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方街32号纪事

周小川是谁？

“小川”，新华字典说其有“川流不息”之意。出生于1948年1月29日的周小川，自2002年年底出任中国人民银行第十一任行长以来历任四届政府，是中国任期最长的央行行长。

从“工科男”到音乐剧“发烧友”，再到二度折桂“孙冶方奖”的金融学者，周小川身上的标签数不胜数。然而，在众多由他人勾画的面相中，“人民币先生”无疑是最醒目的一个。

时间拉回到2002年12月28日，担任证监会主席不到3年的周小川在这天被“火线”任命为央行行长。当时，新一届政府总理尚未正式出炉，无论从惯例还是从速度上看，这项任命都是不同寻常的。

然而接棒之后，周小川面临的形势并不乐观。当时，亚洲金融危机殷鉴未远，国内金融市场问题频出：单一的货币政策工具，行政化的银行体制，缺乏弹性的利率、汇率均无法满足市场化需要，也难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彼时压在周小川身上的担子并不轻。

其中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更是周小川在行长任上十余年心心念念的事。

1994年“汇改”以前，中国的外汇市场存在两个汇率价格：一个是“挂牌价”，就是官方规定的汇率；另一个是“调剂价”，即市场买卖的汇率。但是当时央行连续十年印钞导致国内经济严重过热，“钱不值钱”的现象令人们争相抛兑外汇，人民币对外贬值，市场价与调剂价严重背离。

为了充实外汇储备，当时的汇率改革将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进行并轨，实行人民币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新的“受控制的浮动汇率制度”使人民币在政府规定的较小范围内浮动，各外汇指定银行依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汇率,在规定的上下幅度内决定挂牌汇率，对客户买卖外汇。

汇率完全受控于央行的好处，就是方便新兴国家之间的汇率结算，减少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损失；但另一方面，过于僵硬的汇率会降低投机资本流动的汇率风险，市场对汇率的作用也变得微乎其微，而且也意味着一个国家要丧失一定程度的货币政策独立性。

周小川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在他刚刚出任央行行长之时，日本就率先掀起要求人民币升值的风潮，美国紧随其后，国际社会施加的压力与日俱增。于是，周小川一边向全世界表明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决心，一边开始加紧进行汇率机制的改革。

2003年“非典”爆发前，吴敬琏、余永定在国务院总理召开的会议上提出人民币与美元脱钩一事。当时中国外汇储备约4000亿美元。到2005年人民币与美元脱钩时，外储已上升至近1万亿美元。

然而，汇率改革是件环环相扣、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不是央行一个部门所能主导的，除了涉及其他部门的利益外，更涉及到地方政府的蛋糕；因此，当时摆在央行前面的阻力不小，汇率改革步履维艰。

尽管如此，周小川最后还是做了。

2005年7月21日晚间，央行宣布开启汇率改革，从此人民币开始尝试与美元脱钩，历时10年的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度改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消息一出立刻在全球市场掀起波澜，人民币一夜间升值2.1%，与美元的兑换汇率为1美元兑换8.11元人民币。这一决定也受到了时任美国财政部长斯诺(John Snow)的欢迎。“这一天我会永生不忘，”渣打银行首席亚洲经济学家David Mann当时感叹道。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专题•“人民币先生”这十五年

数据显示，“721汇改”之后，人民币没有出现大幅升值，截至2005年年底，人民币升值幅度没有超过1%，外汇市场供求也基本平衡。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管涛认为，“721汇改”之所以取得成功，主要得益于央行在推动新旧汇率制度上的平稳过渡：“‘721汇改’之前，人民币兑美元固定为8.28，已经变成了一个标准、事实上的固定汇率。所以，要从固定汇率变成真正的浮动汇率，必须增加新体制的透明度，才能打消市场的疑虑，消除很多不确定性给市场带来的恐慌。“

