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梓林:商事调解中的经济学运用

2009年07月20日 10:10凤凰网财经 】 【打印0位网友发表评论

郭梓林

前两年计过一部书名为《致命的均衡》的侦探小说,据说这部小说被美国百所大学经济系指定为课外必读书。

小说写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哈佛大学职称和终身制评定委员会正在对全校的晋升候选人进行最后审定。经济系助教丹尼斯•戈森因在晋升教授时未获通过而“自杀”,投了反对票的两名委员则相继被杀。警察在案发现场找到了戈森未婚妻的手套。一切似乎都很明朗,戈森“自杀”似乎是因为忍受不了耻辱,其未婚妻则是报复性地谋杀了反对者。一个看似简单的刑事案件,并无多少悬念。但经济学教授亨利•斯皮尔曼以其丰富的经济学知识,推断出真正凶手乃是评定委员会主席克莱格,而丹尼斯•戈森的“自杀”也是谋杀,案件因此复杂了起来,最后经济学家根据经济学的理论,居然当了一回福尔摩斯。

据介绍,作者马歇尔•杰文斯是美国几个经济学教授的共用笔名。这个笔名隐含了经济学界两大伟人的名字:著有《经济学原理》的现代经济学先驱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和边际效用理论之父的威廉•杰文斯。

我也想写一部这样的小说,但实在是功力不逮,难以如愿。不过,在这里可以讲一个故事,这是我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调解一桩商事纠纷的经历。

2007年,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与北京海淀区法院达成了一项合作:协会负责推选一批公信力高、商业经验丰富的企业家,由法院聘为“特邀商事调解员”,在经当事人同意的前提下,法院将一些棘手的经济纠纷案件,委托“特邀商事调解员”进行调解,这在全国也是一项重要的试点。作为协会的常务副会长,我也受聘为“特邀商事调解员”。

我接手的第一个经济纠纷案件是:北京某灶具厂打某北京某餐饮店2005年应付的8万元货物欠款,以及违约金、加罚息共计13万元;而餐饮店反诉灶具厂产品不合格,要求退货,并返还14万元前期货款。

接到案件卷宗,我邀请双方当事人,到我在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的办公室见面。灶具厂来的是厂长,餐饮店来的是代理人。

我首先感谢他们对我的信任,并向他们简单介绍了自己的经历。主要是在国有企业12年,从普通工人到总经理经历,以及1992年开始合伙创办民营企业,从五万元起家,到现在安全着陆,已经退出经营管理,开始做学术研究的经历。自我介绍完之后,我开诚布公,“约法三章”:

第一,我是纯公益来做这次调解的,但我的时间也是有机会成本的,我不能长期耗下去;

第二,由于我做企业已经近三十年,又基于第一点,你们没有必要跟我撒谎,你们认为对自己不利的话,可以不说,但说出来的要是真话。为什么要说真话呢?因为对于企业的事情,我基本上能听出什么是假话。如果我发现你对我说假话,我就理解为没有诚意解决问题,我就放弃了;而且由于我没有时间去核对事实,你说假话会误导我,使我做出错误的判断,肯定无助于事情的解决,因为我没有裁判权,如果协调的结果大家都满意,肯定是因为我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均衡价格,这需要你们提供真实准确的信息。

第三,接受我的调解,有三个好处:一是诉讼费减半,二是各送你们一套我的书,第三,我在北大讲课,你们可以免费听。

对于这个“约法三章”我是有所准备的,而且我就是想通过机会成本的压力,让双方能够尽快做出调解的决定,这样的事,不能拖,越拖越难解决。

我说完之后,问他们:“我说明白了吗?”

他们说,你说明白了,我们也听明白了。

有了这样一个好的开场,接下来,我让他们各自陈述自己的观点和诉求,要求别人在说的时候,不能插话。

听完了他们不尽相同的叙述之后,我又看了双方提供的资料和证据。我决定先跟厂长单独再谈谈。

“你最低能给我什么条件,就愿意撤诉?”我问道。

厂长说:“这个案子快三年了,而且原来都是朋友介绍的,算是朋友的朋友,能把本金拿回来就行,我们哪里有时间打官司呀!不过,这样的官司,我在北京百分之九十都打赢了。不给钱是不放弃的,我对股东得有说法。”

接着我找餐饮店代理人谈,代理人还是坚持自己的诉求。

我问代理人:“你认为你能赢吗?”

