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和:离开这个体制 任志强什么都不是

2010年07月09日 13:46凤凰网财经 】 【打印共有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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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小和 财经作家

作为一名企业家,任志强的意义其实很小。

自从奥地利学派将企业家纳入经济学分析的框架,这个世界上就一直存在两种类型的企业家:一类是市场体系中的“企业家”,一类是官僚体系中的“经理”,前者是市场的产物,后者则是政府的食客与傀儡。这样的分析简直是为古老的官僚中国量身定做。由于对分工缺乏认识,百年中国经济流变中,政府一直是最大的利益集团,围绕在政府周围的企业家,事实上都是政府利益的寄生虫,他们胸无大志,有奶就是娘,和一部分鼠目寸光的官员结合在一起,生理性地追求短期利益。官商结合成为中国经济演进的主旋律,百年之间,庞大的中国,竟然找不到一家像样的企业,更找不到一个具有充分自由市场精神的企业家。

我想说的是,任志强就是众多围绕在政府利益周围的“官僚经理”之一。从产权上看,华远地产到今天为止仍然是一家由北京市西城区主管的国有企业。从资本走向来看,华远地产可能只是北京首创集团的一个小项目,没有首创的资本补给,任志强几乎什么也不能做,或者早就关门大吉了。也就是说,无论是从产权安排,还是资本来源,华远都是一家标准的国有企业,任志强纵有天大的本事,那种通过管理层收购将公司股权私人化的改制动作,他是想都不敢想。

事实上,任志强的确从来没有想过要把华远打造成一家规范的现代企业,恰恰相反,他一直在努力把华远培养成一家规范的国有企业,并以此为荣。按照他本人的陈述,华远的起步仅仅叫做计划外全民所有制企业。这是一种奇怪的企业制度设计,靠西城区联社20万元借款起步,10年之后,也就是1992年,华远的管理者们想买一辆公务用车,突然发现自己并没有编制,1996年,企业申报资产,华远再次发现自己无法按照国有资产申报,北京市国资委一纸公文告之,华远不是国有企业。

可能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任志强像一个上访人员一样,不断奔走在各个主管部门之间,要给华远争取到一个名正言顺的国有企业身份。他坚定地认为,华远一直挂着全民所有制的牌子,一直没有将国有资产分给个人,这就是华远国有体制的最大理由。到1998年,任志强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西城区为了确立华远的国有资产身份,用减税的方式,通过一部分退税作为国有资本金,将华远变成了正式的、有计划、有编制、有级别的国有企业。

这样的制度变迁,听上去有些荒诞,但却是确有其事。对此,任志强似乎津津乐道于自己对国有企业制度的忠诚,或者说对华远行政级别待遇尘埃落定的沾沾自喜。问题在于,人们熟悉的1992年,是一个官员和知识分子纷纷下海经商的年代,现在看来,当初人们抛弃体制内的种种待遇,乃是为中国的现代企业制度做具体的努力,今天被普遍接受的“创始人制度”和“创始人期权制度”,将那一代人从所谓的企业原罪里拯救出来,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中从此出现了一批具有企业家征象的人物,企业家不再完全是党和政府的附庸。作为一名企业家的任志强,本可以赶上这样的机会,但却反其道而行之,跟在国有旧体制的思路后面亦步亦趋,人们不禁要问,他作为企业家的改革精神在哪里?人们还记得,当年联想的柳传志先生也是靠中科院的借款起家,但却坚定地走向现代企业制度,今天的联想,不仅产权清晰,而且产业架构突出,完全是一副国际公司形象。相比之下,任志强和他的华远不仅仍然食国有企业制度之利,而且一直龟缩在西城区,龟缩在简单的房地产行业,公司产权模糊,产业不稳,品牌价值几近于无。人们必须再问,作为企业家,任志强的探索精神又在哪里?

中国百年的企业史,从来就是一部制度决定命运的历史。由此,在当下一大串牛气冲天的房地产公司中,任志强主导的华远就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企业。从规模上看,华远地产进入不了房地产企业的前50名,他左右不了中国房市的大局,甚至连搅浑北京房市的能力也没有;而在个人财富层面,任志强主要还是靠工资和奖金。尽管他在自己的子公司里可能做了一些产权改革的尝试,但华远地产总体国有体制不变,下面再怎么修改,也不过是一种变相的“联产承包”。跟潘石屹、黄如论、杨国强杨慧妍、朱孟依这些地产大佬相比,任志强撑死了也就算一种“小富即安”,他不是那种富可敌国的商人。

