林则徐居住过的莆阳会馆、梁启超居住过的新会会馆、李鸿章及其弟住过的扎公府、京剧名家荀慧生故居、奚啸伯故居、尚小云故居、李万春“鸣春社”故居——

建国初还有大大小小7000 余条胡同的老北京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只剩下3900 条,而如今可能已只剩下三位数了。有媒体说,胡同还在以每年600 条的速度消失,那两年以后我们要怎样计算这个令人沮丧的数字,二十年后我们要怎样对孩子们讲外国人都能发出谐音的、曾一度代表老北京文化的“胡同”究竟是什么?

对我们来说,财产与家族的荣誉可以遗传,但它们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事物都无法从前代人那里继承,比如知识和记忆。然而我们却不断的抡起商业开发、甚至是旧城改造的大锤,不予区分,将这些传承文化的建筑变成永远的历史。

死在推土机下的美术馆后街22号院

2000 年10 月26 日, 在当代北京的城市文化史上是黑色的一页。备受海内外舆论关注的文化名人赵紫宸、赵萝蕤的故居——北京市美术馆后街22 号院,在经过长达两年之久的抗争和诉讼之后,终于在中外媒体和民众众目睽睽之下被推土机强行推倒,夷为平地。

位于平安大街南侧的这一古老四合院拥有罕见的“象眼”砖雕,上书阴文,黑底白线,如在砖上作画,东边是牡丹花,西边是猫扑蝶图案,线条简练,画面传神,齐白石的猫蝶图,在构图上和它非常相似,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园子里精美的落地雕花隔扇和完整的院落格局,在北京的四合院中已极为少见。

赵紫宸是著名的爱国主义者、我国现代基督教的著名领袖,曾是世界基督教最高国际组织——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六大领袖之一。赵紫宸之女赵萝蕤教授是著名的比较文学专家和翻译家,她花费十几年心血翻译出版了《惠特曼全集》和艾略特的《荒原》,对中美文化交流作出巨大贡献。赵萝蕤的丈夫是著名的新月派诗人、考古学家陈梦家,他收藏的几十件精美的明代家具堪称国宝。对此,权威文化学者、文物专家侯仁之、吴良镛、罗哲文、郑孝燮、梁从诫、舒乙等社会知名人士曾三次联名呼吁,这一古老四合院“集建筑、人文和文物价值于一身”、“有巨大价值”,应予以保护。

虽然国家文物局专函说明,“应该充分尊重专家意见,对22 号院的价值进行认真确认,在此之前不要拆除。”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的贾庆林也做出了要尊重专家意见的指示。但这一经历了三百多年的历史沧桑,在战争年代、文革破坏中仍能幸存下来的文化遗产,却在推土机下灰飞烟灭,取而代之的竟只是一个随处可见的商业地产。

面对强大体制和巨大商业利益的“22 号院保卫战”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悲剧的意味。这场良知与权力、文化与商业化的实力悬殊的较量,结果几乎是注定的。那么多的专家、学者、学生、媒体和记者、闻讯而来的老中青三代志愿者自发加入到这场民间的“四合院保卫战”中,强烈表达了不容轻辱的民心民意。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赵紫宸先生之子、两航起义的功臣赵景心和夫人黄哲奋起抗争。赵景心说,作为中国人,我有责任保护祖宗留下来的古都,良心不允许我为了几百万元钱出卖这个小院。为防不测,老人已将价值连城的明代黄花梨木家具赠送给上海博物馆。两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对这座古老四合院这个院子的坚守,远远超越了房主对自己居住权的捍卫,而成为一个大无畏的文化行动:为凋零的古都文化和古老建筑请命。

但22 号院还是倒下了。伴随的不只是一声沉重的叹息,也是又一个愚昧战胜文明的耻辱。关于中国人对待文物的态度,鲁迅曾痛切地说:懂行的是偷,不懂行的是烧。如今,却还要加上一个“推”字。

面目全非的“菜市口”

