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日前估算,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采取的一系列减免税措施和今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税收政策,将导致2009年财政收入减收5000亿。令财政收支矛盾突显,有地方政府建议,今年内不能再推出集中减税政策。另据有关人士透露,考虑到2009年财政减收因素较多,本来已经提交国务院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上调方案被暂时搁置。

不难想象,一方面是经济危机导致财政收入紧张,一方面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对放大支出的要求,政府平衡财政收支必定左右为难。有财政部官员称,减税只能减轻企业的负担,扩大企业的生产,但是如果在经济危机、居民最终消费能力不能提高的背景下,企业扩大的生产能力只能转化成库存,而不是变成刺激经济增长的力量,因此,减税只是“馊主义”。事实上,从中央到地方出现政府对减税政策的反弹声,体现了执行方的实际困难,是可以理解的。连长期撰文呼吁减税的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都认为“能把已经推出的减税措施执行到位已经不错了”。但饶是如此,税收与财政支出的比例消长,体现了政府对经济的主导程度,减税是否“馊主意”仍值得商榷。

首先,减税未必会导致企业投资扩大,从温总理一再亲临沿海的出口制造业一线鼓舞信心可见,当前中小企业面临的是生死关头。减轻税负可令一大批企业得以生存,获得转圜余地,其所保留的就业,亦成为农民工获得收入的前提。因此,从拯救中小企业保护就业的角度,减税可以说是刺激内需的良方而非毒药。

其次,减税导致产能过剩,无法与政府大举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挤出民间投资对消费造成的压力相比。1998年金融危机,政府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令投资率从1997年的34.1%提高到2003年的43%,导致2002年最终消费率大幅下降至58.2%,为“九五”计划时期以来的最低值。事实证明,政府投资所导致的产能过剩与消费不足,比私人投资更甚。道理很简单,私人投资“船小好掉头”,在面临经济不景的宏观局势时,不易盲目扩张,反而倾向于收缩规模变革求存,但政府投资则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和刚性,经济景气时,财政支出连年扩张,但在经济不景气收缩的弹性却很小,连年发生的“年末集中花钱”的怪现象,可为这一规律作最好注脚。

再次,增加财政支出比减税更能刺激消费需求,未必成立。财政投入民生要取得效果,必须与公共财政制度完善,与一系列权利保障体系与收入分配体系的建设挂钩,在制度约束建立起来之前,地方政府以扩张财政的方式扩大权力版图,维护和扩大行政既得利益的冲动难以杜绝。因此,与维持税收水平相比,政府更应从缩减行政开支着手,通过强化公共财政的监督机制,把财政支出真正落实到民众身上。通过强化各级人大的监督力量,也能有效提高行政效率。

必须承认,2008年下半年集中推出的减税政策力度不可谓不大,在税收总量下降空间不大的情况下,我们仍希望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上调能纳入决策层的讨论范围,此外,结构性减税,也为财政收支结构优化提供了空间。

一方面,直接减轻个人所得税,有助于减少居民支出,直接起到刺激消费的效果;另一方面,为了避免落后产能过剩等弊端,国家可以对生产部门实行结构性减税,诱导产业资本转投符合国家未来战略的行业,以及鼓励产业升级行为。例如,作为制约第三产业发展的瓶颈,过高的营业税应该及时下调,而对资源、土地使用税,反而可以提升,以促进资源节约。

财政本来就承担熨平经济波动的作用,在经济逆境中多予少取,甚至以赤字财政支撑经济发展,是题中应有之义。据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元月5日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表示,2008年全国财政收入突破6万亿元。虽然从相对量分析,2008年税收增幅只有18%左右,较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5.1万亿元,增长32.4%)大幅下调,但与居民收入增幅相比,后者仍远远逊色于前者。因此,我们期待政府克服困难,将优化税收结构的改革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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