必须强调,一名在公司发展和个人财富上都缺乏远大理想的企业家肯定不是一名优秀的企业家,相信任志强也是如此认识他自己。可能是体制因素过于强大,也可能是任志强的个人兴趣本就不在企业经营上。当我们把这样的追问摆在他的面前,他的回答有些牵强,又似乎理直气壮。他说有两个原因支撑他走到今天,第一是父母的革命价值观深深影响着他。父母一辈子献身社会主义革命,他们不允许任志强成为一个个体户,他们认为任志强在一个国有企业里为社会主义事业做贡献,是一种理所当然的选择。第二则是任志强曾经因为经济问题被收监,结果无罪释放,只是得了一个党内的警告处分,任志强很不服气,他说必须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要用实际行动彻底证明自己是没有问题的。

第二点显示出任志强像一个固执的孩子,而第一条,任志强说,父母的价值观才是导致他走到今天的最大原因。

问题就在这里:长期以来,任志强给人们释放出来的各种信息中,最主要的信息就是他对市场经济常识的坚守,无论是他对国家土地政策的质疑,还是对房市的预测,无论是分析消费者的购房心理,还是分析此起彼伏的房价,无论是对过去房地产市场的回顾,还是对未来的预测,任志强都是基于市场的规律在说话。这是他言论的底气,也是他骄傲地俯视大众的信心所在。可为什么他一旦面对父母的价值观体系,立即就将所有的市场经济常识抛在脑后呢?难道他不知道,1978年之前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以计划经济之名对市场经济的彻底的背离?难道他不知道,中国经济在1978年之后的改革与开放,事实上就是中国人终于承认计划经济和国有制度的彻底失败,不得不向市场经济低头,向现代企业制度低头,向自由选择低头,向全球化低头么?

有时候不得不恶毒地认为,任志强的市场经济只不过是那种挂在嘴巴上的市场经济,他一直是一名市场行为上的矮子,所以他选择用一张大嘴来博弈天下,用种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姿态来赢得满世界的骂名。这是一种人生的策略,至少到现在为止,任志强看上去成功,他日复一日的战斗在互联网上,熟练地使用博客和微博这样的工具,有一次他甚至提到要为自己高达80万的粉丝负责,看上去他似乎比20多岁的年轻人还要亢奋,或者是他终于体会到了某种广场上挥手之间的巨大满足感。

或者我们退一步说,任志强这一代人的价值观体系始终建立在革命、计划、文革、造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等等关键词之上,而后来学习到的所谓市场、产权、交易费用、资本、法治等等词汇,某种意义上可能只是一种暂时的时髦、暂时的风景。或者,他应该是认为,这些扑面而来的新词汇、新知识,以及对这些新词汇、新知识的运用,目的还是为了抵达他的父母一辈念兹在兹的社会主义。

如果说任志强的父母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革命优势和道德优势,那么,任志强则在全面继承父母使命感的同时,又通过个人学习,取得了另外一种思辨优势。这正是任志强这些年风生水起的原因。

“法学的概念是统一的,它分析问题的方法、判断的基础条件是一致的。不管学习的是什么法律,但是立论的方法是一致的。比如说马列主义的很多东西,比如“否定之否定”,实际上带有哲学和法学的方法论。这样的东西融合在一起,会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或从相反方向看问题。不但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问题,而且可能提出一些别人不能理解的观点。”

很明显,任志强带有一种源自于那个时代的方法论自信。当他对愤怒的人们说话,事实上他先入为主地给自己预设了一种法学启蒙的色彩。与此同时,他又耐心阅读《乌合之众》、《身份的焦虑》、以及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等新鲜著作,并在其中发现观点,为我所用。话语之间,他甚至翻开书,大声念阿兰·德波顿的话 :“报纸会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势利者通常并无独立的判断能力,他们无非是捡拾那些所谓的社会名流的牙慧。因此,势利者的观点和立场在极大的程度上受报纸导向的影响。”这里,任志强理解的“势利者”应该是指市井层面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大众,所以他自我解嘲地说:

“不得不承认,这个社会里的“乌合之众”是一个常态,对乌合之众的迎合,是人们首选的表达方式。但很遗憾,我不迎合乌合之众。”

这就是任志强,一个有着红色贵族身份意识的体制内“经理”,一个试图重构个人知识谱系的体制内官员。他身处陈旧价值观和新鲜价值观的夹缝中,身处国有体制和私人经济的夹缝中,左顾右盼,四面出击。面对喧嚣的大多数,他是骄傲的、鄙视的,甚至有登泰山而小鲁之感;面对体制,他则是迎合的,巴结的,时刻准备为之奋斗。某种意义上,任志强像这个体制一样混沌,反过来,这个体制也像他一样无厘头。但无论怎样,任志强都必须和这个体制绑定在一起,因为离开了这个体制,任志强可能什么都不是。(本文特为《东方企业家》而作,谢谢魏寒枫先生、李志刚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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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苏小和   编辑: ding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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