22 号院的惨烈牺牲,不过是古老文明流失的一个小小缩影。当北京四处建“ 金街”、“ 银街”,急功近利的追求中国“ 曼哈顿”、“华尔街”时,作为文化中心的建设却几乎淡不可闻。1993 年中央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在旧城区已被“全面突破”,几无严肃性、权威性可言。90 年代初开始兴建的东方广场,经修改后仍超高近40 米;“金融街”的主体建筑超高竟达68 米。曾经极具民族文化特色的古老的牛街已经被改造成高楼林立的“现代化”景观。在1998 年北京召开的世界建筑师大会上,来自各个国家的许多优秀建筑家没有掩饰他们对新北京的失望——他们以为还有一个“唐诗一般美丽的北京”。

1998 年的菜市口南延线工程, 道路长仅2.04 公里, 涉及的文物建筑多达18 处,包括一大批清代会馆。这些文物建筑除4处位于道路一侧而得以幸免,其余均被拆毁, 如粤东新馆、观音院过街楼、李鸿藻故居,以及休宁会馆、潼川会馆、中州会馆、太平会馆、衡州会馆、镇江会馆、川东会馆、伏魔寺、松柏庵、永乐寺遗址、广和居旧址等。

其中著名的清代会馆“粤东新馆”是戊戌变法的重要遗址,宣武区文物保护单位。1898 年4 月,康有为在此成立了全国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维新派组织——保国会。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到此发表过重要演说。当知道它将被“拆除迁建”之后,著名文物学家罗哲文、俞伟超、郑孝燮、谢辰生等联名向社会发出紧急呼吁,“希望有关部门重新调整建设方案,留下这一处凝聚民族百年沧桑的见证,慎重对待历史。”专家的意见,这一文物是不能迁建的,它不能离开具体的历史环境而存在,希望道路绕行以保护文物,如当年保护北海团城、保护德胜门、正阳门、古观象台那样。然而,就在专家呼吁三天之后,粤东新馆就在包工队的铁锄下变为一堆瓦砾——没有文物专业人员的指导,没有按规定“易地保护”必须要做的测绘、摄像、建筑构件编号等程序,拆下的砖瓦则被变卖。

到了2009 年,在菜市口南大街以西的南横街全线消失了。作为京城保留至今的相对古貌尚存的老街,其历史可以追溯到辽代,那时已是商铺云集,人口稠密,据考证,如同今天的王府井一样热闹。此街从虎坊(桥)路至枣林前街南口大约四五站地长,古色古香,青砖灰瓦,门墩石雕、砖刻影壁……其中不少为北京四合院中少见的经典之作,名人故居更是不胜枚举。百多年前,在南横街两边的这些胡同里,曾经出现过近百个会馆(类似于现在的各省驻京办)。当时那些影响了中国历史的书生义士们经常出没于这条街道,无论是留着小胡子的康有为,还是大脑门儿的梁启超,或者是维新派里的革命者——谭嗣同。

和它垂直和相临的有:珠朝街(中山会馆)、米市胡同(康有为故居)(便宜坊烤鸭店)、后兵马街(张君秋故居)、迎新街、北大吉巷(李万春故居)、贾家胡同(林则徐故居)、粉房琉璃街(梁启超故居)、潘家胡同(三原会馆)、和平巷、保安寺街(高庆奎故居)(吴佩孚宅邸)、平坦胡同(奚啸伯故居)、清末军机大臣孙毓汶故居、包头章胡同、方盛园胡同、果子巷等街巷胡同,还有李鸿藻故居、谭嗣同故居、朱彝尊故居、曾国藩故居、番禺会馆,浏阳会馆,泾县会馆、南海会馆、湘乡会馆,街东口有清乾隆十八年建的江南城隍庙、天齐庙、三官庙。而这些名人故居、会馆及受政府保护的二进四合院90% 因南横街的全面拆除而消失殆尽,最后变成了如今高级的物业小区——陶然北岸和中信城。

