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性收入对于农民非常重要”

何开荫还重点谈到了农民问题：到目前为止，市场经济局限于城市，绝大多数农民被排除在市场之外，这是农民不能致富的原因。

为什么农民不能进入市场？因为没有形成微观市场主体，小农只能进入农贸市场，一家一户农民是小农，成不了法人，本质上还是物物交换。

何开荫的另一个观点更是引起高层的高度重视：财产性收入对于农民而言非常重要。“农民没有资本，而城市居民有资本，则收入差距会更加加大。对于农民而言，唯一能作为资本的就是土地。”

根据他的大量调研，土地平整等会增加很多新增土地，丘陵地区则新增更多。他特别举例：凤阳有一个村通过平整等方式土地增加了1000多亩。

当下中国农村的现实是，田埂占耕地面积的8%到10%，村庄道路至少占20%；而平原地区如淮北则有很多空心村，“到新农村建设完成，可以增加12%的土地”。

所以，他认为，在确保18亿亩耕地情况下，把新增土地给农民做资本，这样即使按照全国开发区最低10万元进行计算，则有20万亿元资金。“专家预测全国新农村建设需要15万亿元，而现在却有20万亿元收入，则新农村建设就无需国家投入。”

何开荫还提出，要实行耕地置换政策。城市郊区土地可以转化为资本，但偏远的地区可以争取置换的方式。比如一些大城市土地指标不够，可以用偏远地区的土地指标。而这种由生地到熟地的投入则支付给农民，比如10万元钱一亩地给农民。

“一旦这样实施，全国农民都能受益，对城市也有利，解决了用地指标问题，而农村也获得了资本，真正做到城乡统筹。”如今，他的这个方案已经在安徽进行试点。

在备受关注的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方面，何开荫认为，在现在的情况下，18亿亩耕地红线很难保证，因此建议国土部、国土厅与土地管理所进行垂直管理，切断国土部门与地方政府间密切的关系。

而考虑到一旦土地垂直管理，作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大头的土地收入减少的时候可能面临的窘境，他提出要实行财税体制改革。

如给地方政府补偿——在现有转移政策不变的条件下，实行上交中央财政的定额包干递增制度。确定好每年上缴数额，其余留给地方保留。如西部每年交给中央的上涨3%，中部上涨5%，东部上涨7%，以确保中央财政收入增长。“现在大体上地方每年上交给中央财政的大概每年增长15%，超过了3%到7%。”

“农村组织机构要进行改革”

对于今后中国农村应该走什么道路，何开荫认为要走“村企合一”的道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农民自搞经济组织，增加老百姓收入，最吸引农民的是把增加的土地作为农民的资本金放到集体经济组织中去，集体投入，不需要农民投资。

在组织结构改革上，他认为，要去掉地级市和乡镇这一级政府。“目前乡镇建设要加强，因为改革乡镇体制涉及到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的问题，并不简单。”因此，“改革的原则是将消费者变成生产者，将改革对象转变为改革者。通过改革，使得机关的人大量减少，派到行政村里去，尽管财政照样给工资，但其却能够帮助农民搞企业。”

中国从来都是三级政府。随着乡镇政府取消，假如一个行政村就是一个农业公司，那一个镇就是十几家公司，可以组建一个企业联合会，规章制度就可以通过联合会颁布，那对农民的管理就是公司化管理。实现用现代农业先进管理体制代替现在的乡村两级行政管理体制。而乡(镇)政府就成为乡公署，做一些民政、司法和公安协调等工作。

他还认为，现在农村综合改革的难处在于既要保证粮食安全，又要提高农民收入，但现实是种粮收入太低，农民不愿意种粮。

何开荫调查的一组数据是：种粮收入较低，1亩地2000元，去掉成本600元到800元，净收入才1000多元，而如果加上劳动力成本，则收入更低。

对此，他在给中央的建议中提出：要走高效设施农业+规模经营的集约生态农业(注重粮油生产，重点保障粮油)的模式。认为这样的话，18亿亩耕地红线中，拿6亿来搞高效农业，其余12亿用来种粮，即确保了粮食安全，又保证了农民收入提高。

他试验的安徽小李庄就通过这种方式，在整理土地的基础上，一部分走高效农业，一部分则种粮，户均收入达到4.5万，而粮食总产量却没有少。

何开荫还建议，在全国选出200个粮食生产大县，保证粮食上缴总共达到1200万亿斤，而为了提高种粮地区的积极性，要把所有种粮优惠政策集中在这200个县。“要做到局部计划，全面放开，除了上述200个县，其余县则开放，按照市场规律做事。”

“粮食永远不能全放开，而且粮食不能涨价，以免产生连锁效应，带动食品等物价上涨，同时也最终导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所以，何开荫认为，可以采取以奖代补模式：奖励尿素和化肥，比如向国家出售4斤粮食奖励一斤尿素。“如今，中国已经加入了WTO，也不适合直补，采取这种奖励方法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