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韦森重读哈耶克

对未来中国的所有制改革，您持一个积极还是是悲观的心态？

韦森：私有才有，公有就没有，私有制是自由的保障，这是哈耶克反复讲的观点。没有私有财产保障就没有自由，整个就会走向极权体制。如果政府的权力得不到制衡，产权制度就不能形成。

中国的常年固疾是不是就是个体对集体的过度臣服？

韦森：整个西方文化的核心是建立在权利意识上。我一直在讲，中国文化里是没有个人这个概念的，它不敢讲权利，压抑自我。没有权利怎么讲法治呢。这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一个根据性的差别。没有权利就没有法治，这是中国走向法治社会文化的难点所在。

法治跟政府的关系，在中国语境下面，我们能做的是什么？

韦森：我们能做到的就是说说。为什么我反复讲改变观念，把这个理念搞对头了，才知道我们这个国家最终指向什么，尽管短期内看不到，三年看不到，五年看不到，十年看不到，二十年之后，五十年之后呢？

民主并不是一个万能的好东西，其带来的毛病也特别多，韦森老师畅所欲言地谈谈民主的坏处。

韦森：哈耶克担心的是，光有民主没有宪政的更可怕。我一直在讲，如果在现在的这种情况下，一味地认为民主就好了，一选举就好了，那会误国误民。更重要的是建立宪法，限制政府的征税权，民主我们慢慢来。

财税制度改革提出一个中央和地方事权和财权重新划分的问题，这个非常重要。

韦森：一个国家突然富起来了，钱多得不得了，但是不知道怎么管账，不知道怎么花钱。这是我们腐败遍地的一个核心的东西，所以我们一直在推动这个管帐，怎么会理财，怎么把纳税人的钱用到纳税人的身上，这才是现代民主中核心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