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财富应该掌握在谁的手里

2010年05月06日 10:19凤凰网财经 】 【打印共有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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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财经评论员

正是因为财富权力去向关乎国家稳定,所以,自古以来,都有很多思想家对这一问题做出了自己的探索和解答。

在先秦古籍《尚书》中有“裕民”、“惠民”的观点,《周易·益》有“损上益下,民说无疆”,都把重视人民的利益视为统治者的德政。至春秋战国时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出现了儒、墨、道、法各学派思想家,他们从各自的政治需要出发,从不同角度阐发了这一思想。

占统治地位的儒家认为,财富掌握在人民手中是国泰民安的基础。孔丘提出“足食”、“富而后教”的论点,把充裕人民的物质财富作为实施礼乐教化的基础。他的富民措施主要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即实行宽惠的经济政策,允许人民牟利取财,同时要求统治者节用薄敛。他把人民的富足看作是政府获得充足财源的基础,主张民富先于国富,国富建立在民富的基础上,这就是著名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颜渊》)的财政思想。孔丘的富民思想在中国长期成为传统的教条,具有深远的影响。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主要继承者孟轲与荀况对富民思想作了进一步阐发。孟轲的富民政策主要是发展生产和减轻赋税,“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孟子·尽心上》)。他的发展生产的具体措施是制恒产、兴井田、给每农户五亩宅、百亩田,使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他的薄税敛主张是:商舍不税,也不征货物税、房地税和无职业者的人头税,只征单一的农业税,即相当农民收获九分之一的劳动地租。孟轲认为实行了这些富民措施,就能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梁惠王上》),达到家给人足,天下大治。荀况继承了早期儒家不与民争利的观点,进一步阐发了治国必先富民的意义。他批评统治者好利聚敛是“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并分析了财富分配与国家兴亡的关系:“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荀子·王制》)。他从治国必先富民的理论出发,要求统治者“以政裕民”(《富国》),即采取节用薄敛和倡导发展生产等措施,使民富裕。他说:“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大略》)。他认为人民富裕,有利于生产发展,“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而生产愈发展,国家也就愈富,从而“上下俱富”(《富国》)。荀况把民富与国富在理论上统一起来,对儒家的富民思想作了总结性的阐发。

而主张“兼爱”的墨家却从小生产者求生存、求发展的愿望出发,反对亏人自利,要求在互爱互利中求富。墨家认为求富的途径在于自己的努力劳动:“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墨子·非命下》)。他们反对统治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辞过》)。要求厉行节约,减轻人民负担。但墨家在富民与富国关系上,不同于儒家,他们主张“官府实而财不散”(《尚贤中》),要求充实官府而不是藏富于民。认为国家“仓有备粟”(《七患》),就能“有以食饥息劳,将养其万民”,人民生活才有保障,所谓“官府实则万民富”。墨家把小生产者的幸福,寄托于王公大人的雨露阳光,幻想统治者能节用去侈,“爱利万民”(《尚贤中》),“加于民利”(《节用》),给人民以安居乐业的条件。

道家倡无为,一切因顺自然,反对统治者干涉人民的经济活动,主张“我无事而民自富”(《老子》第五十七章),让人民自由牟取财富。但道家在根本上是反对人们追求财富的,认为“多藏必厚亡”(《老子》第四十四章),因而要求人们“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第十九章),使人民“无知无欲”(《老子》第三章),过俭朴的生活。道家认为,虽然客观上财富不多,但只要主观上自我满足,就算是富足,所谓“知足者富也”(《老子》第三十三章)。道家的富民以寡欲知足为前提,实质上是在生产很不发达状态下相对于普遍贫困而言的。

即使有国家主义嫌疑的法家早期对此也多重视富民。如管仲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是富国与富民兼重。《管子》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治国》)。至商鞅,虽有“令贫者富”(《商君书·去强》)之说,但富民并非其目的。及至韩非,才真正提出“足民何可以为治”(《韩非子·六反》)——也就是从理论上认为应该君富民。他认为“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管子·国蓄》),“甚富不可使”(《侈靡》),认为民太富,不利于统治。因此主张“民富则不如贫”(《山权数》),“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君书·弱民》)。法家以富国强兵为目的,而把富民看作只是从属于富国所需的一种手段——这也就是法家长期以来不足以成为基本统治思想的原因。

在国外,也有究竟是财富权力究竟是归统治者还是归人民的不同认识和做法。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国债方面。

16、17世纪时荷兰的国债比西班牙的高很多,1650年时荷兰国债折合人均1.6公斤银子而西班牙国债仅折合人均0.6公斤银子,但前者的国债利息在3%至5%之间,西班牙在16世纪要支付10%以上的利息,荷兰没有因这种国债而衰败,而西班牙则从17世纪中叶开始衰落。

18世纪中叶,英国的国债承受力也远比法国高,前者的人均国债高于法国,但那种高负债不仅没拖垮英国,反而是英国的国债利息只有法国的一半左右,让英国不断强盛。之所以英国(以及当年的荷兰)的国债融资成本比法国的低一半,其证券市场也比法国更发达,根本原因与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之后所巩固的宪政制衡有关,那次革命之后英国王权受到议会的进一步制约,使国王不能随意征税、不能侵犯私人财产,财产税等只能由议会立法。由于议会更能代表社会的利益,并且其立法与决策过程也非常透明,这使证券投资者对政府有充分的信任,因此很愿意买英国的国债,而且要求的利息(融资成本)也不高。相比之下,西班牙、法国的王权不受制约,国王的决策过程又不透明,多次对其国债赖账、拖欠利息,这些都无法让投资者对集权政府有信心,其结果可想而知。由此可见,一个国家是否能长久靠赤字加国债发展,跟其制度架构分不开。

在今天。瑞士的富有世人皆知,人均收入名列世界前茅,为世人所向往。在如此富有的国家中,政府的财政支出可丁可卯稍有出入便会举债度日,当政府为社会或国家利益而力所不能及时,政府会与民间携手做好所有的事情。事实上,政府通过引导,以及有限的行政手段完全可以调动民间资金,而民间也极乐于参与政府主导开发的任何项目。而曾经的亚洲飞速发展的四小龙之一的韩国,民间投资的发展在政府的支持下突飞猛进,数十年时间跻身发达国家行列,国民迅速地富裕起来,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各行各业如日中天。天有不测风云,危机来临,当亚洲金融危机降临头上时,大义的韩国国民纷纷响应政府号召,捐出外汇存款及金银细软以渡国家迅速从危机梦魇中摆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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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信力建   编辑: ding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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