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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重庆市常务副市长的黄奇帆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一次演讲中表示：“苏州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但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才1万多元人民币；而同等的人均GDP规模，上海人均收入2万多元人民币；即使在人均GDP只有1000美元的重庆，城市人均收入也达到了8000元人民币。这是典型的‘只长骨头不长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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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1岁的孙宝庆4年前下岗，现供职于苏州市某街道居委会。提到苏州发展很快这一话题时，孙宝庆说，从城市建筑上看得出，苏州发展了，国际品牌也纷纷登陆了，但受益的应该是那些政府官员和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吧，“与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关系不是很大”。孙宝庆这样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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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在创造经济增长“神话”的同时，却不得不面对一个“贫困”的现实——普通市民收入增长缓慢，土地资源的减少，民族品牌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以及“世界工厂”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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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有惨痛的教训。无论是所谓的“汉唐”还是“康乾”盛世，兴勃亡忽的教训都是国富民弱。以乾隆盛世为例，当时清朝的GDP站了全球的三分之一。但是在当时英国访华使团成员约翰·巴罗看来，乾隆盛世却是一个饥饿的盛世，是朝廷富足、百姓困顿的盛世。果不其然，鸦片战争就一下子摧毁了这个外强中干的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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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与普通市民之间收入差距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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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迅猛发展过程中，公务员是受益很大的一个群体。据统计，苏州平均每位公职人员的年薪为6万-8万元，基本做到了收入水平与GDP增长的同步；而同期一般企业员工的年收入则为1.5万-1.8万元左右，充其量只相当于一般公职人员的年终奖，两者的差距达到了4-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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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某网站论坛里，看到一位苏州网友发的帖子。他去年大学毕业进一家外贸公司工作，每月工资是1300元，住房公积金200元，没有奖金。他的父亲是一位公务员，每月工资是5464元(包括交通补贴1000元和预发奖金1000元)，公积金1146元，季度奖金全年25000元，年终奖30000元，全年过节费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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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州，收入差距引发了当地人报考公务员的热潮。人们对公务员考试的狂热程度，较其他城市更甚。孙凯是苏州大学大四的一名学生，目前正在为公务员考试做准备。他说，“你可能想象不出来，今年考公务员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考试报名现在都在网上进行，就在这个月初，有两天由于报名的人太多计算机系统都瘫痪了。后来，幸亏又向后顺延了两天，到3月7日截止，要不连名都报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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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机关及多个城市的公务员招录减少应届生比例，大学生还会不会挤公务员考试这个独木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题客调查网对2385名在校大学生(包括研究生和高职高专生)，进行的有关就业意向的专项调查显示，仍有34.2%的大学生看好党政机关(公务员)的就业机会，仅7.0%的大学生“没感觉公务员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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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环境面临严峻的形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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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环境保护方面，苏州面临着严峻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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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所博士刘奇洪介绍说：目前，水面占到总面积42.5%的苏州，由于工业污水随意排放，近600万城乡居民已面临水质型缺水的难题。很多县级市大多获得了“国家卫生城市”或“国家园林城市”等称号，但沿江化工、冶金、造纸工业园等依然在100多公里的长江沿线一字排开，这些工业园大多位于沿江城市取水口上游或附近；苏州城区、昆山、吴江等地，虽然不把冶金、化工、造纸等产业作为重点产业，但重点发展的电子通讯制造业，对外排放的废水中含有重金属、放射性元素，对环境的污染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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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厉本来也想去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的一家公司工作，但有人劝他别去，“‘你看苏州的新加坡工业园区，那么大，绿化得那么好，竟然看不到一只鸟！’听到这些话，我还敢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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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曾有两篇让人感到不寒而栗的文章：《没有蚊子的苏州工业园区》和《园区十年的罪恶》。虽然苏州工业园区的真实情况不至于像文章说的那么严重，但存在一定程度的污染却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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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兴起，苏州一时名噪四方。当时苏州也出现了一些行业内排名靠前的全国品牌，如香雪海冰箱、孔雀电视、春花吸尘器、长城电扇等，人称苏州“四大名旦”。可如今，长城倒了，香雪海被三星吞了，孔雀被飞利浦并了，唯一继续以自有品牌出现的，就剩一个春花了。但这么多年来，春花基本上是停留在传统的吸尘器行业，没什么大发展。此外，尚有虎丘牌照相机、登月牌手表等精密产品，以及非常发达的丝绸织造业，但这些企业后来都相继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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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引进外资对苏州民族品牌的影响，一位专门研究苏州经济的专家称，“那些洋品牌确实对苏州本地的一些品牌造成了冲击，总有些‘招了女婿冷落了儿’的感觉，优惠政策造成新的不平等值得我们去反思。但话又说回来，本地企业的发展，品牌的壮大，说到底还是有赖于自身竞争实力的不断提升。像香雪海这样的家电品牌，假使当初没有被三星‘雪藏’起来，如今面对海尔等强大的国内竞争对手，结局也可能是市场份额锐减，甚而退出家电市场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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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与“苏州模式”中所实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有关。