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危机爆发的样本参照

目前学术界流行的中国行将危机论的分析样本主要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但由此案例判定中国行将发生金融危机的模型是不负责任的。

就危机爆发的样本参照系而言，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主要是一种资金流动性的模型，主要是以资金打击汇率和金融市场，而如果国际资本对中国冲击则必须兼顾到资本、产业和汇率等多重体系，它可能更多的是一种产业——资本复合流动性模式。因此，倘若仍主要以香港模式来分析对中国内地的打击模式是可能有所偏差的。

城市地区或较小的经济体的内部需求，与国家储备以及中国内地这样大型经济体是完全不同的；抗金融快速打击的能力、大规模报复力量和将危机转化为全球经济结构重组的决战行动，也具有本质的区别——这不仅是威慑，也是危机爆发以后的冲突级别。

2007至2008年中国资本市场从2000多点到6000多点，以美国次贷爆发和十七大召开为市场的倾覆点，从6000点又下探到2000多点，其内在的原因在于股权分置改革战略设计的缺陷和我们利用国家战略力量重组市场的突击力量不够，它涉及到了20多万亿财富的蒸发和几万亿资金的输赢转换，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危机冲击中国的样本，也表明了中国在处理此类危机的能力不足。

正是透过这个局部危机的运转具有进一步演化为更高级别冲击的可能，也许这只是危机的演练。

目前，这个危机不可能演化为全面危机的基础正是因为中国完全有综合的力量解决这个危机但还没有付诸行动，这为投机者提供了运转空间，为此，当务之急就是集中智慧果断地化解这个困局。

体系性互动应是中国与全球经济主导力量来往的主要形式，国际资本直接打击中国和异常资金流动冲击中国是有限度的运转形式

■1.国际资本与中国互动的形式和利益实现的主要途径

目前中国经济体系的特有结构为国际主导的资本力量实现资本利益提供了五种公开形式，即:商品和服务的结构套利、资产套利、货币套利、市场套利和知识产权套利。这是一个立体开放的跨国资本互动结构，也是我们所谓的中国与国际经济的体系性互动模式，在中国它使国际资本拥有比直接的金融打击更有效的利益转换方式，是中国与全球经济主导力量来往的主要形式。

倘若仅仅从国际分工的结构角度认识国际资本的套利机制和套利通道，视野会变得狭窄。实际上，中国对于以上大规模的资本利益公开跨境流动的通道是开放的。因此，这种特殊结构的经济互动机制也就创造了世界经济另类的投机和套利机会，它要比传统的直接经济打击或信贷流动造成的金融危机利益更大、也更持久，是世界上全新的投资和投机的体系种类！

所谓商品和服务的结构套利，即充分利用中国经济体系处于国际分工中端或中低端的独特结构，利用大宗资源性等商品的期货定价机制向中国输入通胀，形成体系性的交易运转，实现公开化的利益移动，促使中国承受国际商品价格的被动传导，实现途径包括上游大宗资源性产品上涨，进口产品的限制等等。

与商品和服务的结构套利相比，资产套利也是一种资本逐利的模式，它主要的机理是利用中国要素市场半边商品化的特点，特别是中国城乡二元分制的特点，采取大规模直接投资和企业并购的形式将中国的投资国际化和资本化，实现资本套利。而且由于这种投资可以从城乡结合部或农村获取廉价的土地和劳力资源，接手土地之时其投资价值既已大幅升值。

IBM、戴尔、辉瑞制药、惠氏制药、西门子、索尼、富士康等公司都是在中国有巨大投资的跨国公司，它们投资时都获得当地中国城市的廉价土地和其他资源，开工时其土地往往已大幅升值，这个中国投资增值的资产又被直接计入了它在国外的上市公司之中，直接以股权方式实现了跨国的资产利益的转移。而且这种增值往往是3倍、5倍、甚至10倍以上，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这种直接实现跨境资产增值的资产超过了1万亿美元以上。目前全球最大的资产套利市场就是中国，而且这种资产套利还会创造更多的形态。

因此，在中国要素市场商品化这样一个大周期内，特别是中国资产货币化的整体改造之中，以及在中国资产国际化的大背景之内，只要中国维持增长和投机空间，国际资本就会与之合抱而生并以跨境资本转移的方式实现利益增值。也即当奶牛能够产奶的时候，保护它的人可能比要宰杀它的人多。

