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健工

美国即将离任的财长保尔森，最近接受《金融时报》的采访时称，这次金融危机的原因是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储蓄率过高”(saving　glut)。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人，因为过度举债，引发了一场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还把责任推给美国的债权人，包括中国这一美国最大的债权人，这样的解释，甚至也不能令美国的许多经济学家和公众接受，因为这听起来和每天发生的一幕幕财富被摧毁的悲剧完全背离，几位美国和世界金融的“拯救者”似乎在推卸责任。

目前对于金融危机原因的解释，大致可分为外因派和内因派。外因派以美国前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现任联储主席伯南克以及保尔森、《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为代表的“过度储蓄”说。还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世界经济过度依赖美国的消费，需要美国大量举债，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其中一些人甚至认为，美国一直以来帮了新兴市场一个大忙，充当“最后买家”(buyer-of-last-resort)的角色，用不断增长的进口来吸收他们过度的储蓄。

早在2005年3月，伯南克就已经提出了这一“理论”，不是美国人花得太多，而是中国人储蓄得太多，把钱借给美国人花，这一信用在中美之间的循环，终有一天不能持续，但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后来的几年，中东产油国、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的大量出口，产生了巨额贸易顺差，美国相应产生巨额贸易逆差，导致美国利率过低，刺激了资产泡沫的上升，以房价下跌为导火索，引发了金融危机。而格林斯潘在其回忆录中则可以把美国的资产泡沫追溯到中国的农民工。中国的大规模劳动力转移，令中国能几乎无限地向全世界供应廉价商品和廉价的信用，美国经济得以长期保持低通胀和低利率，以及过剩的流动性。而美国金融危机基本上是进入21世纪以来越来越严重全球经济失衡积累到一定的程度爆发的结果。　

摩根士丹利的斯蒂芬·罗奇、国际清算银行前顾问怀特(William　White)以及鲍泰利等经济学家是“内因论”，认为美国多年来让国内消费大大超过国内收入，导致美国金融危机最终爆发。

具体到金融体系来说，不负责任地为次级抵押贷款放松信用标准；美国主要大银行(包括一些欧洲银行)不充分的风险控制；美国信贷评级机构因为利益冲突及不了解结构性投资工具而导致的错误的风险评估；大型金融机构中对交易员及高级主管的激励机制不完善；美国对金融系统的监管不完善，他们错误地相信金融市场可以自我纠正，场外衍生品市场不需要监管，以及在一些监管机构内部的利益冲突，是这所有的一切导致了金融危机。

除了华尔街，华盛顿也要负一定的责任，从克林顿政府一直延续到布什政府的“居者有其屋”的政策，与美国国会相呼应，向房利美和房地美施加压力，要求扩大低收入家庭拥有房产，导致了信贷标准不断降低。　

尤其是在美国科技股泡沫崩溃后以及“9·11”恐怖袭击后，格林斯潘领导下的美联储长时间压低美国利率政策。而美国与东亚国家及中东产油国之间的巨额贸易逆差，导致美国银行里充斥着流动性，大量信贷不惜降低信用标准流入房地产市场。而在此期间美国政府迅速从盈余到赤字，加剧了这种不平衡。

把内因与外因结合起来，基本上构成这次金融危机爆发的较全面的解释。但是，我们仍相信内因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本性原因。　

不知“过度储蓄论”会不会在华盛顿成为主流，不知道正在准备宣誓就职的奥巴马政府会不会接受这样的解释。全球经济失衡以及中国和美国之间在贸易、投资、金融方面形成的越来越密切的关系，是这次金融危机展开的一个大背景，如果它被接受为一种主流的解释，将会影响美国接下来的贸易政策。它带来的一个潜在的危险，是把过度储蓄归咎于全球经济失衡，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出口太多，而出口太多的原因，是人民币汇率被“操纵”，最终将助长美国的保护主义。

保尔森来中国访问超过70次，这样一位“中国通”说出这番话，我们是否应当后悔当初把钱借给美国呢？毕竟，中国在过去的10年，购买了约1万亿美元的美国政府债券和机构债券。

但我们同时也不得不承认，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这种贸易-资本循环，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中国把钱借给美国政府和个人消费，客观上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出口市场。我们没有必要后悔当初借钱给美国人，这毕竟也是中国结合当时的情况选择的一种发展路径。只是当美国人被金融危机逼迫着减少消费、开始储蓄时，全球经济不平衡开始纠正，这样一种共生关系就开始调整了。

中国的储蓄太多，是因为中国国内消费太低。中国坐拥巨额外贸顺差，而世界上只有美国才能提供具有足够广度与深度的金融市场，尤其是债券市场供中国对外汇储备进行管理，因此，中国的储蓄率过高以及通过购买美国金融资产的方式把钱借给美国，也是主流们的选择。

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这种相互储存的关系如此密切，哈佛大学金融史学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创造了一个词，称这种关系为Chimerica。而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称之为经济上的“恐怖均衡”，即每一方都握有足以摧毁对方经济的武器，中国的储蓄和美国的消费。

美国人在历史上是一个善于借钱的国家，18世纪，美国人从欧洲借钱帮助其完成了领土的扩张；19世纪，美国人借英国人的钱建起了铁路；21世纪初期，美国人借新兴国家的钱做起了房地产和资产泡沫。

这一次，当新兴国家以很低的利率把钱借给了美国人，他们并没有把钱用来投资。正如《纽约时报》所说的，美国人用这个钱去“入侵伊拉克、去买耗油的越野车和买大房子”。现在，一切都结束了，生产越野车的底特律三大汽车厂商快要破产了，成千上万大房子的主人无家可归了，奥巴马上台后，琢磨着从伊拉克撤军，而中国的农民工也要回乡了。乱花钱的人抱怨借钱的人，只是因为这次是穷人借给富人。

保尔森的话，听起来不够意思，中国人借给美国人的钱，让华尔街繁荣，让美国政府有钱花，让美国家庭超额消费，他现在反咬一口。这反映了他典型的华尔街投行心理：华尔街没有对与错，只有是否赚到了钱；我这次只是亏大了，但并不是我的错。

“全球经济失衡”最终以中国农民工提前回家过年和美国人勒紧裤带过圣诞节的方式，进行着一次“再平衡”。2009年起，中国要长点志气，把内需搞上去。　

(作者为本报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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