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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乡村中国”到“城市中国”

2012年10月27日 03:51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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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7%!

在面对中国城镇化率2011年达到这样一个数字水平时,不同的人表达了完全不同的态度。更多舆论将其看作是有着几千年“乡村中国”传统的国家,终于迎来了向“城市中国”转变的历史性节点,基于城镇化和工业化作为国家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主要标志的认知,在对国家现代化充满期待的中国,对这样历史性时刻的来临,自然具备了很大的光荣性解释空间。

但另一方面,在这样的一个数字背后,另一组数字显示,更符合中国真实城镇化率的户籍城镇化率却不到35%,这意味着51.27%的城镇化率统计中,有大概1.59亿的人还没有从根本上融入到自己所生活的城市,尽管这些人中间有的已经长期定居在其所居住的城市,并购房、纳税。更有超过7000万的流动人口,游荡在城乡之间和不同城市之间。以至于,很多研究者公开批评这样的城镇化是“半城镇化”和“伪城镇化”。

在这场全球史无前例的城镇化变革中,出现了全球最大规模的建筑工地、全球最大规模的农民工和全球最大规模的流动人口并存的局面。而最近已经出现的北京、上海等地的户籍人口公开反对开放异地高考的声音,则反映了未来的城市开放性建设,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行政决策的问题。

这还不是中国城镇化发展现实的全部。如果说过去十年的中国城镇化更多体现为农村人口转移到大城市和区域性中心城市,从而实现了统计数据上的城镇化率大幅提升的话,那么,在接下来的过程中,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将开始直接牵涉到农村地区就地城镇化问题,从而使得中国城镇化格局呈现大城市的城市质量提升、城中村改造、城市郊区农村的城镇化和广大农村地区就地城镇化,这样一个全面城镇化的局面。与此相伴随的,很可能是争议四起,冲突不断。

除此之外,在中国城镇化的区域布局方面,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速度将加快,而考虑到这些地区的自然环境、地理因素和水资源、产业支撑等条件限制,这些地区又能实践出怎样的城镇化道路,并呈现出怎样的城镇化未来呢?

既有的全球现代化国家发展经验表明,没有充分的城镇化和工业化,就不会有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城镇化之路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成为中国国家变革的确定性变革方向,只是,在这样一个变革探索和实践的道路上,无论是大城市的治理、中小城市的营造、小城镇的规划,还是中

国传统乡村的存废,都充满了具体而微的研究和决策需求,就像经济增长不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全部一样,作为经济增长动力的城镇化也不应当是中国城镇化道路探索和实践的全部。

于是,面对这样一个中国城镇化变革的确定性方向和充满各种不确定性陷阱的变革未来,表现出更多的全球视野、历史关切、改革勇气、科学精神、责任担当和敬畏之心,当属对中国城镇化政策设计者、决策者和执行者共有之要求和期待。

1. 城与乡的双重城镇化阶段

最近,中国文联副主席、国务院参事冯骥才先生提供的一组数据,快速的成为新闻热点,并激发了社会上新一轮对于中国传统村庄的关注和讨论。冯骥才提供的有关部门的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的自然村十年前有360万个,现在则只剩270万个,一天时间消失的自然村大概有80个到100个。

当然,单纯从这些统计数据无法具体了解这些村庄消失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但考虑过去十年同样是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十年的背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村庄消失与城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

而且,考虑到今后的城镇化在空间分布上,将会更广泛的牵涉到远离中心城市的农村地区,并且不仅仅是人口从农村迁到城市,而是伴随着农村的社区化居住这样的农村地区就地城镇化模式发生的,村庄的消失还将成为常态,而且,速度可能更快。

冯骥才说,很多传统村落就是一本厚厚的古书,只是很多还来不及翻阅,就已经消亡了,“我国的物质文化遗产最大的是长城,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大的就是村落。”

一直以来,对中国村庄的认识上一直存在分歧,对中国村落的居住方式的理解也多有不同,所以,目前在全国很多地方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村社区化改造活动,将农村地区进行集中连片开发。

