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刚才您提到了金融创新，我想这也是未来中国金融机构必须要走的一条路。您怎么看金融创新在金融危机中的作用，因为我们发现金融创新不断出现，金融危机也不断出现，金融创新和金融危机是什么关系？金融创新是扩大了它的风险，还是熨平了它的波动。这次也有一些批评者说，比如很多结构性的金融产品，可能连这个公司的董事会成员都搞不清楚是什么样的一回事的金融产品就出炉了，第二个问题就是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之间的关系。

《财经》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做客腾讯

　　沈明高：回答你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怎么看金融危机，如果你的目标是把金融危机控制在零，或者我们这个体系没有金融危机，如果从这个角度看问题的话，我觉得几乎不可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很多新生事物的产生本身就会产生金融危机。早期的时候收音机的发明就可能导致股市泡沫。有人提到过这样的故事，早期的时候两个国家打仗，你要投资，押宝押哪个国家，就是到战场去看一下，看哪个国家打赢了。收音机发明的时候，前线的人通过收音机很快就传过来，大家都发现了这个工具，那么大家都可以发财了，所以大家都变得很乐观，都拼命地投这个国家，所以这个国家的股市泡沫就形成了。比如美国2000年科技股的泡沫，就是有一个所谓的新经济的概念，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也有一些乐观的成份，跟资产证券化有关，跟金融衍生工具有关，也跟中国、印度等这些国家的崛起有关系，大家都觉得未来经济很乐观，在这样的过程中，不知不觉的危机就形成了。金融创新的复杂可能是危机的一个原因，但不是根本原因，就像你说的董事会成员都不清楚这个金融产品，可能有一个不合法的行为，就是信息披露的问题，除了这个之外，金融工具的复杂使得买这个产品的人也更加需要教育，或者说你不了解这个产品的人也买这个产品，这个责任是谁呢，是设计这个产品的人，还是买这个产品的人，我觉得应该是后者。如果你不了解这个产品，买这个产品，你冒风险，这就是你自己的一个选择。金融产品复杂是一个因素，但我认为不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从监管的角度来讲也是这样的，很多人认为我们监管老是落后于金融创新，我想说这可能是常态。把这几个因素考虑在一起，有新的概念，新的情况，新的经济在发展，监管在很大程度上会落后于金融创新。问题不是在于说要避免这个金融危机，当然如果能够事先尽量把金融危机缩小，这也是可以做的，不是一点余地没有。关键问题是，金融危机出现，市场有没有自我调节的能力，有没有自我学习的功能、自我纠正的能力，如果把这些做好的话，每一次危机就是下一次成功的基础。我们不能过分的指责创新，只有当危机爆发出来之后，大家对创新理念存在的风险是什么，这个风险怎么定，明白这些之后，危机之后反而能够正常发展。我很少看到危机之后这些工具就消失了，这些还是很少的。

　　不应该保住贝尔斯登

　　主持人：从上周开始美国政府，美联储和财政部密集地采取了很多措施，从贝尔斯登开始，包括房地美、房利美，以及雷曼破产和接手AIG，您如何评判他们的这次举措？因为批评意见很多，说这已经不是自由市场的做法了。像AIG这么大的公司，已经成为一个国有企业了，说这是自由市场的一种失败，一种倒退。

　　沈明高：你要坚持自由市场经济的原则是很困难的，要不然的话那么多国家都有政府的干预，大家真正公认的自由市场经济很少。因为经常有一些诱惑，使得政府作出一些事情，它认为在短期内是最好的，但在长期来讲对市场是一种损害。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的干预，包括美联储的干预，它产生的效果和在任何一个国家产生的效果都是一样的。第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所谓的道德风险，我有了问题，政府老是救我，那我就越来越依赖政府。

　　主持人：现在有一个说法，你把金融机构做的足够大，政府肯定会救你。

　　沈明高：对，做到足够大是最佳原则。这样的话市场效率是不可能提高的，金融机构可能不倒闭，但是它的效率也很差。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后果，所有的金融机构或者大部分金融机构你都去救助的话，就相当于把单个金融风险连接成一个系统风险。比如贝尔斯登倒闭了，这个风险就释放了，它的主要损失的人是股东，当然跟它做一些交易的人也有一些损失。但剩下的金融机构是好的。但现在把贝尔斯登保下来，把雷曼保下来的话，美国单个的金融风险，很有可能成为系统的金融风险。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包括价格信号的问题，投资者激励机制的问题，政府在这里面干预以后，这些都会扭曲。美国政府的干预广受批评，这个是对的，同时美国政府也意识到这样的干预是不对的，所以雷曼兄弟这样，他们没有直接救助，而是让他们倒闭，给市场传出一个信息，政府是可以救助，但这个救助是需要前提的，是在非常时期的干预，我们不能把非常时期的行为当做是常规时期行为的借口。非常时期的干预在一定范围内可以接受，如果是常规干预的话，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主持人：一开始贝尔斯登出现问题了，美国政府进行了一些干预，后来房地美，本身美国政府有一个隐性的担保，我们也可以理解，让雷曼破产，我们也可以理解，当他们接手AIG的时候，我们具体看AIG这个公司，它的保险业务、信贷业务都是相当不错的，直到现在大家才知道它竟然有大约四千亿美元产品的衍生产品业务，这家公司本身是存在很大的问题，政府来救助这样一家公司，大家的批评和不理解的地方是最多，最集中的。

　　沈明高：这个背后的真实原因我也不是特别清楚。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可能性，一方面它的本业业务是不错的，在行业里面都是领先的。大约有四千亿美金投入衍生品，我现在不清楚这四千亿美金是全部损失，还是损失一部分，跟次贷危机的发生也有关系。从救美林公司，以及雷曼兄弟的破产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就是说美林的资产比雷曼要好，救一些资产状况较好，让一些资产较差的公司倒闭。政府救助的原则里面还有一点，就是涉及国计民生的公司优先，AIG的保险业务有很多普通的客户，我能够想到的大概可能是这两个原因。

　　主持人：刚才您提到，政府这样的救助会把单独的风险变成一种系统性的风险，有些支持政府出手的人认为，比如这些问题的公司的资产价格，原来肯定是有一个高估的成份，现在出了问题以后，它的价格下来了，但是因为这次波及是非常广的，很多其他公司都有这样的资产，这样的价格逐步回归的话，恐怕很多公司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如果政府不及时在某一个时间点，某一个具体公司截止住的话，也同样会成为系统风险。

　　沈明高：这种看法有一个假设，市场现在是恐慌性下跌，超跌的时候政府出面，然后止住，不超跌了，当然市场很快就稳定了。如果说还没有到超跌，比如也是一个正常调整，真正的底更深，如果这个时候政府干预的话，可能没有效果。政府干预不是没有风险，现在借给AIG是850亿美金，也有可能这850亿美金就打了水漂。所以政府干预的点很重要。政府干预的目的不是不让这个市场调整，不是不让这个公司破产，而是不让它恐慌性下跌。还是需要很小心地选择时间点，选择干预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