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向何处去：从霸主到成员？

陈玉刚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危机带来的变革将围绕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国际金融体系演绎。在新体系里，至少美国不能只做孤独的超级大国，还应做负责任的超级大国。

每一次美国陷入严重问题时，国际上都会出现体系变革和格局转换的大讨论，这一次也将不例外。

那么，这次的变局是什么？要变革的又是什么？

变局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正在全球蔓延，而且危机不只局限在金融领域，它还正在向实体经济蔓延。英国刚刚宣布经济已经陷入衰退，冰岛、巴基斯坦等受影响严重的国家正在寻求援助。

《华盛顿邮报》的专栏评论家比尔·艾莫特19日发表评论文章说，这次金融危机暴露了四个方面的转变，一是在政府和市场、干预与自由的关系中明显地出现了向前者的倾斜；二是美国作为自由市场模式的代表和国际美元本位的提供者，其地位走向衰落了；三是西方的这次经济危机证实了，很可能是加速了经济权力向亚洲的转移，特别是中国；四是如果把前三点加在一起，说明由政府操控经济的威权国家变得更强大了，无论是从其内部看，还是作为一个模式来看。

艾莫特的评论只是反映了部分传统保守人士的担忧，但对变革的呼吁确实在增强，而最强的呼声不是来自他所担忧的所谓威权国家，而是来自欧洲，包括和美国有特殊关系的英国。在赴美前，当前欧盟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萨科齐说：“欧洲有需求，欧洲有需要，欧洲会得到。”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说：“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全球金融秩序。”

因此，这场危机所导致的大变革将不会围绕所谓的自由国家和威权国家之间展开，也不会在西方和亚洲之间进行，而会是围绕建立一个什么样新的国际金融体系来争论。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II”成了变局中酝酿变革的中心。

欧洲是有备而来的，甚至可以说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I”瓦解后就开始准备了，从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到欧元的诞生，甚至到萨科齐周二提出的建立欧元15国经济政府的想法，一路准备过来，可谓是数十年磨一剑，志在必得。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I”瓦解后，作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国，美国继续处于国际金融权力的顶峰。而正是美国滥用其国际金融地位，在国际和国内都不负责任、监管缺位的行为，把全球金融市场拖入了崩溃的边缘。美国和国际金融体系陷入了两难困境，一方面是美国制造的信用膨胀和金融泡沫导致了危机，另一方面美国及整个国际金融体系又依赖于并推动了这种信用膨胀。

体系变革能找到一个替代方案吗？是在美元统治下扩大欧元的作用？美国甘愿放弃美元的国际优势地位吗？欧元具备相应的信用基础吗？混合体系的信用保障来自哪里？IMF可以担当体系监管员和保证人的作用吗？这些问题恐怕都难以一下子讨论出结果来。美国的经济早在十九世纪80年代就赶超英国，成为世界老大，可美元的老大地位却等了足足六十多年。更何况，美国现在还是世界经济的老大。

但是，起码有两点要求是合情合理的。全球金融体系呼吁更强有力的共同监管，美国不能只做孤独的超级大国，还应做负责任的超级大国，自己也成为负责任的全球体系利益攸关方。

IMF在这次危机中扮演了重要作用，可和1998年的金融危机应对处理相比，它的拯救方案中少了许多自由主义改革的援救条件，这是对的。同时，它自身的改革需要更能反映包容性和代表性的要求，而且它不应该只是扮演救火队员的角色。

美国的特殊地位使得其决策及决策背后的考虑不只具有国内意义，也有重要的国际意义。华尔街不仅是美国的经济心脏，也是世界的经济心脏。美国自身的任何改革和措施不仅要符合负责任利益攸关方的要求，而且要增加国际透明度，其他国家有权利了解美国决策背后的实际考虑及其外溢效应。

至于更大的全球权力格局转变，中国有句古话叫“顺势而动”，逆势操作只会导致问题的加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