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期：对话徐洪才

编者按：党的十九大正在召开，凤凰网财经特别推出系列策划，邀请专家学者回顾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取得的系列成就以及一些未完成的改革任务，为十九大后中国经济建言献策。

第八期我们特别邀请到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徐洪才，主要谈过去五年中国经济成就、未来5到10年中国经济的变化趋势和新的挑战、东北振兴等问题。

凤凰网财经：请您对过去五年的中国经济做一点评和总结。

徐洪才：过去五年，中国经济加快进入新常态。党的十八大是转折点，党中央对经济形势做出科学判断，即经济进入新常态。新常态的基本特点：一个是经济增长转向中高速，一个是经济结构迈向全球产业链的中高端，还有一个是“三期叠加”，即中国经济正处在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换挡期主要针对经济发展的总量、数量而言，阵痛期主要针对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而言，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则是针对宏观调控的方向、手段而言，三者相结合勾勒出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和挑战，这为科学认识新常态、积极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提供了理论依据。

五年来，中国经济运行始终在合理区间内。围绕到2020年两个“翻一番”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成绩显著，为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成绩主要体现在：第一，经济平稳运行。经济平稳增长、充分就业，还有生态环保、老百姓收入增长等方面都取得长足进展。第二，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增长新动能初步显现。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超过50%，消费对经济拉动力超过60%。今年二季度，第三产业对GDP增长贡献率达到59.1%，最终消费需求对GDP增长贡献为63.4%。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2.9%和11.6%，而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只有6%。1到8月份，生态保护领域投资增长28.2%，环境治理投资增长24.3%，公共设施管理投资增长24.1%，道路运输投资增长17.6%，水利管理投资增长16.1%。这些都是短板领域，吸引了更多资金流入，促进了经济结构调整。

传统住房消费和汽车消费总体保持稳中趋缓。但1到8月份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34.3%，达到4.3万亿元，说明新兴消费上升快。比如，体育娱乐用品消费增长14.9%，通信器材类商品增长12.2%，都体现了消费升级。传统衣食住行消费相对稳定，一般餐饮类消费8月份增长10.7%。但新兴消费上涨较快，境外旅游连续几年突破1亿人次。还有新兴服务业快速发展。1到7月份，规模以上战略性新兴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8%和14.5%。

凤凰网财经：最近这些年，我们也看到由各种前期政策导致的问题暴露出来，比如产能过剩，僵尸企业，房价高涨，实体企业经营困难，还有金融风险等。您如何看待这些问题？

徐洪才：过去几年，我们经受住了局部金融风险暴露、释放的考验。我们经受住了2015年7月的股市异常波动和2015年“8.11”汇改之后的资本大量外流和外汇市场异常波动的考验。一线城市房价快速上涨和资产泡沫，以及一些企业债务违约得到有效管控。还有P2P等互联网金融领域问题，也都通过加强监管，得到有效控制。我们主动性处置一些风险点，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前几年，全球贸易投资保护主义甚嚣尘上，贸易摩擦加剧，全球经济增长低迷，全球贸易和投资增长低迷。2016年以前，我们经历了5年时间的全球贸易增长低于全球经济增长，那是一段艰难的时期，都挺过来了。2015年和2016年，外贸一度出现负增长10%。现在苦难的日子度过去了。今年上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形势喜人，达到正增长10%以上。从负增长10%，到正增长10%，确实是一个巨大变化。

凤凰网财经：这可能是外部的因素，但我们内部的因素呢？问题肯定由多种因素引起，那些是主要因素？

徐洪才：用工成本快速上升，资源消耗和生态环保标准提高，都严重影响了中国出口竞争力。在外部需求萎缩影响下，外贸形势一度恶化。过去的一年，随着外部需求回暖，加上政策正确引导，外贸形势开始好转。在大量制造业转移到海外情况下，通过开展双创活动，调整经济结构，发展现代服务业，以及支持小微企业和三农领域发展，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在僵尸企业处置和去产能过程中，妥善安置下岗员工，实现再就业等，连续几年新增城镇就业岗位1300多万，保证了劳动力市场稳定。中国是人口大国，实现经济平稳发展和充分就业，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超过经济增长，让老百姓分享了发展红利，是非常不容易的。

