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可以在"西方的崩溃"中崛起?吴敬琏直斥"非常浅薄"(2)

2008年11月02日 10:08时代周报【大中小】【打印】已有评论0条

中国要“强生健体，自求多福”

时代周报：那么，目前中国到底该怎么办？

吴敬琏：在上海的一次演讲时我提出，中国要“强生健体，自求多福”。短期内，我们要采取短期措施尽量稳定经济。一方面，目前的货币总量肯定不能放松，一旦放松，可能一时日子好过了，但产生的后果会很严重。另一方面，我们机制上可以做一些放活，20世纪80年代的一系列鼓励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尽快重新拿出来，重新启动中小企业的贷款和信贷担保。财税政策也可以倾向性进行一些调整；还可以做些创新，比如现在浙江将地下钱庄翻明。短期调节的目的是把经济形势稳住，不要出现市场急剧的崩盘，也不要出现中小企业大规模的倒闭，企业倒一些难以避免，但不能伤了元气。

但是，更根本性的措施是，改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改革实现技术效率提高这一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而不是现在的投资增长模式。中国从第一个五年计划起，仿照苏联采用了依靠资源投入，特别是资本资源投入(投资)驱动经济的粗放增长模式。改革开放以后，虽然一再明确提出要“实现由粗放增长方式到集约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但是由于命令经济旧体制的遗产这种体制性障碍严重存在，增长方式的转变始终未能取得明显的成效。在资源投入驱动的增长模式未能成功地转变的情况下，又效仿东亚国家的榜样，采取“出口导向”的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用出口需求弥补由投资驱动造成的内需不足。于是，形成了一种以投资和出口双驱动的粗放增长方式。

时代周报：这种粗放增长方式由于依靠资源投入驱动，它所造成的不良后果，首先表现为资源短缺、环境恶化问题变得愈来愈突出。即使可以靠对外贸易输入的石油、矿石等资源，也因为采购量过大而使价格飙升、成本激增。而在我国的某些地区，环境污染已经严重到不能保证基本生活要求的程度。

吴敬琏：这种不良后果在宏观经济上的表现，则是所谓内部经济失衡，主要是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失衡。

这些年来中国的投资率不断攀升，目前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接近50%，不但大大超过了多数国家20%左右的水平。即使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在战后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的时期，其投资率也远没有达到中国目前的水平(日本战后大规模投资时期的投资率峰值是34%)。在投资率畸高的同时，消费的比重却已下降到GDP的35%以下，仅为一般国家的一半左右。这种状况在近期内会造成最终消费不足，普通劳动者生活提高缓慢，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从中长期看，投资效率下降，银行体系中潜在不良资产增加、企业财务状况恶化等等，蕴藏着银行系统的系统性风险。

除了内部经济失衡外，粗放增长方式的持续所造成的另一个经济后果，是外部经济的失衡。二战结束以后，以日本为代表的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为了克服内需不足的问题，采取了以政府主导，对国内市场进行适度保护和实现本币低估为特点的“出口导向政策”，以旺盛的出口需求支持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在相当长的时间中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高速增长起了极好的支持作用。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这些国家和地区外汇存底的大量增长，出口导向政策亟需进行进一步市场化(自由化)的调整。然而由于既有利益格局的限制，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拖延了改革，反而用中央银行的干预压制本币的升值，结果造成了90年代资产泡沫破灭导致的金融大危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仿效这些国家和地区，成功地采取了“出口导向政策”来支持经济的快速增长。特别是1994年外汇汇率并轨、人民币深度贬值以后，出口导向政策的威力充分发挥出来，支持了中国出口贸易和GDP的高速增长。但是，到了21世纪初期，它的负面效应也在我国日益显现出来。我国经济中出现的若干病象，如出口数量大而附加价值低，成为“卖硬苦力”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专业户”，贸易条件恶化和盈利性降低；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摩擦加剧；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乃至宏观经济中的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资产价格泡沫形成和消费价格膨胀(Inflation，一般译为“通货膨胀”)开始显现等，都与之密切相关。如果外汇政策不能得到及时的调整，将会使整个金融系统变得脆弱，一旦遇到外部冲击，就容易引发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