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援”美国还是平衡经济?

2010年01月09日 00:20经济观察报 】 【打印共有评论0

孔诰烽

次贷危机以及其后的全球经济低迷使许多人猜测,也许会有某个国家挑战美国,成为资本主义全球经济的主宰国。去年雷曼兄弟的破产揭开了当前全球经济衰退的序幕。此事刚一发生,便有人宣称,东亚尤其是中国的发展模式,取得了最终的胜利。美国主流评论家的结论是,2008年经济大崩溃可能促使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心从美国移往中国。

但是,到了2009年春,许多人意识到,东亚各经济体的强盛只是表面现象。发达国家进口需求的剧降影响了亚洲各国的出口市场,使其经济硬着陆。祸不单行的是,美国政府债券市场或者美元币值有可能触底,这使东亚各国面临骑虎难下的局面:如果它们抛售美国资产,可能导致美元崩溃,但如果它们继续买入美元资产,虽能防止美元在短时间内崩溃,但它们的风险也加大了,因为假如美元在未来崩溃,它们就会受到更大的冲击。去年底,中国实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包括政府主导的投资。这一措施使中国及其亚洲贸易伙伴国的经济明显回升,但这场经济增长可能难以自我维系。中国的经济学家和政策顾问一直在担心,经济刺激的效果在未来会消失,但美国的消费需求也不会很快恢复,为中国经济提供新的动力,而这将使中国经济又变得步履蹒跚。虽然现在有人大谈中国如何能摧毁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构建一个新的全球金融秩序,但在短期内,中国及其邻国并无多少选择,只能继续借钱给美国,从而使美国维持其经济主宰地位。

中国现在日益依赖富国消费市场,也日益依赖美国的金融工具,必须将其作为本国储蓄的价值储备。这种依赖的根源正是东亚的发展模式。东亚发展模式起源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后来被中国在大得多的规模上复制。如果要结束这样的依赖,创造一个更为独立自主的亚洲经济秩序,中国就必须通过一场大规模的面向农业的收入再分配,转变目前的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模式的主要受益者是代表沿海出口产业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又在一直维护着这种模式,使其永久化。中国必须将这种模式改变为国内消费驱动的增长模式。

东亚模式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二战之后的迅速崛起是众所周知的,无需在此赘述。在“冷战”期间,美国向这些东亚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大量的资金与军事援助,以激发并指导其工业的发展,同时也保证了美欧市场向亚洲制造品的门户开放。东亚各国政府主导、出口导向的工业发展之所以能大获成功,美国的协助是重要原因。

东亚各国经历了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同时其国内消费也较低。这就造成了贸易顺差和高储蓄率,使这些国家积累起了大量的外汇储备,从而拥有不可小视的金融实力。大多数亚洲出口国认为美国政府债券是全球金融界最安全的投资,因而主动地把它们囤积起来的现金投入到低收益率的美国政府债券中,也使自己变成了美国的主要债权国。它们提供的资金促成了美国的经常账目赤字,这又刺激了美国对于亚洲产品与服务的胃口,使亚洲国家的贸易顺差进一步增加,这又使它们购买更多的美国政府债券。这些相互强化的过程,使亚洲对于美国的市场依赖和金融依赖日益加深。

如果拿中国当前政治经济最重要的方面与其邻国处在类似发展阶段时的状况来比较,我们会发现,中国目前的模式基本上是更早的东亚增长模式的翻版,而且是一种极端的翻版。中国经济对外贸的依赖不断提升,这表现为,中国出口总值占GDP的比例已从1991年的21%提升到了2006年的40%,而日本、韩国的这个数字的平均值从未超过20%。另一方面,中国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从1991年的50%降到了2006年的38%,而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自经济腾飞以来,这一数字一直为50%以上。

而且,中国现在的外汇储备与美国政府债券持有量,已经大大超过了其东亚邻国。虽然中国的低成本出口促使美国的通货膨胀保持在降低水平,但中国大量购买美国政府债券,压低了这些债券的收益率,从而也压低了美国的利率。于是,中国在近几年成为美国经济活力的首要源泉。

农村危机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之所以能实行极端化的以出口驱动的东亚经济增长模式,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国内政治经济局面。中国之所以能保持极强的国际竞争力,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制造业工资并不像其他亚洲国家处在类似发展阶段时那样,出现显著的增长,而是长期停滞不前。

