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改革与过去的最大不同

中国的改革现在面对的问题和过去有非常大的不同，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在最近的十来年里，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好，体制变化也好，引发了大量的冲突，公民和政府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这个在改革早期不是这样子的

财知道：你怎么看中共新领导人这一个月来的改革新风？

许成钢：这一个月里边我们看到一些好的迹象，在一个原则的层面上强调改革开放，特别是习近平去深圳，这是好的迹象，强调改革、强调开放、强调深圳走过的道路，等等这些。但是更多具体的方面，我们眼下还不知道，还需要看。

财知道：你认为现在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你认为他们应该怎么做？

许成钢：中国的改革现在面对的问题和过去有非常大的不同，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在最近的十来年里，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好，体制变化也好，引发了大量的冲突，公民和政府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这个在改革早期不是这样子的。

改革早期的时候，土地承包制也好，乡镇企业的发展也好，开放外资也好，所有这些，大部分公民的利益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大体一致，不会在这些地方产生冲突。

但是从90年代末以后开始的城市化的过程中，由于中国的民众没有土地所有权，农民也好，城市居民也好，都没有土地所有权，地方政府用低价获得土地，用高价卖出去，在这个过程中有大量的利益，造成了非常尖锐的矛盾。

同时当只有政府有权力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本身又成了腐败的制度根源。所以一方面政府获取利益，挤压公民的利益，再加上腐败，几个东西合在一起，社会矛盾非常严重。

任何的改革，一定要面对社会矛盾，任何试图避开社会矛盾的改革，都走不下去。现在有很多人讨论关于腐败的问题，比如说要以党的力量去治理等等。治理腐败是一件得民心的事，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腐败从哪里产生。

腐败无法用惩治几个人来解决

没有先去纠正它产生问题的根源，等它发了病以后，你再去治几个有病的人是来不及的。第一，腐败程度的广泛和深入，是你无法用惩治几个人来解决的；第二，它深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你除了解决它的体制根源，再没有别的办法

财知道：根源上的。

许成钢：对。你没有先去纠正它产生问题的根源，等它发了病以后，你再去治几个有病的人是来不及的。第一，腐败程度的广泛和深入，是你无法用惩治几个人来解决的；第二，它深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你除了解决它的体制根源，再没有别的办法。

财知道：你认为根源是什么？

许成钢：根源是这么两个基本事情。第一个基本事情就是土地的产权是谁的。现在的法律规定，中国的公民都没有土地的产权。农民是拥有所谓的集体所有的土地，集体所有的土地并不真的是他的产权，每一个农户得到的只是一个租赁权。城市居民买房子的时候获得的也是土地的租赁权，由于他的权利是租赁权，因此政府有权力把他们赶走，这就是问题的根源所在。

当政府按照法律可以合法把人赶走的时候，他有利益把你赶走。第一，法律上他是合法的；第二，他有利益要做这件事情。腐败再加进来以后，他的利益更大了，他用个人的利益把你赶走，这个东西就变得很危险，导致冲突很严重。这是根源的第一点。

根源的第二点就是司法不独立。要是有一个独立的司法，你可以纠正腐败的那一面。因为没有独立的司法，所以腐败的那一面也不能纠正。有了独立的司法，如果土地不是私有的，你仍然不能彻底纠正导致冲突的问题，但你至少可以大幅度减少腐败。司法不独立，地方政府基本上能够左右地方司法，你很难使用其他的手段来惩治和预防官员的腐败。

对腐败既往不咎是法治原则

司法在法治情况下一定不能回溯，我从今天起建司法制度，从今天起颁布所有的相关司法条例，从此谁要犯这个，我就要按这个惩罚了，但是过去的一律全免了。在你建立了独立司法体制的条件下，为了保证法治，你必须这样

财知道：对于腐败，有一种观点是说要进行一种妥协，就像香港成立廉政公署一样，从现在开始，以前的既往不咎，以后的严惩不贷，你认为这种方式可取吗？

许成钢：这只是一个策略问题，这不是一个制度问题。我刚才讲的都是制度问题，假定我们接下来要有一个重大的制度改革，假定在重大的制度改革下，从此建立了独立的司法体系，然后再开始有一系列的技术问题。

假定每一个县都有独立的廉政法庭，假定廉政法庭是和地方政府完全脱钩的，在这个情况下，刚才你说的策略就是有用的。因为你这个制度是后建的，后建的制度的司法原则都是不能回溯的，这是基本的司法原则。看你是不是法治，这个是关键。

司法在法治情况下一定不能回溯，我从今天起建司法制度，从今天起颁布所有的相关司法条例，从此谁要犯这个，我就要按这个惩罚了，但是过去的一律全免了。但这只是一个策略，本身不能解决问题，只是说在你建立了独立司法体制的条件下，为了保证法治，你必须这样做，这实际上是法治原则。

许成钢系香港大学经济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