对这次“汇改”，周小川自己也给出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固定汇率好像打仗时手里拿的盾牌，无论你如何打来，我都坚持不动；如果我坚持不住，冲击就会造成影响。浮动汇率则像海绵垫子，你要打进来我就给你一个软的，进来就进来，我不让你打到我；等你想撤的时候，我还夹你一下，让你脱一层皮再走。”

“汇改”带来的结果不言而喻。2005-2015的整整十年间，人民币迅速成长为全球范围内不容忽视的国际性货币，并交出了一份漂亮的成绩单——对美元升值了30%以上。振兴人民币，就意味着振兴中国，周小川用这场改革证明了自己的“尖峰时刻”，也为自己赢得了“人民币先生”的称号。

但他本人似乎对这个评价并不“感冒”，“我不喜欢这个称呼。”周小川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表态，“如果因为我说话对人民币有影响，才叫我‘人民币先生’，我觉得这个称呼不合适。但如果是因为人民币汇率改革，那倒是未尝不可。”

汇改之路用“一波三折”来形容并不为过。

2007年5月21日，央行决定，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0.3%扩大至0.5%。2008年下半年以后的大约两年时间内，受次贷危机造成的外部冲击影响，人民币汇率重新盯住美元，升值走势戛然而止。

这一年，年届六十的周小川再度出任央行行长；也是这一年，大家发现此前一直以一头黑发示人的周小川突然间鹤发苍颜、疲态尽显。

一向以黑发示人的周小川头发全白（资料图）

在同行眼里，似乎只要周小川还在央行，中国的金融改革就会推动下去；而周小川，也成为中国政府向世界传递金融改革决心的一张“活”名片。

“周小川在国际上比较受认可。他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比较熟悉，连任有助于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说道。他曾经以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和周小川共事过。

确实，在不少人看来，周小川在2008年的第一次连任可能是出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这一非常时期的考量。危机期间，中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由于起着救市的作用而备受瞩目，这对当时的央行和二度“挂帅”的周小川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挑战。

这一年，中国货币政策饱受争议。从上半年5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到下半年5次下调利率，戏剧性的变化将作为政策制定者的央行推向风口浪尖。此外，央行还出台了宽松的财政政策，将4万亿分为10个方面投入市场全面推进经济发展。这次救市令国内经济得到复苏，但同时也引发了产能过剩、资产价格泡沫高涨、地方债务膨胀以及影子银行等一系列问题。外界关于“政策制定者缺乏前瞻性，对危机认识不足”的质疑声令当时的周小川倍感压力。

十年后再回顾这段时期，周小川自己也颇为感慨。今年两会的央行记者会上，周小川说道：“作为一个大国逐步开始进行各方面的改革，这个过程中有两个最大的曲折，一个是亚洲金融风暴，一个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一旦出现问题，大家就会对政策进行评估，进行反思，进行适当的调整，以便总体在这一方向上走得更扎实、更稳健，最终实现改革开放的目标。”

金融危机过后的2010年，中国宣布重启汇率改革，重新采取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2013年3月，周小川突破年龄限制当选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成为首位“三连任”的央行行长。“留任要职往往意味着肯定，但对65岁的周小川而言，可能更多地意味着责任。”新华社当时的一份报道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周小川的三度挂帅，在金融改革的背景下成为了某种“必然”——因为他的下一个改革“大动作”，就发生在2015年。

2015年，随着美联储启动加息进程，美元坚挺不衰，资金逆转回流美国。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偿债压力倍增，货币承压纷纷下跌走弱。可以说，新兴市场的货币贬值行动几乎贯穿了2015年全年：以越南盾贬值开局，以阿根廷和阿塞拜疆12月先后放弃汇率管制收尾。

当时，外界对全球货币战争的担忧甚嚣尘上，各国央行的目光都聚焦在中国身上，以确定人民币是否会大幅贬值，从而扭转经济急速下滑的趋势。

于是，周小川再次着手进行“汇改”。8月11日，中国央行突然宣布，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行重大改革，对近期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进行大幅调整，由当天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6.1162元连续贬值3天到6.4010元，贬值幅度4%以上。