“灭顶”的曹雪芹故居和“变味”的孟端45 号

北京市广渠门内大街207 号四合院,曾是唯一被学术界认定的曹雪芹的故居遗址。此院旧时的院落格局清晰完整,“ 端方正直”的四扇屏门, 存留的多处遗迹、遗物,均被证明与曹寅、曹雪芹有关。据雍正七年(1729 年)《刑部移会》中记载,江宁织造隋赫德曾将抄没曹家的“京城崇文门外蒜市口地方房十七间半、家仆三对,给与曹寅之妻孀妇度命”。曹雪芹从南京回到北京后,就是在这个老宅里,开始了“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人生旅程。

然而2000 年,北京市一纸“改造扩建广安大街”的命令,使曹雪芹故居遗址面临灭顶之灾。曹雪芹在中国和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众所周知,著名作家舒乙发表评论说,拆除曹雪芹故居的严重性,如同拆除歌德、莎士比亚、雨果故居。拓宽一条道路与为人类和子孙后代保存一个独一无二的文化瑰宝,孰轻孰重,应当不难认识。然而,尽管周汝昌、冯其庸等国内最权威的红学家一致呼吁保护,但有关部门仍以不是文物为由,决定将其拆除重建。

但重建“曹雪芹故居纪念馆”的规划却一波三折。2003 年初次将复建地点定在原207 号院向北40 米处,但却因是地铁5 号线出气口而“被迫”再向东迁100 米。2006 年再次确定新规划后,却由于“开发商新的地上地下综合开发需求”,再一次重新修改。于是被拆除11 年后,重建计划仍无下文。

与波折的曹雪芹故居相比,孟端胡同45 号的重建更有着“赝品”的味道。

孟端胡同始建于元代,从乾隆28 年到上世纪40 年代,孟端胡同45 号院一直是雍正皇帝之孙果郡王家族的住所。三进两千多平方米的四合院,五米高的北房,垂花门和两侧绿色的走廊,完美无瑕,国家文物局局长曾赞其为“北京四合院中的上上品”。

可即便如此也没能逃过重锤压顶。2004 年11 月30 日到12 月3 日是孟端45 号院的最后日子。75 岁的清华大学建筑学教授陈志华从清华赶来看孟端45号的迁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苹芳记录了以下的文字:“一个工人站在3 米高的墙头,手拿十字镐,用力刨下去,往外一别,一大片灰色的方砖夹着尘土从3米高的墙上轰然坠下。站在围板外的陈老先生大怒,大吼起来:‘快停下来!有这么迁建的吗?老砖的边角要碎的!’没有人理会这位白发老人的呼喊,包工头和工人们连认都不认识他。孟端胡同就这样在一个寒冷的冬日寂灭了。”

如今异地迁建阜成门内的“孟端45 号”成了一个高级会所,霓虹灯让夜幕下的宅院显得格外精致豪华,却也没有了胡同的亲切质朴。一位网友在论坛上叹道:“从今之后,世上再无孟端胡同45 号”。

法国《费加罗报》曾这样评价中国拆除胡同的行为:“(现在)似乎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住这场文化自杀,把自己伟大的文化变成平庸。”

如今的华夏大地,有些在不顾历史文化价值的强拆文物,有些斥巨资重建或费尽心思的“挖历史、做旅游”。著名的民间文艺家冯骥才曾说,拆掉旧城,灰飞烟灭的不仅是青砖灰瓦、古巷勾栏,更是强行抹掉人类生存的记忆。

从城市地皮使用的经济性出发, 从改善民众居住条件出发,从激发房地产开发商投资北京建设的需要出发,从缓解北京日益拥挤的交通状况出发,那些人有千条理由拆掉妨碍北京发展的狭窄的胡同,而无需顾虑后人是否会在若干年后像如今我们批评上世纪60 年代拆除北京城墙那样评说“曾经重锤让这个国家和古老文明头破血流的无知先人”。