凤凰网财经：中央定调是“三期叠加”，其中一个是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好多学者说中国经济很多问题根源是货币政策和土地政策造成的。最近中央也在提货币不宽松了，包括M2跌破9%。您怎么看？

徐洪才：过去在推动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盘活土地资源，吸引生产要素集聚，通常采取招商引资的办法，吸引了国际国内的资本、技术、管理、人才，为我所用，产生了产业集聚效应，拉动了经济增长，因此就业增加、税收增长。我觉得，各地政府广泛采用这些手段，总体上行之有效。各地政府因地制宜，搞了很多经济开发区、科技园区，推动了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促成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融合，改变了过去城乡分割的状况。总体来说，土地财政是有其积极意义，不能全盘否定。

但在新形势下，用旧的思路指导经济工作，显然不合适了。因为土地资源有限，要集约化经营，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中国是人口大国，还存在粮食安全问题。另外，粗放经营方式和依靠要素投入的发展方式也是不可持续的。现在强调产业转型升级，调整土地结构，促进新型城市化建设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各地都在搞城市群和特色小镇建设，这些都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产城融合的具体形式。过去片面发展房地产，导致空城鬼城现象。这里主要问题是产业化不配套。没有产业发展，自然不会增加就业，因此就不会增加收入，自然就没有购买力，从而导致一些三四线城市出现大量房地产库存。现在这些矛盾逐步得到解决。2016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建立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现在土地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农村确权办证，三权分置改革已有初步效果。另外，配套的户籍制度改革，包括养老保障也在推进。但是，推动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扩大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增加投入，补齐短板，都需要加大政策力度。

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房地产投资、制造业投资和基建投资构成固定资产投资的三架马车。其中，房地产投资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与此相适应，货币增长比较快。需要认识到，货币发行要与经济市场化进程和经济发展的需要相适应。很多生产要素进入市场交易，都需要货币作为交易媒介。原来并没有完全市场化，一经市场化，自然就有了交易，需要货币增长。另外，金融市场发展也需要货币，导致货币需求上升。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需要货币增长与之相适应。央行职责就是稳定币值，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中国广义货币存量多了，增长速度也快了，更不能简单地拿中国和美国比较。如果将中国货币发行和日本比较，日本的广义货币与GDP的比率比我们要大很多，而且增速也不低。各国融资结构、金融体系不尽相同，货币统计口径也不一样，不能简单进行类比。

总体来看，本世纪以来中国通货膨胀、物价水平保持基本稳定。但最近几年，金融体系确实存在脱实向虚的情况。前几年，金融同业业务发展过快，还有影子银行体系扩张，一些非标准化的资产管理产品爆发式增长，都蕴含着潜在风险。监管部门已经察觉，而且通过有效处置，现在整体上降温了，潜在风险得到有效化解。现在M2增速下调，应该说是金融业去杠杆的结果。同时也应该看到，每个月新增信贷资金投放并不低。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在这一块总体来看是比较平稳的。

另外，货币市场利率水平适度。尽管这一两年有温和回升，但总体比较稳定。未来，要坚持稳健货币政策基调不变，但货币政策灵活性、前瞻性、针对性等还是要加强，货币政策工具也要进行调整，没有必要固守“逆回购+SLF、MLF”的政策组合。随着外汇占款继续减少，适时降低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应该提到议事日程。目前，大银行16.5%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太高了，它是历史形成的，现在没有必要继续维持，这是资源浪费。降低一下，有利于降低商业银行经营成本，进而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这是从源头上降低融资成本。