今年9月份,本报记者乘车穿行于长白山区的时候看到,尽管这里地处大山深处,很多的村落散布于山坡上或溪水旁,但也看到路边的广告牌上打出了地方政府积极推动连片开发的广告牌。

在本报记者接触的很多地方推动农村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官员看来,对村庄进行整治,通过农村社区化规划建设,复耕村庄的土地,可以节约更多土地,也可以提高农村人的生活水平。

但在冯骥才看来,很多传统村落是比较好的历史建筑,村落的选址、格局有自己的特色和历史,有的有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列入了国家非遗名录,而且,保护当地传统村落和提高当地老百姓的生活质量之间并不矛盾。

“那么多村庄快速的消失了,有没有人事先进行研究,这些村落到底有没有价值,这些村落是不是存在到底由谁说了算?当地居民参与决定了吗?”著名文化学者、《中国在梁庄》作者梁鸿对本报记者表示,之所以有很多的学者对村落的消失表达惋惜,并非简单因为大家对村落有感情,而是,很多中国的村庄是作为中国传统文明的载体存在的,消灭村庄的同时,是在消失传统文化和文明的记忆。“村庄存废问题,不是简单的土地问题,更是文化和文明的问题”。

在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看来,城镇化不是消灭乡村文明,世界上除了极少数国家没有农村,大多数还是保存了一定数量的农村,哪怕是中国到城镇化峰值的时候,肯定还有几亿农民在农村。

这就涉及到新农村建设怎么的问题。“从中国目前与将来来讲,都不能把农村消灭掉。”张占斌说,“通过村庄整治、土地整理引导农民向城镇、中心村适度集中是一种探索,但在探索中要避免出现农民‘被动上楼’、‘耕地占优补劣’等现象”。

在中国的城镇化过程中,尤其是有些地区提出了全域城镇化概念的背景下,怎么处理好城乡关系,处理好村庄的存废的问题,正变得越发迫切。

当然,中国的城镇化就像一个扁担挑两端,一边是农村地区的城镇化问题,另一边则包括了既有的城市地区的城市发展问题。而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就像农村地区的村庄存废存在广泛的争议一样,既有城市地区的发展模式和道路也存在争议。而现在的争论之一就是,新城区的大规模建设。

当年参与郑东新区规划建设的一位官员对记者回忆,当年自己到郑州工作以后,面对一个要在15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规划建设一个新城区的规划,心中的期待和惶恐是一般人很难想象的,“自己在这片荒地上散步了两个月才下定决心开始干”。因为,在十年前,对于地方政府来讲,尤其是一个工业化水平和城镇化水平都很低的郑州,要在十几年内建设一个150平方公里的新城,简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十年后的今天,别说是省会城市,就是一个一般的地市级城市,在进行新区的规划建设的过程中,动辄都是几百平方公里甚至上千平方公里。而且,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迹象是,通过新区开发建设打造一大批区域性中心城市,并通过区域中心城市带动战略,推动区域经济的崛起,正在成为中国新的城镇化阶段区域经济和城市发展的重要的战略选择。

所以,可以预见的是,在接下来的中国城镇化发展中,除了已经批复的天津滨海新区、重庆两江新区、陕西西咸新区、甘肃兰州新区、广州南沙新区、福建平潭新区等,还会有一大批城市新区得到国务院的批复,通过新旧城互动发展提升区域中心城市辐射和带动所在经济区的发展模式或将在更多地区推广。

“郑东新区的规划建设,亦体现了当时河南省实施中心城市、中心城镇带动,构筑综合竞争力强的开放型的经济区的思想。这样一个中心城市带动的思想符合河南的城市发展规律,解决了以城带乡谁去带、统筹发展谁去统筹的问题,在中心城市辐射半径范围内解决‘带’的问题和‘统筹’的问题,这是很好的一个理念。”郑州市委书记吴天君告诉记者。

