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期：高层的三大矛盾心理

刘杉

刘杉，经济学博士，中华工商时报副总编辑，兼任南开大学国经所教授，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信托与基金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MBA导师，曾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著有《中国再平衡》，《聚焦生活中的经济学》。

悲观情绪似乎在市场蔓延，预期再度向下调整，如果较低经济增速是“新常态”的话，那么市场的疑问是，会有多低？或者说，政府能够容忍多低的增长率？

9月16日晚，有机构向新闻媒体透露说，央行通知五大商业银行，将在最近两天分别向每家做1000亿的SLF（常备借贷便利），期限为3个月。总额5000亿的SLF虽是有成本的短期融资，但由于是央行放款，实际投放了5000亿的基础货币，对于106万亿的存款而言，这相当于全面降准0.5个百分点。

如此看来，今年多次实行“定向降准”，再加上给国开行1万亿抵押补充贷款(PSL)，给五大行5000亿SLF，那么央行释放的基础货币应该达到相当于1个多百分点的全面降准，显示货币政策非常宽松。

比起货币环境的宽松，经济数据并未走好，特别是最新公布的8月数据在工业增加值、PMI、发电量、固定资产投资、消费等方面均表现欠佳，市场对宏观形势判断随之变得悲观，连一贯对中国经济乐观的经济学家林毅夫也呼吁调低明年增长目标，将增长率定在7.0%至7.5%之间。而股票市场周二的放量下跌，或许终结市场牛市梦，下跌原因也是源于投资者对企业盈利预期的悲观。

央行再次放水，与李克强总理此前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的表态并不一致，这反映出宏观管理当局的矛盾心理，既要坚持调结构、促改革战略，又要顾及短期经济波动，而这样的矛盾心理必然导致调控方式与政府理念的冲突，从而使市场无所适从，难以对宏观经济做出明确预期。

增长目标矛盾。

政府提出宏观调控上下限的新概念，其中下限指标有两个，一个是增长率，一个是就业水平。这两个看似统一的目标，实际存在矛盾。学界普遍认可就业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相关的奥肯定律，但奥肯定律有其局限性，其并不能完全真实反映就业与增长率的关系。如果经济增长依靠资金密集型行业带动，那么增长的结果未必带来就业大幅度增长。相反，较低工资水平，或轻资产的某些服务业，可以为社会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却可能导致较低的GDP增长。这样看，增长率与就业水平同时作为宏观调控下限的判断标准，容易产生冲突。

决策逻辑矛盾。

政府认识到了前期过度刺激的危害性，因而顾忌泡沫继续膨胀，进而强调要调结构，要促改革，并在此过程中去杠杆、去产能。这样的思维应该要求稳中偏紧的货币政策，并容忍较低的增长率，但由于年初政府制定了7.5%的增长目标，这不免与长期调整的思路产生冲突。这样的矛盾似乎不该出现，但由于“十八大”定下了经济总量翻番的任务，那么政府不得不维持年均7%以上的增长率。因此，政治要求与经济现实不可避免打架，而要达到两个目的，必然在决策中产生矛盾心理，既要吃鱼，也不肯放弃熊掌。

调控方式矛盾。

政策目标与决策逻辑均存在矛盾冲突的条件下，宏观调控方式也必然自相矛盾。一方面强调“微刺激”，另一方面不得不持续“微刺激”，以期达到既避免市场再度产生通胀预期，又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决策效果。但由于宏观调控工具具有总量特点，那么这种依靠结构性工具的调控方式，并不能向市场传递有效信号，特别是货币政策，在“新常态”认识下，商业银行会提高风险控制要求，从而使“定向降准”等政策无法传导到实体经济。这就表现为，调控政策不断加码，而政策效力却无法达到预期目的。

可以说，宏观经济管理中的一系列矛盾冲突，导致反周期措施无法释放准确有效的信号，从而使调控效力下降，并使市场对宏观预期产生困惑。这样畏手畏脚的宏观调控状况，最好不要成为“新常态”。

（稿件版权归凤凰财经所有，未经许可，严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