这是自1994年以来人民币的最大降幅，不少市场观察人士惊呼意外，认为此轮改革堪比2005年启动浮动汇率机制的“汇改新政”，是当时为应对出口压力与资本流出而走的一步“险棋”。2016年初，“收盘价+一篮子货币汇率”双轮驱动的中间价形成机制也初步形成。

经此一役，周小川“人民币先生”的称呼再次得到了强化，但外界对央行的质疑也接踵而至。

此次“汇改”适逢2015年股票市场的大幅震荡。当时，A股市场在经历的一年的上涨之后忽然跳水，沪深两市出现了“千股跌停”，数百只股票临时停牌，国家通过降息、紧急救市等多方举措才终于稳定了市场情绪。

股灾阴云未散，“811汇改”的出现宛若平地一声惊雷，再加上海外投机者的推波助澜，人民币贬值的恐慌情绪在当时达到了顶点，资本外逃现象频频发生。数据显示，央行外汇储备仅在2015年8月就减少了近940亿美元，虽然10月份有所企稳，但11月再度减少了870亿美元，资本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撤离中国。央行当时面临的问题是：如果人民币贬值速度太快，可能会使投资者把大量赌注押在更进一步的贬值上，贬值的趋势或将进一步失控。

对于二次汇改，瑞银证券中国区经济学家汪涛则认为“人民币汇率将更具弹性”。她表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不会进行一次性升值，甚至不会出现很多市场评论人士期待的2%-3%的象征性重估；人民币的升值幅度将会是温和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包括双向变动的风险，波动幅度将有所扩大但幅度仍会得到控制，以降低对出口企业带来的风险。

面对国际市场对人民币继续贬值的担忧，周小川也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称，人民币不存在进一步持续贬值基础，人民币汇率的市场短期波动将会回归理性。

回过头看，如果央行当时没有果断释放人民币贬值压力，中国经济发展极有可能会因汇率的估值过高而放缓。如今，人民币汇率不仅大幅回升，双向波动汇率机制也宣告形成。更重要的是，自2005年人民币宣布与美元“脱钩”后，汇改进程长期以来一直踌躇不前，“811汇改”可以说起到了一锤定音的效果。正如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后来所言：“（汇改）窗户打开了，就不可能再关上了。”

二次“汇改”令人民币汇率逐渐恢复稳定，进一步完善了中间价报价机制，也为后面人民币入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创造了条件。

入SDR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标志性事件，周小川在这件事上功不可没。

早在1992年，时任中国银行副行长的周小川与谢平等人合作完成了《人民币走向可兑换》的课题研究。他们提出，人民币可兑换不是改革的目的，而是实现改革开放总体目标必不可少的步骤。这篇课题在当时无疑增加了高层对人民币可兑换的信心。

人民币国际化之路从2003年启幕。当时，央行开始为香港办理个人人民币业务的银行提供清算安排；2008年，国务院批准人民银行根据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新引擎。

2009年3月23日，周小川在央行网站发布署名文章《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文中首次提出了“创建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的新主张。这一年年底，周小川入围《时代》人物榜；同年，我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正式启动，人民币国际化开始大力推进，并于2010年、2011年先后两次扩大试点范围直至全国。

美国当地时间2015年11月30日，IMF总裁拉加德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IMF同意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篮子（SDR）。

“2014年下半年进行内部评估时，人民币在有的指标上还有差距。正如此后与基金组织进行技术会谈时后者指出的‘人民币还属于第二梯队’”，央行国际司在编著的《人民币加入SDR之路》一书指出，“这其中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衡量人民币可自由使用方面存在较大的数据缺口。”

也就是说，如果此次不予通过，人民币“入篮”可能要再等五年。

获悉这一情况后，周小川和他的同事立即制定了推动人民币加入SDR的整体战略，针对当时存在的数据缺口、资本项目可兑换、市场化程度和开放程度不足等差距，弥补数据缺口、推进国内改革开放，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了多轮磋商。