后来的发展事实证明,这一发展路径在河南其它大部分地市进行了复制,并为后来提出中原城市群建设和中原经济区的规划打下了基础。

不过,上述河南的那位官员告诉记者,对于城市建设者来说,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当时我曾经问一位城市规划专家,郑东新区要建设成一座新城,十年是不是可以完成,这位专家说,不可能,起码需要15年”,“现在看起来专家是对的”。

但现在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新区建设规划中,普遍提出的是,三年出形象、五年大变样,十年大跨越。

当然,在对这些城市发展规划的速度提出普遍质疑的同时,在新的城市群和城市发展规划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发展亦多有争议。比如,直到今天为止,对西部城市鄂尔多斯的争论都没有结束。

在舆论对鄂尔多斯的城市发展讨论中,除了城市发展模式中的投融资问题和能源诅咒问题,更广泛的质疑是,对于地处西部缺水地区的城市而言,这里到底是不是适合做一个大城市。

而这个问题的背后,则是学界一直存在的对历史地理学者胡焕庸提出的“胡焕庸线”的争议。这条线北起黑龙江的黑河,南至云南的腾冲的斜线,线东南方36%的国土居住着96%的人口,学界一度断定这条线的东南方是最适合人居住,这条线的西北部是不适合发展大城市的。

而我国截至目前区域经济发展的现实也是,东中西城镇化发展很不平衡,呈现明显的东高西低的特征,三个相对成熟的城市群都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城市发育明显不足。这导致了人口大规模的流动、资源大跨度调运,极大增加了经济社会成本。

但在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看来,城镇化布局既要遵循经济规律,也要考虑国家安全,“以后设置城市群和城市都要考虑国家安全和战略问题,不能说这个地方适合居住就大力发展,那个地方稍不适合居住就一点不发展,应该有区域统筹协调的思想。”以后中西部地区的县城和重要的边境口岸也可以逐步发展成为中小城市。

当然,如果回顾最近几年针对中国城镇化的讨论,最热闹的争论当属对城市建筑的争论,而其中更热闹的则是对地标建筑的争论。

3. 充满争议的地标建筑

直到今天,对每一个到芬兰赫尔辛基的寻访者而言,位于市中心的火车站和这个城市的白色教堂、西贝柳斯的塑像等一起,成为不能错过的一个风景。当记者站在这座著名的火车站前的广场上,看路人匆匆,以及站前街道上的电车的轨道以及空中交错的电缆,还有周围的其它建筑,分明感到,这个享誉全球的建筑物,仅仅是作为这个城市和这个城市的这一街区一个“城市的零件”存在的。它并没有特别的突兀,没有特别的标新立异。

这个建筑出自著名的建筑大师老沙里宁之手,无论是从功能主义还是从建筑美学的角度看,都是一座经典的建筑,且历经一个世纪,直到今天都在被完整的使用着。所以,无论从城市历史角度来看,还是从其对一个城市的表征而言,这都可谓是赫尔辛基这座城市最重要的地标建筑之一。

这或许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关于城市地标建筑的思考,其中包括:一个城市的地标建筑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更重要的是,到底什么样的建筑才能成为一个城市地标建筑?

反观国内的情况,有两种思潮值得我们关注和反思:首先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于地标建筑的一个倾向性理解是,好像只有奇形怪状的建筑才能作为一个城市的地标建筑,而每个城市在进行自我的城市品牌形象塑造和传播的过程也开始更多的追求一些颠覆性形态构造;另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在高度上进行冲刺,高度成为地标建筑的一个鲜明特征,于是,中国成为全球最大数量的摩天楼的建设工地。

其中,针对“奇形怪状”的批评,这几年频繁的发生,仅在北京,就曾经引发了针对央视新址大楼、国家大剧院、鸟巢等设计方案的辩论,在支持者看来,这些建筑大胆的想象和够勇敢的创意,在建筑上赋予中国的城市化以国际化的表达,就像中国的城市化在上演世界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一样,这些建筑也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建筑革命和试验,当这些最前沿最具颠覆性的建筑开始拥抱中国的时候,中国的城市也应该以同样的热情拥抱这些建筑师和这些建筑师作品。