资料链接

2002 年,位于宣武区棉花头条1 号的林白水故居被推土机铲平。林白水为民国时期著名报人,1926 年被军阀张宗昌杀害。

2003 年,梅兰芳故居“无量大人胡同5 号”(后来的红星胡同5 号)被拆除。该院落曾有数千国际友人造访,包括瑞典王储古斯塔夫六世夫妇。

2003 年,位于察院胡同23 号的著名诗词学者、国学大师叶嘉莹教授家族私宅被推土机铲平,该四合院已有200 多年历史。同期被拆除的还有法学家钱端升贡院头条2 号的私宅。

2004 年,东城区西裱褙胡同被拆除,该胡同内有多处历史遗迹,除于谦祠被保留,戏剧理论家齐如山故居、“汉园三诗人”之一的何其芳故居均未幸免。

2004 年11 月,砖塔胡同95 号张恨水故居被拆,成为商业楼宇的建筑工地。

2005 年,由于金融街的开发项目, 曾被国家文物局局长誉为“四合院中上上品”的孟端胡同45号清代果郡王府被连夜拆除,后“迁建”阜成门内历代帝王庙附近。

2005 年,鲁迅、周作人曾居住的西城区赵登禹路的八道湾后院及书房被拆除,鲁迅在此写出了《故乡》、《阿Q 正传》等不朽名作。

2006 年,前民国总理唐绍仪故居麻线胡同3 号院“意园”被拆,该院建筑风格中西合璧之风,内有圆明园遗物。

2007 年,宣南区域多处名人故居被拆,其中有保安寺街内京剧“后四大须生”高庆奎的故居,及后兵马街北侧京剧“四小名旦”张君秋的故居。

2009 年,位于北总布胡同24 号院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部分被拆,后在社会各界干预下,残余部分得以保留。与其一墙之隔的金岳霖故居也险遭破坏。

焦点之:陈有西:“五粮液古窖案”背后的中国土地权问题

中国的房地权是割裂的。中国公民财产权不稳定,没有安居感,原因就是同土地制度有关。人人都是没有恒产的,因此也就没有恒心。

上世纪5 0 年代,“ 五粮液”酒种的创造者,“尹长发升”将自家的16 口古窖租给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然而, 在2 0 0 9年租赁期满后, 尹家却得到一份五粮液《关于不再签订鼓楼街32 号酿酒窖池租赁协议的通知》。通知中称“该窖池产权归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所有”,理由是“ 已经于19 95 年和19 9 6年分别购买了酒窖上方的厂房和尹家自留房”。

尹家致函五粮液,告知其《通知》严重侵权。

这场纠纷发展到2010 年11月,宜宾市翠屏区土地管理局向尹家发出《关于国有土地权属调查中相关权利人指界的告之( 应为知) 事项》,打算把权属尚存争议的翠屏区鼓楼街30、32 号土地使用权证核发给五粮液集团公司。尹功孝代表尹氏家族财产继承人递交了《关于宜宾市翠屏区鼓楼街30、32 号土地使用权登记异议书》,明确表示只有尹家才拥有酒窖所有权和土地产权。

尹家诉宜宾市政府、五粮液公司案,涉及到新中国的一些土地政策等历史沿革问题, 就此,《民商》记者专访了京衡律师集团主任、一级律师陈有西。

《民商》:您认为尹家诉宜宾市政府、五粮液公司案蕴含着怎样的意义?

陈有西:五粮液古窖案目前还在起诉立案审查阶段,尹家提起了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已经十个月了,最高法院在关注中。

这个案件涉及当前中国法治环境下的私有财产权保护问题,既涉及新中国的土地制度问题,也涉及房产问题及经租的历史沿革问题。这些问题不单宜宾有,其他的城市像北京上海也都有。只是尹家的酒窖权利是一个特例,他家的房产一直没有经过经租,酒窖权也一直没有中断,一直租到2009 年12 月30 日, 到了中国已经有严密的《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物权法》的时候,一切都有了法律保障。这是很少见的权利还一直存续的案例。非常有典型意义,因此此案会是中国公民私有财产权保护的标志性案件。

