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对各界关注的最热点问题——土地改革——作出了具体的表达，给出了明确的方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刘守英看来，三中全会文件既提出了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目标和方略，更突出了通过改革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主题，其中土地制度改革的内容是文件的亮点和突破点。

刘守英长期研究中国土地制度和政策，他认为，十七届三中全会并不是首次为土地承包权流转“开闸”，而是已有政策的完善。

充分保护农民土地权益

《21世纪》：《决定》全文已对外发布了。作为长期研究土地问题的专家，你怎么理解三中全会提出的土地制度改革思路？

刘守英：强调对农民土地权益的充分而全面的保护，是落脚点，也是改革的主线。

文件在改革基本原则的第二条就提出了“必须切实保障农民权益，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文件继续强调了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稳定。这是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的前提和基础。也就是说，下一步土地制度改革首先是巩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制度成果，不是另搞一套。因此，我不同意当下媒体和某些观点提出的“转折性变革”，甚至“第三次土地改革”等说法。十一届三中全会可以用“转折性”变化，因为那一次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根本改革了传统集体所有制，实现了家庭土地承包经营。实践证明，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农民欢迎的制度，只需要稳定、完善和深化。

在稳定和完善农民土地承包权方面的表述也值得关注。

一是“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何谓“更加充分”，就是要“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等权利”。

二是“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将“长期”改为“长久”，一字之差，意义深远。两者的根本区别是，前者是有期限的，承包期再长也是有年期的，后者是无期限的，意味着我们在政策上以后就不要老再琢磨延长多少年合适了，农民也不用担心承包期到期的问题了。这是革命性的一步，更有利于稳定农民对土地的预期。

《决定》是已有政策的完善

《21世纪》：会前和会后，舆论把重头盯在土地承包权流转上，你对此怎么看？

刘守英：首先，我要指出，媒体热炒土地承包权流转，是一种对中央政策的误解，也容易形成误导。事实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就提出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后来又在“18号文”中对土地流转进行了规范，提出了“自愿、依法、有偿”的原则。

十七届三中全会并不是首次为土地承包权流转“开闸”，而是已有政策的完善。并且在强调“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和“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的同时，增加了“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

《21世纪》：那么，“完善”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刘守英：主要体现在促进土地承包权流转市场的形成机制上。我们过去强调的是农户基础上的自愿流转，至于如何流转，十七届三中全会文件在这方面有了更具体的规范，明确提出了要建立土地承包权流转市场，要有对土地承包权流转的服务和管理，需要搭建流转平台。这样就为土地流转的中介组织发育提供了制度空间。

其次是，丰富了农业经营形式的内容。土地承包权流转是为规模经营服务的。我们过去往往将家庭经营和统一经营对立起来。通常理解是，家庭经营是分散经营，“统一”经营是集体经济。现在的文件明确提出要加快农业经营方式转变，但不是用统一经营替代家庭经营，而是提出“家庭经营向采取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方向转变，统一经营要向发展农户联合与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方向转变”。另外，文件也大大丰富了“统”的内涵和层次，将培育农民新型合作组织和发展各种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作为“统”的新型载体，这样就将家庭经营和统一经营有机结合起来，为未来农业经营形式的新格局提出了明确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