在这些支持者眼中,那些反对者,要么是顽固不化的保守主义者,要么就是对既有利益和建筑话语权威的持有者,要么就是缺乏创意和想象力的老古董。

而让这场争论更富有戏剧性和代表性的是,在那些坚定的反对者中,我们看到了像吴良镛、周干峙、韩骥等全国著名的城市规划和建筑大家,就北京的几个标志性建筑而言,他们从央视新大楼,到国家大剧院到鸟巢,一路反对过来,对这些建筑设计方案都提出了明确的质疑。

他们一直被奉为中国城市规划界和建筑界的大师,师出名门,又具有国际化视野,对中国的传统建筑和学问多有研究,对中国的国情有深刻的体会。但在这场争论中,这些都似乎成了支持者将他们讽刺为“顽固不化”的理由,他们显然成为了“为反对而反对”的反对者。

当本报记者将支持者对他们的上述评价告诉给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建设部副部长周干峙先生的时候,他不无悲情的说,自己并非为反对而发对,相信历史会做出公正的评价,自己是对历史负责。

而曾长期担任西安规划局长、现为西安城市规划委员会总规划师的韩骥则告诉记者,这些打着所谓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建筑设计理念,其稳定性和审美在西方国家都没有被完全接受,在中国却受到了疯狂的追捧,此外,这些建筑和中国的很多城市的既有风格是不一致的,对一个城市的总体建筑风

格而言,这些建筑的到来就像是在一场京剧表演晚会中,突然来了一个跳霹雳舞的,尽管不能说完全不美,但至少与既有的风格是不一样的,这就使得这场晚会有点不伦不类。

面对争论和那些奇形怪状建筑的支持者对自己的冷嘲热讽,吴良镛先生曾在接受本报记者的采访时感慨:“中国建筑文化底蕴是相当丰富,但中国建筑的遗产并不是很深厚,现在我们对于什么是好的建筑和好的城市没有共识,这与老百姓的建筑修养有关。”

如今,每天夜幕降临的时候,位于北京东三环旁边的那座著名的“扭曲”的建筑,也会亮起灯火,透过玻璃幕墙,甚至可以看到一个个格子里正在移动的行人的身影——这座建筑似乎已经习惯了北京CBD每天的安静和喧哗,但是,对于这座充满争议的大楼,直到今天,支持和反对,赞美和嘲讽,依然如此鲜明而又彼此扭打在一起。

这已经不仅仅是针对一座建筑的争议和辩论,伴随本轮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过程,中国城市化也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过程,中国的城市本身也正在经历快速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几乎每个城市都在经历一场包括城市建筑在内的全方位城市构成元素的重塑。只不过,建筑作为城市最直观的表达符号之一,因其显而易见的特征和对城市视觉层面的塑造,于是成为最先被人审视的对象之一,也变成最富争论性的对象。其背后则,直到目前,我们对于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如何建设一个理想城市,并没有达成广泛的共识。

4. 被遗忘的城市包容性

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些以极大热情接受了那些奇形怪状的外来建筑设计的城市,却拒绝了满怀奉献精神和青春梦想来到这个城市的人。

2012年春节前夕,本报记者来到了北京城最重要的地标建筑之一北京火车站,在火车站广场上临时搭建的售票点的窗口中,凭着自己的身份证,退掉了之前买的一张回家的火车票,转身正好看到几个年轻人在用花盆摆放成的花墙前合影留念,上面赫然镶嵌着“爱国、创新、包容、厚德”几个大字,这些留着时髦的发型,穿着仿冒名牌服装的年轻人,在“包容”二字前拍着姿势,脸上露出略显僵硬的微笑。

他们即将踏上返乡的火车,和数以亿计的城市务工人员一样,每年都会来到城市,每年也都会离开城市回家过年。而他们或许还没有搞清楚自己的选择,在宏观上为中国制造出了一个全世界闻名的热门词汇——“春运”,在很多政府官员眼中,每年的春运都是一次挑战,而铁路部门每年都会有所承诺,每年的承诺都会无法兑现。

