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期以来，不少地方政府都出台了大规模的投资计划，就在上周，开封市政府宣布“投资千亿，再造北宋开封”，湖北省提出“三年内投资万亿，打造长江经济带”，此前的6、7月份，陕西省、广东省、广州市、贵州省、宁波市、长沙市和南京市等也都推出了各自推出了以“稳增长”为目标的投资计划，其投资金额少则几十亿、上百亿，多则上千亿，甚至上万亿，如长沙市的投资金额超八千亿，而贵州的总投资额则超过三万亿，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地方政府公布的投资总额就达到甚至超过了2008年中央提出的四万亿刺激计划。

地方政府不能作为投资主体

政府是不承担投资风险的。任何投资都有风险，这个风险需要由投资者承担，一个不承担投资失败的风险的主体当然不能作为投资者；政府没有成本意识，为了达到增长目标，地方政府纷纷攀比，不惜代价地用更为优惠的政策去招商

政府把投资作为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是在经济疲弱、出口大幅度下滑等不利的宏观经济形势下作出的，其动机不难理解。但问题在于，依靠大规模的投资能够起到“稳增长”的作用吗？会不会重蹈2008年的覆辙呢？我们注意到，与2008年的刺激计划相比，这一次的经济刺激计划的实施主体是地方政府，而非中央政府，那么相比于中央政府，由地方政府来进行投资是否会有不同的结果呢？

对此，国内不少学者已经提出了很多批评意见，但是笔者发现，这些批评者实际上并不反对地方政府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投资，他们确实指出了地方政府大规模投资将产生的一些问题，如产能过剩，债务危机加剧等等，但同时又认为这些问题是可以避免的，事实上他们并不反对政府投资，而是给地方政府投资出谋划策而已，如易宪容说政府“要提高投资规划的科学性，把重点放在投资的长期效应上”，而赵晓则认为“为‘稳增长’不得不依赖投资，但需要关注投资的质量，而为了保证投资质量，需要‘按需投资、量力而行’等等”，这些言论有很大的迷惑性，它们给人这样一个印象，即只要地方政府“科学合理”地投资，那么就能够做到“稳增长”。然而，他们的这些言论只不过表明他们是凯恩斯主义者，他们事实上是为地方政府的投资背书，因为没有一个地方政府会说自己的投资是不科学的，并且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投资项目的“科学性”都是经过“专家”论证的。

然而，地方政府真的只要科学合理地投资，就能做到“稳增长”吗？对此，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这是因为政府在理论上根本就不能作为投资主体，既然连投资主体都不是，那也就谈不上什么科学合理的投资。我们需要解释，为什么政府不能作为投资主体。首先，政府是不承担投资风险的。任何投资都有风险，这个风险需要由投资者承担，一个不承担投资失败的风险的主体当然不能作为投资者；其次，政府没有成本意识，为了达到增长目标，地方政府纷纷攀比，不惜代价地用更为优惠的政策去招商。

“投资”是一种企业家行为

“增长”来自于企业家才能的不断释放，经济增长，即增量财富的不断涌现是企业家努力付出的产物，而不是资金本身带来的，企业的创造过程。尽管政府可能有资金，也有项目，但政府官员却不可能象企业家那样辛辛苦苦地去打拼、去创造，更不拥有企业家所具有的隐含知识

“投资”的前提是有利润机会的判断、警觉、发现和创造，具备这些能力的我们称之为“企业家”，如果政府能够充当投资主体，那么政府应该具有相应的能力，也就是说，政府也可以扮演企业家的角色。但是，政府不具备这些能力，这是由官僚体系所决定了的：在官僚体系中，政府官员的首要动机是判断上级的需求，而不是判断市场中消费者的需求，政治动机是第一位的，如文章开头提到的各个地方政府出台投资计划，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就是出于政治上的动机，即满足中央“温增长”的要求，而不是市场中真的存在那些潜在的需求。

“增长”来自于企业家才能的不断释放，经济增长，即增量财富的不断涌现是企业家努力付出的产物，而不是资金本身带来的，企业的创造过程，是把自己的隐含知识结合到资本品中去的过程，正是这些隐含的知识，创造了价值。尽管政府可能有资金，也有项目，但政府官员却不可能象企业家那样辛辛苦苦地去打拼、去创造，更不拥有企业家所具有的隐含知识，因此政府官员的活动不是创造财富的活动，这也是政府官员区别于企业家的地方。

为投资设立“产业标准”是荒唐的

政府把不同的产业划分为“三六九等”，对有的产业进行扶持，有的不扶持，是一种歧视行为，其唯一后果是扭曲市场经济，并为自己创造寻租和设租的机会。我们须知，只有产品的优劣，没有产业的优劣，并且市场竞争会为产品优劣进行选择，政府不能越俎代庖

如上所述，当前地方政府投资时总是打着“促进结构调整”、“符合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或“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等等的旗号，这是因为发改委在审批时项目时有这样的要求。象文化创意产业、传媒信息、高技术装备、节能环保、服务业、高技术材料和旅游业等往往成为地方政府追捧的对象。天下最荒唐的事莫过于为投资设立“产业标准”，这完全违背了“投资”的本性的，投资不是看产业的性质，而是看企业家对利润的判断，“产业”绝不能作为是否鼓励某个企业进行投资的衡量标准，这方面，其实已经有深刻的教训，最典型的是太阳能光伏产业，目前严重过剩的局面与当初地方政府的扶持、补贴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市场竞争中，一个新产业的出现首先是某个企业的创新，然后其他企业模仿竞争才出现的，如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政府把不同的产业划分为“三六九等”，对有的产业进行扶持，有的不扶持，是一种歧视行为，其唯一后果是扭曲市场经济，并为自己创造寻租和设租的机会。我们须知，只有产品的优劣，没有产业的优劣，并且市场竞争会为产品优劣进行选择，政府不能越俎代庖。

地方政府投资只是创造了“增长”的假象

无论是2008年中央的4万亿投资计划还是近期地方政府推出的大规模投资计划，都只是暂时地提高了GDP的增长率，而没有真正创造财富，相反，这种政府的大规模投资是一种财富破坏行为，它创造的是通胀——一个增长的假象

“增长”不能理解为GDP增长率，而是新财富的创造，或者说消费者需求的满足，当前，无论是2008年中央的4万亿投资计划还是近期地方政府推出的大规模投资计划，都只是暂时地提高了GDP的增长率，而没有真正创造财富，相反，这种政府的大规模投资是一种财富破坏行为，它创造的是通胀——一个增长的假象。

稳定的增长在于通过改革，发挥企业家才能，当前，迫切需要进行产权改革、打破行政垄断、放松行业准入管制、开放市场、减少公共部门的支出等等。我们特别指出产权改革的必要性：私有产权是发挥企业家才能的前提。

凤凰财经专栏作者朱海就系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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