一方面，“苏州模式”是典型的外资牵引型，通过低廉的土地和人力资源大量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从而迅速拉动了当地GDP的增长，但另一方面，由于外资企业在内地的发展策略及其享有的税收优惠政策，其对居民收入的增长却不能起到相应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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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市经济贸易委员会副主任陈卫斌坦言，由于外资企业在税收方面享有优惠政策，实际上，他们对税收的贡献远不如对GDP那么大，而相比之下，民营企业对本地经济的贡献却是有目共睹的，所以，才有了外资经济“只发光，不发热”的说法。据昆山市经贸委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份，生产总值占昆山市工业生产总值的比例仅有10%的民营经济上缴的国税占40%，地税则占全市地税入库的60%。而2005年苏州全部外资企业的税收也仅占到全市总税收的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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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天所做的事情就是为企业寻找资金。”民企招商局的一位负责人对记者说。而记者采访的多位当地企业家也表示，融资难几乎是每个民营企业都会遇到的问题。“规模在1000万以下的民营企业现在很难从银行融到资金。”昆山市震雄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金振荣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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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工商业联合会等部门编撰的《2005年苏州民营经济发展报告》中指出，“税制环境偏严，外企享受超国民待遇，而民营企业在计税工资列支、税收优惠等方面受到限制；融资环境偏紧，中小企业直接和间接融资比较困难的问题依然存在；服务环境偏硬，为民营企业减负的效果还不太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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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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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传来坏消息的，是成立还不到三年的缤特力通讯科技苏州有限公司。这家总部位于美国、全球最大的蓝牙耳机研发制造企业，在2009年3月宣布关闭位于苏州工业园的工厂。[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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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工业园管委会新闻发言人刘杰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目前园区中的确有些企业暂时关停工厂、减少产能。”他认为，经济危机给苏州工业园区带来的最大问题是订单的减少和外部市场的萎缩。他同时认为，金融危机促使企业进行重组、洗牌，竞争力差的企业在此过程中逐渐被淘汰，从而逐步达到产能平衡。[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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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其他模式如“温州模式”，苏州的模式更加适合国情。从中国大多数地区实际情况出发，必须承认，尽管民营企业的发展对于当地经济举足轻重，但中国大部分的地区都缺乏温州那样的商业文化传统，缺乏雄厚的“社会资本”，因此绝大多数地方要模仿温州模式，靠民营企业来发展本地经济事实上有一定的困难。一般来说，经济学家都谙熟市场制度的重要，却不太清楚市场制度不成熟时如何运作，谙熟企业家的重要，却不太清楚在企业家资源不足时该如何运作。[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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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价外资弊病的时候，应该从改革开放的全局考虑，不能简单地用对或不对去评价。过去提出的以市场换技术的发展战略，现在对此批评很激烈，这是一种直线式的思维方式。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这种战略的提出是基于资本高度缺乏的历史状况，当时外资进入的边际效益相当高，随着时间的推移，外资引入的边际效益降低，这是必然的趋势，不能简单以实用主义态度用现在的状况否定原来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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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模式PK温州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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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模式是政绩经济 |
温州模式是自发的市场秩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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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模式的基本特征就是政府强力主导，竭力吸引外资，依靠高投资实现GDP的高速增长。为了吸引和留住外资，政府必然通过种种措施，人为抑制劳动力成本本来具有的上涨趋势。因而，在苏州模式中，社会财富分配向资本、向企业、尤其是外资企业倾斜，而普通民众难以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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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模式，则是著名思想家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所刻画的市场自发秩序的范本。自发的市场秩序之所以在这里得到健全的萌芽、发育，因为这里本来就是计划经济的边缘地带。民众具有较为强烈的自由精神及充沛的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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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新年临近，从萧山到温州两个月不到，在温州市委全体(扩大)会议上，王建满就提出了“以民引外、民外合璧”的经济发展战略，明确自己的治温思路是招商引资。是年3月，温州市的“一号文件”正式把招商引资思路提上工作日程。[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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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苏州成了全国引进外资的典型，但许多工厂其实只是跨国企业的加工车间，出口的都是一些技术含量不高的低端产品。即使一些IT产业，实际上也与研发、设计无缘，装配工人多从事的是简单重复的装配工作。这种廉价的“打工经济”自然“给百姓带来的福利增长不及经济本身增长的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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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是典型的由民众自发产生民营经济而发展起来的，苏州则更多是政府主导形成的结果。“苏温模式比较，实际就是官民模式的比较，”“要是站在以人为本的角度，站在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是可以做出优劣判断的。”[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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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温州人是富裕的，且是一种较为普遍的富裕。这一结果的奥秘在于，温州的市场是内生的，并且按照分工合作的原理自然地扩展，从而将当地所有民众吸纳进来，令其在市场中获得机会。这种自发秩序不会刻意地照顾任何人，而天然地倾向于使财富在所有市场参与者之间均衡地分配。在这种秩序中，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利用其天赋和技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并有同样的机会利用他人的知识和市场的合作网络，提高自己的生产率，增加收入。[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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