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宪忠:劳动力自主产权是市场经济的首要制度安排

2010年12月17日 09:17凤凰网财经 】 【打印共有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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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的首要制度安排:劳动力自主产权

济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俞宪忠

资源稀缺规律既是经济活动的第一规律,也是经济学存在的基本前提,正因为资源稀缺性这一不可改变的重大约束条件,才因而需要经济学搜寻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路径,而明晰的产权界定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市场交易,则是改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根本前提,产权安排也因此而构成稀缺世界里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基本游戏规则。科斯定理之所以在经济学中非常重要,就是因为科斯定理的实质是产权定理,而产权安排构成一切制度安排的基石,离开制度解释和产权解读,我们就不能对人口转变、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给予科学合理且令人心悦诚服的说明,失去产权基础的任何政策建议都将失去其有效性。因此,产权就成为我们分析一切社会问题最为有效的理论工具,无论我们怎么强调产权的重要性都不会过分。产权安排会表现为各种形态,关键的是能否得到明晰的排他性界定及其可自由交易性。因为市场经济是通过交易活动而配置稀缺资源的经济,而一切交易的实质均在于产权交易,一切市场也都是产权市场,交易的前提必须彻底分清各自拥有的产权界限,交易的过程是产权主体的转移变更,交易的结果是关于产权的重新组合,因而是人与人之间排他性权利的重新设定。在交易时每个人都只能出售属于自己所有的东西,而不能出售他人所有的东西,如果在交易活动开始之前,就没有将初始产权界定清楚,人们就会因收益无法保证归自己占有,而缺乏将稀缺资源通过交易投入最有价值领域的显著动力,或者说就没有明确和持续的激励效果产生,稀缺资源配置就很难达到有效率的预期结果。科斯因此而把初始权利的明晰界定看作市场交易高效展开的先决条件和市场经济高质运行的制度要件。

分析制度问题尤其是分析产权制度问题,如果不首先论及劳动力产权,任何理论分析和对策研究将会失去其基本价值。科斯的产权定理尽管论及了生产要素产权,因而自然也就隐含了劳动力产权内容。但科斯并没有明确提出劳动力产权、人力资源产权或人力资本产权,更没有将这项产权置于特别突出的理论位置。如果说物权仅仅具有手段性的工具意义,而劳动力在现代经济中所具有的工具效果和目的价值的高度统一性,使得劳动力产权在一切产权制度安排序列中,不仅不可或缺,而且也不可替代,其发展价值和安排意义应被置于一切产权安排的首位。根据科斯定理的有益启示,我们认为劳动力产权安排具有核心制度建构的重大意义。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曾精彩地指出:“是那些保障‘生活、自由和财产’的各种制度,才使得个人努力能促进公共利益。……如果每个人都能在自由、安全的环境下努力改善自身条件,那么无须任何其他因素,单是这条强有力的原则就……能给社会带来财富和繁荣,’”中国未来的发展正如乔恩•L.皮尔斯等所指出的那样: 其“转型并不能一蹴而就,这个过程就像朝某个方向连续推动一个沉重而巨大的飞轮一样,起初,推一下只能让飞轮动一点,但连续推动,飞轮就会转1圈、5圈、10圈……动量不断累积到某个临界点后,动量本身就会让车轮飞转起来。”劳动力主体能够自由掌控的自主产权制度,则因其具有持续稳定的激励效应而成为“让车轮飞转起来”的动量源泉。如果我们对照那些缺失人身自由或劳动力自主产权的奴隶制度、农奴制度和集权计划制度,我们就会在政治学或法学意义上理解人身自由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也会在经济学和管理学意义上洞察劳动力自主产权对经济发展所具有的基础性深刻影响,更能理解人们之所以普遍认同和选择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其浅层原因在于资源配置效率显著,而其深层原因则在于主体自由选择的产权制度设置。

劳动力产权明晰界定的关键创新路径,就在于确保劳动者享有由国家宪法规定并由政府充分保护的基本人权。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曾经指出:“不管是建筑还是绘画,科学还是文学,工业还是农业,文明的巨大进展从来没有来自集权的政府。”因为集权制政府剥夺了劳动力自主产权及其相关人权,政府权力(power)压制了公民权利(rights),从而堵塞了一切创新活动的根本源泉。宪法作为国家政府的根本大法,具有“元制度”、“源制度”或“母制度”的根本特征,其他制度均由宪法而派生,宪法理应据有内在的持续稳定性,不可轻易修改和变更。但如果社会和经济发展处于转型期,而且原有宪法规定又具有显著的巨大人权缺陷,做出建设性的调整也是具有重大发展价值的制度变迁过程,转轨发展的国家政府大都具有这种基本特征,因而“修宪”是必须首先进行的基础工程。任何具有发展价值和内在稳定性的宪法构架,都应首先明确自由公民本应具有的基本主体权利,并通过其他法律加以应用说明、具体规定、操作实施和给予实现。世界银行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长期的繁荣则要求制度化,而不是寄托于掌握权力和具有能力的精英们偶然的反省和平衡”。 “总而言之,追求持续的、长期的繁荣与向社会大多数或全部成员扩展经济机会和政治发言权是分不开的。”核心的要件是使公民处在一种没有任何强制的自由选择状态,只有如此,才能在可检验性的意义上证明劳动力自主产权的实在性和充分性,劳动者才能成为其自身人力资源的自主产权主体,劳动者才能做他愿意做和能够做的任何事情,从而在行动上有着自由选择的实在意义。自由与繁荣之间,既有母子血缘,也有孪生亲情。诺齐克认为:“正义的国家政府乃是最少干预个人事务、最能保障个人权利之充分实现的国家政府;”哈耶克指出: “一般而言,实现自由应该具备四项权利,……第一,‘一个受保护的社会成员的法律地位’;第二,‘免于随意的逮捕’;第三,‘自行选择工作的权利’;第四,‘自行选择迁徙的权利’(这四项权利都是人权或劳动力自主产权——作者注)。……如果再加上财产权(这是物权——作者注)便已包括了保护个人免受强制的一切要素。……如果他和其他公民一样在法律面前受到同等对待,如果他能够免于武断的强制,并可以自由选择工作,如果他能够拥有和获得财产,那么便没有人能强迫他去按别人的指令去行事。”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处在没有他人或机构的强制状态之下,人们就能够根据自己能力的产权价值、意愿偏好和流动能力,得以做出收益最大和发展最优的行为选择,因而就处在一种彼此机会均等和相互尊重认可的权利结构体系之中,很自然地,机会均等和公平正义就内涵于主体自由的边界之内,或者成为现代自由选择的另一种文字表述。这种劳动力自主产权制度赋予了劳动者排他性的人力资本产权,因而是一种边界清晰设置的主体权利约定,劳动者依此便具有了市场化自由行动和自由选择的主体权利束。但当行为主体的自由选择超越某种界限,也即因过度自利而构成对他人或社会的伤害时,他也必须及时承担起足够的行为责任和赔偿义务,因而行为责任便构成主体权利的另一表述方式,两者成为劳动力自主产权的互补性构成要件。一个最为基本的劳动力自主产权模型就是:主体自由=主体权利+行为责任。劳动力自主产权制度是一种激励与约束相兼容或权利与责任相对称的最优制度安排,并由此而实现公平与效率的高度统一,这就是现代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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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俞宪忠   编辑: ding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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