《民商》:就国内19 8 8 年产生的土地出让制度而言,“出让” 即是土地产权转移的意思, 与香港的“土地批租”有本质上的区别—— 香港政府作为香港土地的所有者, 与每一位购房者都签定了租赁土地的合同,而在我们这里是不存在这纸契约和这种关系的。

陈有西:五粮液古窖案, 还没有涉及到土地出让问题。宜宾市政府是通过行政手段,以“建设酒文化街”名义,以公共利益名义,没有征得房主的同意,就将向尹家租来的房产强行收购,然后以国有资产的名义, 入股到五粮液股份公司。但酒窖一直没有按文件购买,而是一直租到20 0 9 年12 月,然后赖帐不付租金,用行政权发文说酒窖归国家了。就算当年的强行收购中,仍然明确了酒窖是尹家的,酒窖边的18 多平方米的自住房是尹家的。有房产证、土地证,从来没有收回过。因此,这是一个公权逐步对民权进行蚕食的过程,同土地政策没有直接关系。而是在已经有法可依的21 世纪, 仍然用上世纪50 年代无法可依的方法,进行剥夺。

新中国的私有财产权保护,有个过程。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的时候,刚建国的时候,我们党和国家是保护私有财产权和土地私有权的。《苏维埃土地法大纲》中就有土地私有的规定,农村是“耕者有其田”,“打土豪分田地”,就是分给个人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现在还保留着这些原始文件和农民的土地证。城里是保护民族工商业和私人房产、地产、工厂。

但五十年代初,我们就开始消灭私产搞集体化,农村是“入社自愿退社自由”,把土地和生产资料“自愿”收归集体,后来就搞人民公社、立法规定土地公有,“退社不自由”了,农民失去了土改得到的土地和生产资料。城里则进行“一化三改造”,“改造农业、改造手工业、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搞社会主义工业化。除了生活资料, 无论城乡,土地房产等生产资料大多数收归国有和集体所有了。这种国家征收行为,几乎是无偿的。

国家免费获得了公民的土地和私有财产。后来五十年代反右、六十年代四清、七十年代文革、割资本主义尾巴、打击投机倒把,国家用打击犯罪的手段,专政的手段,将公民的私产几乎全部收归国有和集体所有了。宪法规定了“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由于我们的立法思想是“公有制”, 立出的法都是这样规定的,因此这些做法都能够找到“合法”的依据。但是,这种无偿剥夺是违背共产党人闹革命时对人民作出的承诺的。违背了“耕者有其田”、“ 均贫富”、“ 打土豪分田地”、保护私有财产权的初衷。

《民商》:目前国内所谓的“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问题忽略了很多私房和经租房房主的权利,在这点上已经出现了一块土地两个所有权人的概念。

陈有西: 《物权法》立法讨论的时候,土地所有权的问题开始突显出来。因为按照民法理论,地上物权依附于地权,房产不可能吊在天上,建成空中楼阁,它必须依附于土地。如果土地不是你私有的,地上的房产怎么可能是你私有的呢?当时有一个“ 地随房走,还是房随地走”的争论,最后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因为我们的《宪法》、《土地管理法》没有修改,《物权法》没有办法突破它,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东西。

中国现在公民的财产权中的主要东西,就是房产权。而其实我们现在所有的中国公民,都是无房户。房产权都是不完整的。说“ 这套房是我的”, 其实是错误的。你有的只是70 年的使用权,并没有所有权,因为土地不是你的,是国家租给你的。城里的是国家的,农村的是集体的。为什么中国拆迁这么容易?为什么人都自焚了,也照样能够拆迁?就是因为我们的土地制度和房产制度。你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国家可以随时征用掉,随时拆你,要你搬走。这是我们立法理论上带来的问题。

中国的房地权是割裂的。公民财产权不稳定,没有安居感,原因就是同土地制度有关。人人都是没有恒产的, 因此也就没有恒心。有了钱的人都想出国, 导致严重的社会性短期行为心理。

《民商》:有一种官方观点说经租就是征收,国家可以收归国有,不用归还?这个法律依据何在?