代理人说:“反正打呗。”

我说:“打官司是冲着能赢才打的。所以,我来帮你分析一下,赢了是一个什么结果。如果法院判你赢了,你拿到了13万,然后厂家来撤走两年前的灶具,时间只要拖上一个月,你损失就不止8万,然后你想用拿回来的这个13万再买一套灶具,肯定是不够的。于是,如果你的反诉赢了,你实际上是输得更多,而如果你败了,则要多付五万元违约金和罚息。你看如何是好?”

代理人说:“你说的有道理,但确实是他们的产品不合格呀!”

我说:“好的。我不认为你说的是假话。就按你说的产品不合格,但你已经用了快三年了。比方说,我上你们餐馆吃饭,一碗蛋花汤喝得只剩下两口了,叫你过来,说太咸了,退货。你肯吗?你一定说,喝第一口的时候,你让退,我一定退,现在都喝完了,怎么退呀?不在于事实上汤是不是太咸,而在于不能到吃完了再来说这事儿。何况,是不是太咸,还是有公论的嘛。”

代理人听了我的话之后说:“你讲的很有道理,我代理这事儿,也是朋友帮忙,听你这么一说,更没底气了。”

“那作为代理人,你得真心代理哟,不能让你的朋友吃亏呀。”我说道。

代理人说,我会把今天的情况向总经理汇报的。

第二天下午,餐饮店经理来了,是一位女士,能干但显得憔悴。我们又谈了两个小时,她基本同意了我的分析。

我告诉她:“经济学讲的理性人假说,是指人都是趋利避害的。所以,做人的底线其实是损人利己。”

她瞪大眼睛看着我,她想我一定是说错了。我知道她以为我是口误,她不相信眼前这个有一定身份的人,怎么会说出这样没水平的话。

“如果一个人损人利己,它的结果当然是恶,但这个恶是手段错了,动机并没有错;但是,如果他做事做到损人不利己了,就不可思议了。”我不理会她,接着说:“你要反诉厂家,让他们给你退货,在我看来,是损人不利己的,甚至是损人害己的。所以,你如果连损人利己这根底线都守不住,怎么做人呀?做人都做不好,怎么经商呀?”

她瞪着眼睛,微微张着嘴,我知道她明白我的意思了。

“我只是跟你讲这个道理。我们今天不讲法律,也不讲道德,就讲人的理性选择,商人的理性选择:商人是不跟银子生气的。”我接着问:“这个事情你看怎么办?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如果对方同意只要你支付欠款本金就撤诉,你同意我的调解吗 ?”。

餐饮店经理点点头,同意了。

晚上,餐饮店经理又给我打来电话。她说,从你那里回来,我想了很久,我在问我自己:我为什么这么久不给厂家付钱?是因为他没有履行承诺。我问她是什么承诺?她说,签合同时,他口头承诺了要帮我办理卫生和安防手续。后来他又找黑社会来讨债,我就豁出去跟他翻脸了。现在,如果你要让我付款可以,但你得让他给我道歉。我说这没问题。

接着我就给厂长打电话,问他有没有一个口头承诺,为什么不履行?厂长很无奈地告诉我,哪里是我的责任呀?我是派人帮她去办了,但她不信任我,派人盯梢,结果经办人不敢收好处费,没办成。我说,我知道了。现在你看在钱的份上肯不肯向她道个歉?

厂长说:“没什么不可以的。她是一个女人,很不容易,和他同时开张的有四家,三家已经倒了,她还是做得不错的。记得那会儿她是刚到北京创业,朋友介绍给我的,弄成这个样子,其中的误会也是很多。道歉一下也没什么。”

于是,我就告诉餐饮店经理,你们写一个道歉信,我让他签字吧。我的意思是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好了。

约好第五天,到法院签调解协议。在调解过程中,餐饮店经理借机狠狠地把厂长骂了一通,我真担心厂长憋不住,闹起来,那可就前功尽弃了。赶紧发短信给厂长:“你让她骂,把钱拿回来那是真的。” 餐饮店经理终于发泄完憋了多年的气,签字画押,当场打电话,让会计付款了。

一场拖了两年多的经济纠纷就这么调解完了。我终于是松了一口气。不与当事人讲法律,只讲当事人的经济学理性,讲调解员的机会成本,居然也管用,看来经济学从高深的讲坛,走向大众真是很有必要。

故事讲完了。为了尊重当事人,以上故事中的主人公所从事的行业,以及性别都是变更过的。但事情的经过大致如此。当然,如果读者愿意把它当作短篇小说来读,我也不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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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郭梓林   编辑: ding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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