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中国需采取罗斯福新政式举措

2008年11月01日 10:17华夏时报【大中小】【打印】已有评论0条

虽然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无论是危机的形态，还是摆脱危机的道路，都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但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认为，不能因此就说凯恩斯主义过时了，而实践凯恩斯主义的罗斯福新政对于当今的中国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从中国政府目前的宏观政策取向来看，其主要还是着眼于短期变量的调整。但如果仅仅针对股市楼市出台一些调税降息的政策，那是没有什么用的。如果没有类如罗斯福新政那样的大的经济振兴方案，就不足以应对现在这样空前的经济衰退和生产过剩。

10月29日，在央行宣布再次降息之后，王建接受本报专访，对他的上述观点作了十分精彩的阐释。

凯恩斯主义主张扩大内需

《华夏时报》：现在很多人都很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十分特殊的历史阶段，而在美国特定历史阶段产生的著名的罗斯福新政对当今中国和世界具有怎样重要的意义？

王建：罗斯福新政是美国1929年经济大危机之后所实施的启动美国经济的一项计划，它所涉及的范围也很广。当时美国经济还处在产业资本蓬勃发展的时代，其顶峰是二战后美国工业总产值占据了全球工业总产值的一半。那一段时期内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过剩的矛盾是美国经济的一大问题。在罗斯福新政之前，首先是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宏观需求政策被提出来。这项政策的宗旨，是针对如何医治产业资本时代物质产品过剩的矛盾问题。无论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还是在向公众转移支付方面，其政策主张实际上都是强调扩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在扩大内需上做文章。凯恩斯主义之所以从二战以后一直持续到上世纪70年代，美国都实行这个政策，是因为在那个物质产品过剩的时代，该政策是唯一能解决生产过剩矛盾的手段。

今天我们看到，美国当前的经济危机，发生在金融市场，但实际上自上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就逐渐发生变化，90年代之后，这个变化加速了。该阶段的特征是，国家经济从物质产品生产时代向金融产品生产时代过渡。并且物质产业比重越来越低，金融产品生产向海外转移。我把这个阶段称为“世界资本主义的新阶段”。我认为，过去的资本主义阶段如果称为“物质资本主义”，那么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就可以称为“金融资本主义”或者“虚拟资本主义”。我的这个提法已经提了有10年了，10年来，我曾多次写文章论述“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一共写了“六论”了。

进入虚拟资本主义以后，物质产品过剩就变成金融产品过剩。先是吹破股市泡沫，新经济概念——为什么股市泡沫会吹破？因为股市供给过度了，没有那么大的资金需求量，炒到顶泡沫就必然破灭。接着就炒房地产，炒衍生金融产品，接着就出现房地产过剩和衍生金融产品过剩。

现在如果用旧的办法，那就是由中央银行不断创造货币注入流动性来解决问题。然而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无论是危机的形态，还是摆脱危机的道路，都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但不能因此就说凯恩斯主义过时了。

而实践凯恩斯主义的罗斯福新政对于当前的中国还是有重要意义的。中国虽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实行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承认非国有经济各种主体的地位，承认自由产权等等。我们看到，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中国的贫富差距在迅速扩大，并导致了生产过剩，这是因为产权关系和分配关系发生了变化。中国生产过剩的产生与形成过程或者说发生机理，与传统的市场经济国家或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一样。所以，当年在资本主义国家能够有效的那些政策，在今天的中国依然有效，但放在美国却肯定无效。

因为，美国扩大内需能怎么样呢？美国过去扩大内需的办法就是增加进口，但现在怎么增加进口？美国必须生产金融产品和发展中国家进行交换。如果我们和美国的这种交换停止了，不去买美国的两房机构债或国债，它就没有钱来买我们的物质产品。所以美国现在的麻烦很大。

《华夏时报》：从罗斯福新政的起因来看，其在发生严重经济危机之时所主张的复兴、救济和改革的政府干预政策，比如《农业调整法》、比如《全国工业复兴法》等，在果断实施应急性措施和长远改革中使美国经济得以复苏，当前中国宏观调控和经济改革可以从中得到什么样的启示？

王建：对于中国来说，我们当前存在普遍的生产过剩。钢铁、电力、能源、汽车、住房都过剩，表现为大面积的价格下降，供求关系已开始发生显著改变。在这个时候，我们采用罗斯福新政当时的思路，扩大以政府为主导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都是很有必要的。

同时也必须看到，这种扩大需求应该不是继续增加过剩供给的路子。比如罗斯福新政当时搞的主要就是修建高速公路。今天的美国高速公路网主要就是那时修建的，其对美国后来的经济发展作用不小。中国现在推出2万亿元铁路建设计划也是很有必要的。但实际上对于中国来说，更重要的是进行城市化建设，其需求和发展的空间非常大。像中国这样人均3000美元GDP的国家，城市化率至少应在75%以上，但现在只有40%。这个需求可能应该补上，加的再多也不算多。

我们的麻烦和美国、欧洲的麻烦不一样。我一直认为，我们有大量过剩的产品，我们只是如何创造需求的问题，比如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消费，特别是增加农民的消费；另一方面，要利用城市化将经济提振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