他应该属于被媒体和学者定义的“第二代农民工”——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把外面的世界当作家,无论多么陌生,他们都努力地试图在那里寻找到自己的位置,对外面的世界也有着比父辈更高的期许。但在城市却并没有能够得到更多公共服务的提供,一张代表了城市身份的户籍更是遥不可及。

与中国超过51%的相对乐观的城镇化率统计相比,相对能更准确反映中国真实城镇化率的户籍城镇化率,却只有不到35%,这不仅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世界52%的的平均水平,甚至低于与我国发展阶段相近的发展中国家60%的平均水平。大家的共识是,对中国城镇化发展而言,真正的城镇化率肯定是户籍城镇化率,最后基本公共服务应该是均等的。

当然,在城镇化研究者看来,这也说明中国城镇化率的潜力还很大。哪怕是按照过去十年每年提高1.3-1.4个百分点来算,如果提高20个百分点,也需要很长的路要走。

在张占斌看来,按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规律,城镇化率超过30%以后会进入加速发展期,城镇化带来大量的内需、大量的投资,能够有力地推进经济增长和发展。

而很多国内外的研究机构都认为,未来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将来源于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城镇化的推动。

但要完成这样的一个城镇化过程,释放城镇化带来的内需动力,则需要降低城镇化的门槛。其中包括,大规模地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既是要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现实需要,更是为使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要受阻。保障性安居工程中的50%是棚户区改造,就是为了避免出现城市二元结构。

不过,就记者的了解的情况是,在很多城市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中,保障地处偏远地区、基础设施配套落

后等情况多有存在。这也是未来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值得关注的问题。

“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的目的,除了抑制房价外,就是要逐步让农民工进城后有房子住。”有专家分析称。

城市是一个综合体,其有效运转和持续发展,需要各行各业的支撑,需要不同领域不同岗位的劳动者,就像有人形容的,城市不仅要有“拿手术刀”的,也要有“拿剃头刀”的,不仅要有“戴眼镜”的,也要有“戴安全帽”的。

“特别是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之中,更需要一大批普通劳动者、建设者。”张占斌说,“所以,我们的城市必须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为这些普通劳动者和建设者提供安居乐业的良好环境”。

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对很多地方的城镇化而言,在没有很好的达成对城市的建设和治理共识之前,却同时已经开始快速的推进包括偏远地区农村在内的城镇化的进程了。那些离开农村又无法进入城市的年轻人,又将此行何去呢?

5. 重回乡村的可能性

在来到芬兰之前,记者对这个国家70%的森林覆盖率已经有所耳闻,但是,当汽车长时间行驶在被森林覆盖的土地上的时候,还是对眼前的景色有些出乎意料。

那是一个晴朗的早晨,记者亲眼见证了一个芬兰小城如何伴随着摩托车奔跑声从睡梦中苏醒,然后看到橘红色的朝阳照耀着城堡式建筑的屋顶,洒向大片的树林,直到最后,我们才看到温暖的太阳从树梢下面升起,让更多的森林披上阳光。

那一刻,我们都被眼前的蓝天、一望无际的森林、安静的阳光所打动,快速地按着相机快门,并感叹称,对于业余摄影爱好者而言,这样的美景还只是在明信片上见到过。

车在柏油路上奔驰,一路上我们除了看到绵延无际的森林外,还看到隐藏于树林中的木屋别墅以及那被孤独的烟囱所表征的林间桑拿屋,还有不时出现的湖泊,当然,还有红色的小屋,以及小屋前面整理得很平整的田地。

这就是芬兰的乡村。在不到100年前,这些基本上还是芬兰这个国家最具代表性的风景和生活方式的背景,不仅仅代表了这里的居民对这种生活方式的最大依赖,甚至较多的人认为,这就是这个国家生活的未来。自然赐予了芬兰大片的森林、超过18万个天然湖泊,于是这里的人们从森林开始,经营自己的生活,伐木和农业长期主导着人们的职业,人们依湖而居,过着田园式的生活。在更多的人开始接受工业化和多元化的文化教育以后,在更多的年轻人奔向城市寻找工作和新的文化依托的时候,老人们依然保持了对森林和自然持久的眷顾,而艺术家们依然将自然、森林、湖泊、农夫、乡村里淳朴的姑娘,作为其艺术创作的素材,表达着植根于内心的乡愁。这与中国现在的情形多有相似。