我曾多次指出，商业银行将法定存款准备金存在中央银行，中央银行支付给商业银行1.72%的利息，商业银行通过7天逆回购在公开市场从央行融通资金，支付央行利率水平是2.5%，实际上商业银行多支付0.8个百分点的资金成本。这个资金成本，对商业银行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必要的。同时，中央银行赚取0.8个百分点利润，是不当得利。而且，实施逆回购滚动操作对货币市场波动有很大影响，不利于商业银行提供长期信贷资金支持实体经济。目前央行逆回购已有几万亿元的规模，频繁操作，操作成本增加。未来几年，应该逐步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降低到合理水平，至少有10个百分点的下调空间。

凤凰网财经：未来5到10年，您觉得中国经济会有哪些新的变化趋势？可能会遇到哪些挑战？

徐洪才：第一，老龄化社会渐行渐进，是最大挑战。目前，居民有70万亿元的储蓄存款，买房子、买汽车的按揭贷款加在一起也就是20多万亿元，杠杆率似乎不高，但是近年来居民加杠杆速度太快。未来储蓄率会下降，老龄化社会的消费结构将发生巨大变化，对养老服务，健康消费等方面的服务需求大增。从供给侧角度来看，这些服务产品供给是不足的，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公益性。这是未来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

第二，新动能培育形势严峻。全世界都在搞结构性改革，美国搞再工业化，促进制造业回归美国；德国搞工业4.0；中国是制造业大国，但要到2025年才可能成为制造业强国。这里面创新是关键，通过创新促进制造业、传统产业结构升级，提升竞争力。中国制造业配套能力较强，规模最大，一些企业已通过国际合作走到海外市场了。这都是有利条件。中国有1亿多人口接受了高等教育，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发展潜力还很大。能否发挥出潜力，关键在落实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还有教育和科研体制改革。国企拥有资金、人才等诸多优势，但体制机制不活，创新动能难以释放。中国大学规模不能说不大，人才不能说不多，但是体制机制僵化，不能做到人尽其才，科技成果也很难应用。

第三，金融方面。最近几年，主动处置了一些风险点，但很多潜在风险依然存在，并没有根本解决。这对改革创新提出了挑战。未来几年，要加大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将会面临更加严峻的竞争形势。应对潜在风险方面，还是要按照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要建立预警机制，加强监管协调，补齐监管短板。金融调控现在也面临转型，比如央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并不通畅，价格信号并不灵敏，还有没有形成完整、光滑、连续的国债收益曲线。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之间的协调性不够，有待加强。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满足企业多样性融资需要。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会加快，但是我们应对新挑战的能力还不强。资本账户对外开放是必然趋势。最近几年，来自于外汇市场的扰动越来越频繁，不能掉以轻心。大型国有银行从目前以传统贷款业务为主导，转向综合性经营还是比较艰难的。要加快小微金融机构发展，在风险可控前提下推动金融创新，改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

第四，农村城镇化。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农业人口占的比重还太高。未来十年乃至二十年，依然是城镇化稳步推进的时期，任务还很繁重。要彻底改变农村和城市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进入现代工业文明。现在城镇化和工业化、信息化是叠加在一起的，我们不可能从容地先推动城镇化，然后再工业化，再信息化，再国际化。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国际化还加上农业现代化，相互交织，叠加发展，需要同步推进，不能顾此失彼。农村过剩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是一个很大挑战。

最后，高度重视生态环保。过去30-40年，这方面是有深刻教训的。经济快速发展，能源消耗上升，必然导致温室气体排放增加。需要清洁、高效利用传统化石能源，提高新能源使用比重。既要处理好历史遗留问题，又要防止出现新的污染。城镇化会不断地破坏自然资源环境。怎么样实现统筹协调？这也是严峻的考验。

面临五大挑战，任务繁重，不能掉以轻心。既要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朝着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努力前进，又要考虑后小康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要履行国际责任，要率先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凤凰网财经：很多学者说城镇化的方向是朝大都市圈发展。您怎么看中国城市的分化以及对将来房价有什么影响？

