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重庆的全国政协委员、陶然居老总严琦非常有意思，她建议关闭网吧由政府来主办引发轩然大波，而11日全国政协委员韩方明透露，“10日晚，一众人马应邀去严琦委员的陶然居晚宴，席间她对关闭网吧的提案颇为沾沾自喜，并称是今年‘两会’第一雷人雷语。又称她的陶然居品牌由此话题增值5个亿。”韩方明闻之大不快，遂讥之：“那你岂不是开次‘两会’赚了5亿？”

“两会”不是免费植入广告平台

张海英

要不是饭桌上的话无意中泄了底，公众或许还不知道某些代表委员表面上是来共商国是，实际上是隐藏着某些利己图谋来北京开会。利用“两会”这个契机进行一番策划，然后名利双收，严委员恐怕是今年“两会”上收获最大的人之一，所以才“沾沾自喜”。

每年“两会”上都有不少雷人提案和雷人语录，从积极角度看，这是“两会”言论自由的体现，但换个角度看，就与某些委员的个人素养有关，提不出有价值的提案就提雷人提案。人们慢慢发现，某些代表委员因为雷人提案、议案或雷人语录而成了被媒体追捧的“两会”明星，才醒悟过来原来可以利用“两会”成名啊。

严委员不但看到了“两会”是成名的机会，更进一步看到了“两会”是赚钱机会，因此才名利双收。在笔者看来，有关方面要格外警惕某些代表委员利用“两会”打自己的小算盘，来推销自己进而达到某种利益企图，因为“两会”是共商国是的公共平台，不是代表委员的免费广告发布平台。

或许有人认为严委员是无意中名利双收，但笔者怀疑，这次成功营销是事先经过周密策划的，即先是故意向媒体放出风声要提交关于“关闭所有社会网吧，政府办公共网吧”的提案，然后展示“正式版提案”来证明自己是为公众利益说话。由此，笔者还想到，陶然居公司网站被黑，是不是也有导演成分呢？

据《时代周报》12日报道，严委员表示：“两会”是一个大剧场，里面有演员有观众，演员在台上投入地演，观众在台下喊好或发出嘘声，在这种公开互动的环境里，对我们委员来说，参政议政精神、提案水准无疑将得到提升。可见，严委员早就把“两会”当成了舞台，把自己当成了演员，故意以滑稽的表演来引发社会争议，在争议中来实现自己的图谋。难怪有人说：“严委员，您真是一位好演员”。其实，公开互动对某些委员而言，提升的不是议政精神，而是炒作水平。

笔者以为，“两会”作为重要的议政平台，需要的是代表委员的真情倾诉，而不是假模假样的表演，严委员把“两会”比作剧场，把自己当成演员，这已经说明了问题；利用公共平台制造公共话题，这样的营销手段“未免太厚颜”了。可以说，这样的行为让“两会”释放出异样的味道。

如果类似这种“开‘两会’赚5亿”现象继续存在，相信今后还会有不少代表委员来效仿。如此，“两会”就变成了包装明星、广告发布、商业营销的商业平台，只满足了个别人的私欲，而让社会公众失望。无疑，有关方面要警惕某些代表委员让“两会”变味。

在笔者看来，有关方面需要重新构建每年“两会”的公共精神，在坚持“两会”言论自由的基础上，有必要提升代表委员的政治素养，培养他们的公共意识。允许他们为少数人代言，但并不等于允许他们借助“两会”为个人谋私利——代表委员为少数人谋利益与为自己谋私利显然是两回事。

警惕“开‘两会’赚5亿”这样的利己图谋，就是要捍卫“两会”的公益性，让“两会”真正成为为公共利益谋划的平台，真正代表民意。这既是政治需要，同时也是民意期待。

这样的委员是怎么推选出来的

银玉芝

虽然严琦13日否认了韩方明的说法，但是，事件是否属实，其实并非最重要的，因为即便缺了一个严琦，这样的代表委员也大有人在。利用“两会”之际，为自己的企业或者某种利益驱动而进行活动、宣传的代表委员，主要分两类：一类是为所在地方或者部门要政策、要钱的，或者推销地方风土人情、特色产品等，这主要集中在官员、学界代表委员之中；另一类就是像严琦委员一样，作为企业界的委员，不忘在“两会”上为自己的企业品牌增值。前者为公，无可厚非；后者为私，不可为也。

必须明确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最高立法机关。因此，这决定了人大议案应为法律议案，或有关国家重大决策的议案。当然，人大代表为自己选区、选民代言没有过错，但是对政府工作的监督、立法上的权力，包括预算编制的审议，是其更重要的职责所在。同样，政治协商会议，虽然不是立法机关，但也是各界别人士最重要的参政议政平台。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少委员的提案或者建议，是不符合该标准的。

对于这些雷人代表委员、雷人议案提案，人大和政协应实行更严格的审查。把代表委员职权范围外的议案、提案，不合乎标准的雷人提案、荒唐建议直接剔除。但是这并非治标之策，代表委员良莠不齐，多是带着各种利益诉求而来，很难杜绝类似提案。我们有必要从源头上分析，之所以出现一些代表委员的议案、提案有着明显的利益驱动，关键之处即在于代表委员的结构存在不合理，选举、推选程序存在问题。

目前，人大代表中，官员比例非常高；而在政协委员中，企业老总、文艺界人士占有相当的比重；而占中国人口总量绝大多数的农民、工人，包括农民工等弱势群体，代表和委员非常少。这部分群体的利益代言人过少，也决定了“两会”上社会各阶层的声音不平衡。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改革现有的代表选举制度和委员推荐制度。在代表选举方面，《选举法》的修订，基本实现了同票同权，但离我们的目标尚有距离；而委员推荐方面，尚未有大的改观。

切实可行的办法是，在代表和委员的选举、推荐过程中，应尽量减少成功人士、官员群体，而增加有意愿有能力参政议政的人。只有这样，才能逐渐提高议案、提案的质量。当然，现有制度之下，这并不容易，需要极大的魄力和勇气——关键在于要相信公众是有能力推举他们认为合适的利益代言人选的，惟此才能减少一些投机和不作为、乱作为的代表委员，让“两会”的质量得到质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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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全国两会财经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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