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羚 赵杰

在人们争论如何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时候，一个名词——刘易斯转折点成为绕不过去的话题。所谓刘易斯转折点，是指在这个点之前不论有多少新增就业，工资都不会涨；在这一点之后劳动供给不再是无限的，工资开始上涨，人均收入开始实质性地增长。

3月7日，《第一财经日报》采访了第一个提出中国将迎来刘易斯转折点的学者、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

“民工荒”有助减小收入差距

第一财经日报：你认为当前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这一问题，最关键的措施是什么？

蔡昉：在收入分配差距的统计中，城乡收入差距占40%~60%的比重。所以，缩小收入差距很重要的是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历史上许多发达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也很大，其缩小并不是靠政府，而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所以当前对中国来说，更重要的是给农民工创造越来越好的务工条件，清除劳动力流动中的种种障碍。

目前中国已经迎来刘易斯转折点，它的具体表现就是“民工荒”。只有到了这一点，才可能给普通劳动者、非熟练工人涨工资，获益的是中低收入家庭。到了这个阶段，随着用工矛盾缓解，就逆转了过去的趋势，收入分配状况会在初次分配的层面上得到改善。所以，“民工荒”是个正面的现象。

集体谈判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

日报：关于大家期待已久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最新消息是已经上报国务院。根据这个方案，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领域中的比重是下一步改革的重要内容。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这一点。有专家表示真正落实可能比较难，你怎么看？

蔡昉：我认为当前是进行收入分配改革的时机，也是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领域比重的最佳时期。

过去我们说提高劳动报酬，但有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怎么提高？现在情况变了，一方面，由于“民工荒”，许多地方政府的态度和角色在改变，过去市长、书记以招商引资为最主要的目的，现在就要考虑用工制度怎样、能不能吸引农民工。

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央一提出要增加工资性收入，很多人理解为要涨工资了。不是这样。政府要涨工资，也只能是涨公务员的、涨事业单位的。政府不能给企业规定发多少工资。工资多少还是由市场说了算。现在就是这样，农民工工资多少，不是由政府说了算，而是农民工自己提出。

政府要做的有两件事：一个是保护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消除对雇用者和劳动者产生歧视的因素；另一个就是要建立劳动部门、工会和企业三方谈判机制，通过集体谈判提高劳动者收入。

日报：对于相对松散、处于弱势的劳动者来说，能与资方进行公平的谈判还需要克服很多困难。

蔡昉：是的。不过有个一般规律，刘易斯转折点是一个点，在此之前，工会的作用不容易发挥，谈判中往往不会有利于劳动者。因此，工资往往由纯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但到了刘易斯转折点以后，工资是由市场、劳动力市场、制度设计等决定，包括工会的作用、最低工资制约、法律等各种因素综合产生作用。这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提高个税起征点

有利于中间阶层成长

日报：关于收入分配，今年“两会”还有一个热点，就是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但这也存在争议。有人担心由于我国实行的9级超额累进税率，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之后，富人获益会比穷人更高，反而会扩大贫富差距。你的观点是什么？

蔡昉：我赞成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目前我们的个税纳税者主要是中下收入者。提高起征点对他们有直接好处。

至于富人，我接触过一些大老板，都是位居富豪榜的，他们明确告诉我，说根本不纳税。为什么？一方面他的员工不纳个税，因为是在香港地区领工资；另一方面，很多老板说，我领什么工资？我所有的开销都算支出，是经营成本。这种情况很普遍，再加上一些小老板偷税漏税，农民工收入现在还不到纳税水平，真正纳税的就是中下收入者。

日报：最富的人反而交很少的税甚至不交税，这也是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一个原因。如何改变这种现状？

蔡昉：需要政府下大力气使得高收入阶层的收入透明化。但目前难度比较大。一方面，税务部门并不很在乎个税，个税在总税务收入中比重较小。如果要监管到位，可能会付出很大的成本，从技术到人力各方面。但他们忽略了一点，即个税做到公平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很重要。现在中间阶层是重要的纳税主体，我们需要这个群体尽快成长起来，这对社会的整体稳定很关键。

把灰色收入甄别为

黑色或白色收入

日报：有研究表明中国城镇居民中灰色收入规模超过四万亿元。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规范灰色收入”后，反而在委员和代表中引起很大争议。你怎么看这个争议？

蔡昉：黑色收入是非法收入，白色收入是合法收入。灰色收入之所以叫灰色收入，是因为它处于两者之间，界定确实比较复杂。比如，我现在来了一个客人，提了一些很贵重的东西。如果他真是我亲戚，没有任何利益诉求，就是来看望我，那这些就是白色收入，是礼品；但如果我是个手握大权的政府官员，他是做企业的，我正好可以帮助他，那这就是灰色收入。

规范不是说把灰的变白了，而是甄别出哪些是黑的，哪些是白的。

总体来说，现在提出“规范灰色收入”，是与正在进行的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相吻合的，同时也是针对中国现在所处的特定发展阶段提出的，只是实施过程比较难。我们可以借鉴国外一些比较成熟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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