陈有西:经租变征收, 我国从来没有法律依据,世界上也没有这种法律概念。租出物是不丧失所有权的。我们只有当时的政策和最高法院按照当时政策所作的一个答复,现在看都是违法的。按照法律和汉语语言常识,“租”,是把房产提供给别人有偿使用,收回房租。“租”不会丧失所有权的。但在新中国就是这样发生了。最高法院那时规定,经租房只能是自己活着这代人收租,自己死了,就归国家所有了,子孙无权继承。这其实把普通百姓的财产,也按照阶级敌人的财产,打土豪分田地一样,用权力收归国有了。

1949 年8 月11 日《人民日报》的“新华社信箱”的答复,在当时就相当于政策法律,也是保护租赁物权的。《关于城市房产、房租的性质和政策》一文中答复“:对旧私有房屋来说,其所以不能和农村中的土地问题一样处理,是因为这两者的所有权关系,从而产生的这两者的剥削关系一般地是不相同的。……城市里私人房主对房屋的占有,一般地不是封建性质,而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种资本主义性质的房屋所有权,应当和其他官僚资本以外的私人资本的所有权一样地受到保护……综合起来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于城市私人所有的房屋、地产和房租的政策,采取如下的原则:一、承认一般私人所有的房产的所有权,并保护这种产权所有人的正当合法经营;禁止任何机关、团体或个人任意占用私人房屋。二、允许私人房屋出租,租约由主客双方自由协议来订立。三、主客双方都应当遵守所自由议定的租约。人民政府的这种关于城市房屋的政策,不是暂时的,而是要长期实行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城市居民有足够的房屋可住。”

从以上各条来看,人民政府是允许私人房屋存在的,党领导的政府在进城以后对广大非专政对象的房地产进行了登记,也就是国家承认了私人的房地产权。但最高法院1964 年9 月18 日根据当时政策,出台了一个《关于国家经租的房屋不允许继承问题的批复》,规定国家经租房的业主,死亡后不能继承,子孙丧失了所有权。这个答复解释已于2008年12 月24 日被废止。但是大量的经租房产已经没有办法恢复。

《民商》:经租房政策对尹家的酒窖案有影响吗?

陈有西:没有影响。因为现有的所有证据证明, 尹家的房产,是生产厂房不是住宅,尹家又是革命后代,从来没有纳入经租范围。尹伯民解放前靠拢共产党,是进步的民族资本家,是共产党的朋友,保护过党的地下组织,因此他们家的房地产从来没有被没收,没有纳入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前三十年的宜宾地委、市的领导,四川省委,都是知道这个历史的,财产权是明晰的。每一次政治运动中,尹家的房产和酒窖一直没有被征收和剥夺。因此才会到20 0 9 年12 月底一直享有出租权,收取租金。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他们的权利一直延续到了中国依法治国的时代,有了民法、物权法的时代。这样,他的财产权已经不能用当年的政策治国的方式来解决,只能依现有的民法和物权法来解决了。但是宜宾市政府和五粮液公司的观念,还停留在依政策治国、没有法治的年代。他们眼中只有权力而没有法律。

《民商》:你为什么认为按现在法律,十六口酒窖是尹家的?