后来的历史是,和其他国家一样,这里也难以避免地开始着城市化,更多的人开始向南部沿海的以赫尔辛基为代表的城市迁移,芬兰也在其多次的工业化革命中,完成了国家经济的产业构建和国家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在这过程中,诞生了像诺基亚、瓦锡兰以及北欧设计等在全球都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工业企业,也形成了像赫尔辛基、坦佩雷、瓦萨等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城市及城市经济。

如果单从时间跨度而言,芬兰可谓经历了一个快速的城市化的过程:1900年,芬兰的城镇居民仅占总人口比的7.5%,20世纪50年代,对很多芬兰人而言,在乡间拥有一个自己的别墅和一块种土豆的小田地,还是其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从这以后50多年里,才开始大规模地往城镇转移。

不过,今天似乎已经没有必要再去统计芬兰的城市化率到底是多少了,因为,想明确地区分一个人是一个农村人还是城里人,一个家庭是一个城市家庭还是一个农村家庭,并不容易——在500多万人口的芬兰,远离城市而建的夏季别墅或说乡村别墅已经达到47万之多,而且,这一数字还在增加——在乡间修建一所自己的别墅并配上一间自然的桑拿屋,已经成为很多人的选择,无论是在城市工作的芬兰人而言,还是对已经退休的芬兰人而言,越来越多人认为这是其最重要的居住方式,而那些分布于乡间的别墅,也越来越多地被很多人认为是其真正的家。

对城市保持了不到一个世纪向往的芬兰人,已经开始了重归自然和乡村之路。

这给记者带来的思考除了对中国未来的“逆城市化”现象多有期待外,更现实的思考是,在我们进行从城市到乡村的迁移中,应该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完成?无论这种迁移更多是源于城市病的逼迫,还是源于人内心对自然、田园的淳朴追求。

我们目前看到的是,围绕中国大陆乡村的改造,地方官员们最热衷的口号之一就是,“用建设城市的思路来建设乡村,用发展工业的思路来发展乡村”。在这样的口号和逻辑之下,让一个个乡村消失,让一片片土地变成城市,城市化也成了一种运动,在运动中并伴随着对人和权利的践踏,暴力、冲突、流血每天都在发生。

芬兰是全球人口密度最小的国家之一,在北部一些地区甚至每平方公里不足2人,而且,国土范围内多丘陵但无大山脉,再加上森林的覆盖和湖泊的分布,水资源和风光资源都使人们有足够的自然空间可以选择分散居住于乡间,这也意味着芬兰的居住模式并非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可以模仿的。

但是,在这个国家的文化基因中对自然、乡村的情感却和有着漫长农耕文明时期的中国文化有着相似之处的。在这样的传统影响下,在人们的心目中,城市和乡村或许只是影响和体味生活的两个方面,并非谁从一开就代表了先进或落后,城市和乡村的距离或许并没有那么遥远,更没有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以至于使更多人狂热地主张用城市化运动来消灭乡村。

几乎每一个历史阶段都会发生这样的“狂热的迷茫”:在没有真正的认识一个理想的时候,就开始如此疯狂的去追求这个“理想”,在没有真正的发现一个存在的价值的时候,就开始如此疯狂的去抛弃这个“存在”,最后迎来的往往是双重迷失——追求的理想为挫折所累,被抛弃的存在也再也无法回去了。

今天我们似乎开始面临与此类似的困境了:那个被我们追求的尚未完全认识的理想是“城市中国”,那个被我们抛弃的却没有真正发现的存在是“乡村中国”,在“乡村中国”到“城市中国”的历史性变革中,我们真的要无法避免地陷入一个双重迷失的境地吗?

我们期待着中国的新型城镇化时代的来临。

[责任编辑:liuhw] 标签:城市 中国 芬兰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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