■2.中国与国际资本互动的主要形式

从目前中外经济互动的主要形式分析，体系性互动的方式主要有10种，即:利率、汇率、通胀或通货紧缩转移、国债和负利息国债的认购和交易、贸易顺差、并购资产转移、股票市场、商品期货和股指期货以及衍生工具、信贷流动、知识产权保护和服务贸易管理等等；

危机冲击和打击中国的主要形式也主要有十种，即:国际收支危机、信贷投机性集中性流动、原油和天然气等商品危机、制造业的结构危机、经济转型危机、就业危机、局部或整体的金融危机、财政预算危机、急剧的气候和生态等自然灾难、病毒和瘟疫等等。

中国与国际经济交流互动的基础是在资本项目、商品价格管制的前提下运转的，这种资本和价格管制造成了内外经济体的高度不确定性和不对称性，也是一种带有经济阀门的互动，这不是整个国内经济体系与国际经济体系直接对接的互动，后者是一种通道式的互动。

这两种互动模式不同的本质就是经济调节的主权不同，但这也不是说调节的主权越高越好，错用、误用这种资本和商品价格调节主权的代价更大。正是基于这种有限度的国家管制，经济智慧在危机发生之时可以得到最高的运用，各种投机者也可能被锁进亏损的牢笼。

■3.避免两败俱伤的金融危机的打击

所谓体系性互动，就是不同国际经济体系之间商品和服务贸易、金融流动性市场之间的来往关系，它包括交换、合作、冲突、竞争、强制五种主要形式。经济打击或冲击主要是因应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的缺陷，威胁、干扰、攻击和限制其经济的主要或次要目标的运转，致使一个国家做出的反应时间和条件有限，并被迫进入对抗或直接挽救经济损失的状态。危机的最终表现主要集中在货币、汇率、供给、需求和就业水平。

从中国与国际交往而言，体系性互动是主要形式，这是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交往的主战场、主渠道，也是中国要积极争取的主要经济利益交流形式。它有相对稳定的利益保障机制，国际资本可以借助这个机制公开地从中国获取利益，甚至公开抢夺利益，中国也可以在互动中获取巨大的利益，甚至国际利益反转。

例如:向中国输入外汇纸币，可以采用汇率、利率、国债等工具调节获得以外方为主的利益；向中国输入原油等大宗资源性商品可以让中国支付高昂的代价，这是一种包裹性的互动，也是外源性互动，启动力量、运转形态、协同各方、成果分配都可以比较简单明了，互动的危机性低，

因此，体系性交易的稳定性高，是公开市场交易和套利交易相结合的主要模式，互动双方接受这种体制都比较容易；危机打击则是一种次要的辅助渠道、是在一个国家内部一方主动攻击而另一方防御和反击的经济较量，是一方输而另一方赢的竞赛，是通过预防的措施可以解构的、化解的、延缓的。

我们认为:根据体系性互动和危机打击的体例区别，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交往的模式仍将以体系性互动为主，但这种互动的外方强制性成分会多一些，例如:原油、粮食等价格的走势。通过体系性互动和危机打击的不同作用方式的比较，我们也可以更加稳妥地得出这个结论:

其一，从市场的进攻模式而言:危机打击表现为在中国国内的市场进攻性打击和获利转换的防御性；体系性互动则表现为在中国国外的市场进攻性和获利结算的主导性。因此，体系性互动是比危机打击效益更佳、利益分配机制更完善的经济来往方式。

其二，从市场运转的周期而言:危机打击是一种先发制人闪电打击，其启动第二次打击需要社会预期整体变动的配合，否则很难推进持续打击；体系性互动则是一种各取所需的契约合作，互动双方可以互相给予利益，而且在长期的互动中谁拥有制高点谁就拥有利益的主导权。

其三，从动员和应对机制而言:一个国家面对危机打击需要实行迅速的整体动员予以反击；体系性互动则需要双方的谈判和产业结构的提升和转移，具有和平竞赛的性质。

其四，从经济运行的范围而言:对中国的危机打击必然是一场全球化、中心化的冲突；体系性互动则分别表现为类别产业的竞争，运转形式常态化、利益规模灵活化。

其五，从与国家的利益关联度而言:危机打击属于一种颠覆活动，一个国家必然用国家权力实施反打击；体系性互动则表现为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的交往，遇到冲突时双方都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其六，从可控性而言:危机打击更突出于直接打击金融市场；体系性互动表现为双方协同性的有控制的升级性来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