陈有西: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理解。第一,酒窖的租赁合同,证明了物权的所有人。租赁权, 是一种派生权利, 依附于对物权的所有权。如果这个物不是他的,他没有权力出租并收取租金。转租权也来源于物权的委托, 承租人则肯定没有物权。否则他不用付出租金,对自己的物,可以免费直接使用。因此,这个物权明确是尹家的。第二、物权归尹家所有的事实,是各方没有争议的。包括五粮液公司、政府都一直承认的。因为合同延续了新中国的六十年,从来没有中断。各方民事意思表示很清楚,各方没有误解、没有争议。第三、这个物权是延续到中国有了民法、物权法之后,完全可以适用现有中国民事法律,法律标准已经很清楚。第四、从现有证据看,尹家能够证明自己拥有酒窖的证据非常扎实充分,“一化三改造”从来没有剥夺过他们的权利, 当地政府一直也是承认的。尹家还有历次处理租赁问题的宜宾领导的证言,这是一种很特殊的一直拥有私产的权利。第五、地上附着物依附于地权, 这是民法的基本理论, 全世界都是这样认定的,因为房子不可能建在天上。没有土地权的人不可能拥有房权, 发生争议时房随地走。这是非常清楚的。尹家在中国没有实施土地证制度时,一直拥有无可争议的地权, 因为酒窖就挖在地上,有6 4 0 多年了。后来我国开始实行土地可以发证, 政府违法刁难不给尹家发,用“左”的政治运动的观念限制尹家的正当要求。但是仍然一直承认他的地权和租凭权。一直到了改革开放时代, 这时我国已经建设了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但为了扩大五粮液的生产经营规模, 政府把房产通过行政权强行收购后又违法转卖给五粮液公司,这是典型的“ 企业国有化”、“用政府手段进行企业行为”违法事件,导致房权和地权割裂。但是政府对6 0 0 年酒窖的权利一直没有没收和购买过。

《民商》:宜宾市政府1984 年发出454 号文件,现在又说当年发错了,生产资料是不能纠错重新发回个人的。这种说法有没有法律上的依据?而1984 年那个文件是否真的错了,在法律上是否站得住脚?

陈有西:1984 年的文件没有发错,是历史真相的记录。是当时宜宾地委请示了四川省委才定的,证据确凿,体现了一种真实的财产权关系。生产资料不能复查发还, 是现在的干部在想当然。因为尹家的这个财产从来没有被改造过,没有收归国家,不是发还的问题, 是恢复真相问题。文革结束是1976 年,1984年已经是拨乱反正的年代,落实政策都已经结束,这时的结论是非常冷静客观的。这个时候我国已经有了《民法通则》,处理这类财产权已经有法律依据。这时即使政府想没收,都已经是违法无效的。财产权已经不是由政府说了算,有法律保护私有财产权,我国宪法也已经修改,要平等保护一切合法财产权,不论是国有的还是私人的。因此宜宾市政府现在的说法,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民商》:尹家维权目前碰到了什么困难?目前有进展吗?

陈有西:只要中国还坚持依法治国,宪法还规定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权,尹家的维权行为必胜。目前尹家已经起诉法院。只要进入诉讼程序,这个案件必然胜诉。也因为如此,宜宾方面给人民法院很大的压力,不让法院立案。中国的《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 都规定了法院受理立案的审查期是7 天。但是这两个案都已经十个多月了。还是没有决定是否立案。这是个行政案件,但他们对发生在2010 年的“新的具体行政行为”,故意曲解为“历史问题”不受理;对民事索赔案,则干脆不受理不答复,好象人民法院不存在一样。这体现了当前中国司法的混乱状态,体现了行政强权、强势企业对国家法治的破坏已经严重到了何种程度。

由于有清楚的租赁合同和大量的证据,这个案件尹家最终一定能够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五粮液公司在这件事情上危机公关很失策, 其核心品牌价值已经受到严重损害。其实还有上市公司的诚信问题,因为他们的宣传资料都说他们有“长发升”6 4 0年的酒窖, 但从来没有批露过这是别人的、租来的。这是对股民的欺骗,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中不允许的。在尹家一直维护他们的企业形象, 一直保密的情况下,是他们主动挑起了战火,突然要中断租赁,无偿占有他人的财产,连每年几十万的租费都不想付了。作为一个年利润近百亿的企业, 这种行事方法无异于自杀,是很短视的。我们期望人民法院依法办事,尽快受理、审理这个案件。

采写/《民商》记者 韩雪 实习记者 魏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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