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信息垄断才能预防地方政府造假

唐昊

近年来，地方政府造假已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公害”，从辽宁某市为打官司而造假文书到扬州某区政府以假文件拍卖村民土地；从李毅中斥云南曲靖政府造假庇护矿主到陕西出现“虎照门”事件，中国地方政府的信用体系遭到了一次又一次无情的伤害。最新的案例则是，江苏省日前对南通市的启东、海门、通州等地全面达小康情况进行了随机电话民意调查，有听众反映，当地政府的个别干部为了“小康达标”要求受访群众按照事先专门发放的标准答案回答提问，当地不少中小学还专门放假一天，让学生背熟答案“协助”家长应对电话调查。

古语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但现在的问题是，民为什么会无信？孔子说“小人之德草，君子之德风。”也就是说，普通人的道德是跟随着社会精英的道德水准而变化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更是素有“以吏为师”的说法，意思是官吏的作为是人民的表率。这就赋予了官僚阶层更多的道德教化的使命。所以，从理论上来说，“官有信”应该是“民有信”的前提。

现在的问题恰恰是“官无信不立”：政府的信用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从而导致社会信用也濒于破产。股市上公司造假圈钱；市场上假货横行；社会上骗子成风；官场上阳奉阴违，这些社会乱象的起点都在这个社会的最强者—政府的身上。而在南通案例中，政府造假的情形则更加恶劣：政府自己造假也就罢了，还要逼着老百姓一起造假，甚至逼迫小学生说谎，这就有点是可忍孰不可忍了。托马斯•潘恩说过，当一个人说着他自己不相信的话时，实际上他就在准备着犯下任何的罪行。因为说谎是一个普通人道德败坏的起点。当小学生从小就学习如何说谎的时候，还指望他们长大有理想、有纪律吗？还指望这个社会的假烟、假酒、假文凭、三聚氰胺会有所减少吗？托克维尔认为最差的制度是使人民愚昧；我倒以为最差的制度是使人民堕落。

而在当下的中国，地方政府造假的案例如此频繁地出现，无非是出于三个原因，一是上级部门好骗，二是老百姓好管，三是造假成本低，即使被揭穿也无大碍。也就是说，目前的政治生态环境还是在鼓励造假者。

所谓上级部门好骗，是因为老百姓与政府之间的信息联系和互动渠道严重堵塞，“上级”只要不是有意调查，就比下级部门更难接触到真实情况，这就为下级造假提供了足够的空间。何况“上级”更多的是希望下级能够拿出漂亮的数字，而不一定是真实的数字。在极端的情况下，下级之所以虚报数字，正是为了满足上级的官僚化要求，对于这样的数字，上级也乐见其成。古书中的“上下相蒙”便由此而来。

所谓老百姓好管，不但是因为老百姓很容易被政府管制、打击和报复，在政治上过于脆弱，同时也体现在老百姓缺乏了解和制约政府政治过程的工具，如媒体、科研机构、公民社会等，都无法承担起对政府的调查、揭露等职能。整个政治过程缺乏公共舆论的有效参与，自然会走上为所欲为的道路。

所谓政府造假成本过低，是指对政府的监管严重不到位。在政治体制的设计上，立法部门和司法部门都无法对政府造假进行惩罚，法律条款中也对此语焉不详，唯一的惩罚可能是来自与其利益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上级部门。当某些官员说着注定要被揭露的谎言时，他们并非不知道谎言的脆弱，但之所以还要做，就不仅是出于侥幸心理，而是出于一种安全感—实际上他们是在很自信地造假。不幸的是，他们的判断是准确的—迄今为止还没有听说多少官员因为造假而被严厉地惩罚过。

这样看起来，在这个“官无信不立”的时代，其实杜绝地方政府造假也很简单：首先是要去除信息垄断，即给媒体、研究机构、NGO，乃至普通公民接触真相和传播真相的权利；其次要去除权力垄断，以独立的立法和司法机构监督行政权力的运行，当然最重要的是建立起社会对政府的评价机制，使其治下的公民而非“上级”能够真正决定官员的去留。当然，关于信息垄断和权力垄断问题的设想其实已经超越了治理“政府造假”的范畴，但政治现实就是这样，政府造假问题是不能被单独改善的，中国的许多问题都必须要回到最基本的政治设计上才能解决。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副教授、政治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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