在他的主导下，终于在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SDR，权重10.92%，排名第三，仅次于美元（41.73%）和欧元（30.93%），纳入SDR是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标志着人民币为国际市场所认可，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和交易货币。

时任IMF副总裁朱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提出人民币“入篮”时，由于不可兑换等原因，人民币不符合IMF的要求。因此，围绕人民币如何能满足SDR运营要求的标准，双方拟定了一个方案，央行需要完成一系列改革。

“我们给央行的领导很高的赞誉，因为他们有勇气来推行这个改革，来争取这个地位。特别是行长周小川，推行这个改革一步步往前走。”朱民说道。

近年来的历次新闻发布会上，人民币国际化频频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周小川也始终传递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会抓住时机推进的决心和信心。

在3月9日的记者会上，周小川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改革成果进行评价，并勾勒了这项改革的未来。“人民币国际化促进了对外开放。”他说，“涉及人民国际化的政策该出台的都出台了，人民币国际化主要步骤都做了。中国在开放趋势上会进一步加大，很多政策也进行了研究，只是时机。”

位于成方街32号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是北京金融大街由南至北的第一栋建筑，周小川在这里挥斥方遒的15年，带给央行的改变也是巨大的。

年届70的周小川早已过了部级以上官员的退休年龄，十五年的央行行长生涯堪称中国官场的奇迹。十五年，“能干的都干了”。虽然在历次重大改革的推进中，在每个重要政策出台的前后，央行和周小川的真实面目都隐入了那个封闭、庞大的决策体系。但显而易见的是，一个规范专业的金融体系的建立，银行业的涅槃重生，货币政策框架的日趋成熟，都有周小川的身影闪现其中。

一位80年代初在央行国际部门工作过的学者曾向媒体透露，当时跟外国同行们交流的时候基本上没有存在感，经济尚未开放，人民币也不重要，对世界金融的影响微乎其微，所以鲜少有人在意中国央行的角色。中国的官员出去也“土”，除了衣着、谈吐，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封闭保守。

“在那个时期你很难想象到有后来这样大的变化，”他回忆道，“以前的央行行长，不管你在国内当到什么位置的官，但对外国人来说，你就是‘Nobody’（小人物）。现在不同了，周小川被称为‘人民币先生’，人民币也成为了一种国际重要货币。这个时候做中国的央行行长跟从前的确是不一样的。”

随着中国经济体量跃居世界第二，中国央行行长日益成为国际财经界关注的焦点。而周小川任上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则为他在国际上赢得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学者派官员”、“中国的格林斯潘”、“改革先生”、“最具有能力的技术官僚”…在执掌央行行长帅印的近十六年里，周小川的名字伴随着这些外界赋予的标签式评价见诸报端，“改革”一词似乎已成为他央行职业生涯的全部缩影。

无论是利率市场化，还是商业银行改革或“811汇改”，周小川这个名字已经同中国近年来波澜壮阔的金融改革紧紧系在了一起。自1995年调任外汇管理局局长，在与央行同行的23年中，有人称周小川的最大功绩在于使中国“避免了金融危机”，也有论断质疑他的“货币超发”政策，面对种种评价，周小川报以一笑：“也许能更好。”

2018年3月9日星期五，这一天对身处北京梅地亚新闻中心的记者来说非比寻常。上午十点，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身着深色西装，佩戴红色格纹领带，带着一如既往的儒雅笑容，参加了他职业生涯中的最后一场“两会”发布会。

至此，“超长待机十五年”的周小川正式挥别央行。

3月19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名易纲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这场堪称中国金融界“哥德巴赫猜想”的谜团终于揭开。至此，央行“掌门人”一职正式从周小川手中交棒给易纲。

卸下担子的周小川似乎又有了其他“用武之地”。4月9日，在博鳌亚洲论坛会员大会上，周小川出任博鳌亚洲论坛中方首席代表，同时当选理事，并担任副理事长。再次履新的周小川，带着一如既往的儒雅笑容，频频在公开场合露面。

然而坐镇成方街32号的十五年，那些被称为“人民币先生”的光景，想必他也很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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