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和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亟须改变
现在沿海地区的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形势,相当困难。宏观经济也存在很多问题。有人认为,没有人会预想到2008年会出这么多的情况,政府里面有人这样说,经济学家中也有人这样说。但我不能认同这种看法。
实际上,从本世纪初开始,我就一直在说我们的增长方式有问题。我们的增长方式一定会造成内外失衡,现在就是内外失衡一起发生。我们的增长方式有两个特点,一是靠要素投入支撑增长,二是靠出口需求弥补国内需求不足。从宏观的经济角度来看,靠投资支撑增长,会使得投资率不断提高、消费率不断下降,而且投资的效率也不断下降。同时,如同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前克鲁格曼所预言的那样,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将会使得金融系统变得非常脆弱,金融系统里潜在的不良资产大量积累。针对投资拉动型经济模式带来的效率下降和需求不足,亚洲人发明了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出口导向,用政府的力量来推动出口,采用适度保护政策,一个很重要的办法是本币低估。
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是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并行,1994年外汇改革后,人民币深度贬值,这就标志着全面转向出口导向政策。我们和其他采用这种政策的国家一样,在成功执行这种政策十年、二十年后,无一例外地出现外汇储备大量积累、本币升值压力增加,以及贸易摩擦加剧。
面对这些困难,经济学家想出的解决办法是实行汇率形成机制的自由化。可是,要实行这样的政策,就跟原来形成的利益集团发生冲突,改革很难进行。历史上的台湾和日本,一度要实行利率自由化,结果改革未能完成。
2003年开始汇率改革的讨论,我赞同余永定教授的观点,主张尽快实现汇率浮动,不要怕人民币升值。要给出口企业压力,促进他们技术升级和产品升级。而如果不让人民币升值,唯一的办法就是央行出手干预外汇市场,收购外汇。但是,让人民币升值的建议遭遇到了原来的利益格局的阻碍。出口企业、出口地区的政府,以至到中央有关部门,都不赞成。于是在2003年,央行大量收购外汇,外汇储备大幅增长。2003年大概每天收购两三亿美元,后来就迅速增加。在2004年末到2005年初,决策层也认为保持固定汇率不行了,要升值。所以在2005年3月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就宣布,我们要进行外汇改革。
升值到什么程度才不会造成很大的冲击呢?这个方面的研究很多,到了2005年7月21日实施升值,升幅是2%,然后缓慢升值。在2005年的三四月间,有一个讨论,国内大多数人都主张缓慢升值,也有人主张一次性放开。缓慢升值的好处是减少冲击,坏处就是有升值预期,会有热钱流入,加强了升值的压力。在汇改之后,央行收购越来越多,很快达到了每天收购七八亿美元。到了2006年12月,我们的外汇储备超过了1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在人民币小幅逐步升值的过程中,释出大量中央银行高能货币。于是跟日本、韩国、台湾地区、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故事一样,大量货币发行导致流动性泛滥,结果不外乎是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资产价格上升,泡沫形成;二是CPI上升,通货膨胀;三是前二者兼而有之。
中国的情况,先是房价格和股价猛烈上升,这从短期来看是好事,股市如此繁荣,人们都发财了。不把它看成泡沫,而把它看成形势大好,这就潜伏着崩盘的危险。到了去年的7月,通货膨胀率到了5.6%,就又出现了争论。一种观点是货币主义的,认为当时的通胀是货币现象,是总量现象;另一种观点叫做结构性通胀,认为核心物价指数很低,通胀是结构性、输入型的。后一种意见后来占了优势。到今年年初,CPI达到8%以上,仍然是这种观点占主导。
现在,股市、房地产市场摇摇欲坠,而CPI居高不下。现在CPI用各种方法管住了,和PPI倒挂,变成一个疑难杂症。我认为,现在要对付这些短期问题,当然需要用短期政策,比如说央行的货币政策,还可以搭配财政政策,这都是短期调节。短期调节的目的是把情况稳住,但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根本的问题是增长方式,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要转变增长方式。我们要标本兼治。转变增长模式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制度性障碍。所以,要真正能够实现转变,就是要推进改革、消除这些制度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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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敬琏
编辑:
胡晓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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