徐洪才：首先，大中小城市要合理布局。不能让大城市大到即将“爆炸”，大到病入膏肓。城市规划要有前瞻性，要注重产城融合，结合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发展和“一带一路”建设，做好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合理布局，搞好顶层设计。第二就是公共服务，公共产品提供，相关改革要稳步推进。医疗、教育、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改革必须到位，否则，推进城镇化是很难的。

总体来看，一线城市房价像过去那样急剧膨胀、快速上涨势头不大可能再出现了。现在已逐步回归理性。另一方面，随着合理地进行产业布局，三四线城市大面积地出现空城、鬼城的现象也不太可能发生。两极分化趋势不会加剧，只会缓解。随着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的逐步建立，相对理性、健康的楼市、房市发展是可以期待的。

凤凰网财经：最近像成都、郑州、武汉等城市都在争夺人才。很多学者也说中国还需要更多一线城市。你怎么看这个观点？

徐洪才：我觉得，一些区域性中心城市肯定会加快发展，像成都、西安、武汉、郑州、合肥、南京等。这符合中国国情，其实也是分解了北上广深的压力。多搞几个一线城市，以这些区域性中心城市为依托，形成网状结构，有利于城镇化建设，有利于土地集约化使用。产业集中度提升，因此产业转型升级会加快。要搞好顶层设计，做好规划先行和规划引领。不能任其无序发展。

凤凰网财经：前段时间东北振兴产生争论，您怎么看东北振兴的不同观点，东北振兴应该怎么做呢？

徐洪才：这是针对林毅夫教授的报告产生的争议。我觉得，双方观点、政策都不要走极端。首先，从实际出发，在全国乃至全球新的分工体系中找准自身位置，审时度势，不以过去狭隘眼光看发展，因为现在市场空间更大了。第二，创造条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发挥好政府的作用，二者缺一不可。目前来看，东北最缺的还是市场机制。东北地区，无论政府领导人观念，还是文化氛围上，市场基因都比较弱，一定要培育市场机制。在老工业基地搞计划经济是轻车熟路的，但是这一套现在不灵了。体制机制创新，理念转变要及时跟进。其实，东北地区产业基础、配套能力很好，自然资源优势也很明显。但是没有发挥出来，非常可惜。

还是要差异化定位和竞争。不一定要搞轻工业，有些短板不补也罢。因为本来就是短板，再去补，后发劣势更加明显。在更大分工体系中，把某些领域做大、做强、做优，不一定面面俱到。比如，辽宁省的煤炭、钢铁、重工业有基础，在此基础上怎样转型升级？煤炭清洁化利用是趋势，不要只卖初级产品，可以搞点高科技的精细化工。钢铁也一样，东北特钢很牛，但还是有一些特种钢材需要进口，说明我们质量还不过硬。要围绕现有产业做文章，推动产业升级。吉林有重化工，旅游业、农业都有基础，可以挖掘这些潜力。黑龙江有石油，当然也有自然资源，要挖掘现有资源潜力。补纺织业这块短板，我觉得恰恰是比较劣势，不是什么比较优势。搞反了，违背了比较优势理论。搞纺织业需要大量劳动力，但更需要工匠精神。

东北要着力培养市场机制和政商关系，发挥市场作用。在简政放权方面，转变政府职能要加大力度。严格按照三个清单来推进改革。第一，政府权力清单，法无授权不可为。第二，政府责任清单，法有规定必须为。第三，投资管理负面清单，法无禁止即可为。要进一步解放生产力，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在东北，很多方面不是要加强政府管控，而是要松绑，政府要少管。政府到处插手，市场没有了生存发展空间，经济自然缺乏活力。有本事的人都跑掉了，人才净流出。要建立吸引人才的机制，像磁石一样，把各种生产要素吸引过来，而不是逃离东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