许多人认为,中国工资竞争力的根源是它实行的固定汇率制,这使中国的货币被大大低估。另一些人则断言,中国的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这使它能在很长时间里依靠“无限的”劳动力供应来发展,其持续时间远远长于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但如果仔细审查一番,则会发现,这两种说法都是难以成立的。首先,中国的工资水平与其邻国的差距很大,是不能用人民币的被低估来解释的。数据显示,1980年日本的制造业平均工资就已达到美国工资的57%,韩国则在1995年达到美国的42%。但自1980年以来,中国的制造业工资一直徘徊在美国的2%与4%之间。就算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升值20%-30%(这是许多批评中国操纵汇率的美国人所要求的),中国的工资依然会明显低于其他亚洲出口国。

其次,虽然很多人想当然地以为,无限的劳动力供应是中国的自然状态,但考虑到中国的人口结构,这并不是一种自然现象。相反,这是由中国政府的农村与农业政策造成的。这些政策导致农村破产,农民不断外流,这有时是有意的政策,有时是无意的结果。

要明白这些政策与中国的低工资水平的关系,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中国的农业发展与日本、韩国的农业发展。日本、韩国在经济腾飞之初也曾有大量农村人口与庞大的农业。在“二战”后的日本,执政的自由民主党积极引导资金流向农村,具体的措施包括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农业发展融资、农业补贴、对外国农产品征收关税等。在韩国,朴正熙政权曾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发动“新农村运动”(SaemaulUn-dong),向农村转移了大量的财政资金,更新农村基础设施,促进农业机械化,并建立了农村教育机构和合作社。这一措施大获成功:农村家庭收入与城市家庭收入的比例从1970年的67%上升到1974年的95%,城乡收入差距基本消失。台湾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实行了类似的政策,同时还有意识地推进农村工业化。这些措施使台湾的工业结构呈现分散化的局面,使农民可以周期性地在附近的工厂中工作,而不必完全放弃农业或移居大城市。这使大量的劳动力资源留在了农村,实现了城乡之间更为平衡的发展。在整个20世纪60-70年代,台湾的农村人均收入一直保持在城市人均收入的60%以上。此类政策造成的自然结果是,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迅速得到了吸收,而制造业的工资也大幅上涨了。

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政府将主要投资集中于城市工业,尤其是沿海地区的工业,农村和农业投资则相对滞后。国有银行也主要致力于为城市工业发展提供资金,而忽视了对农村和农业的资金投入。在过去20年里,中国的农村人均收入从未超过城市人均收入的40%。

这种偏向城市的做法之所以发生,至少部分原因是,来自南部沿海地区的一群强大的城市工业精英主宰了中国。这群人是在中国最初融入全球经济时诞生的,在中国的出口繁荣中扩大了自身的财力与政治影响力,并日益娴熟地主导中央政府的政策,使其符合自身的利益。

这种偏向城市的做法造成中国农村经济相对停滞,也使那些处于农村地区的地方政府财政拮据。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收入下降,在市场化改革初期曾创造大量就业岗位的农村集体企业乡镇企业(TVE)衰亡,于是农村的年轻劳动力大都被迫迁往城市,这造成了一场恶性循环,加剧了农村的社会危机。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仅忽视了农村,还利用农村来支持工业的发展。近期的一项研究发现,从1978年到2000年,资金不断从中国的农村农业中流出,流向城市工业,而且流量越来越大,其原因一是政府的财政政策(税收和政府开支),二是金融系统的变化(储蓄存放银行与贷款的变化)。以2000年的不变价格计算,1990年中国农村向城市的资金转移为752亿元,2001年升到了4091亿元。

因此,正因为中国实行了偏向城市的发展模式,中国才能长期拥有“无限”的劳动力供应,工资的长期停滞也成为中国经济奇迹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模式也造成中国的贸易顺差不断上涨,使其全球金融实力不断上升。但是,这一发展战略造成的低工资和农村的低生活水平,束缚了中国的国内消费市场,加深了中国对发达国家消费需求的依赖,而发达国家也日益依赖中国及其他亚洲出口国的大量借款。

恢复平衡的障碍

一直以来,中国及东亚各国政府利用其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它们不仅是在追求看起来稳定、可靠的收益,而且是在有意识地维持美国不断攀升的经常账目赤字,从而使美国对它们的出口的需求持续提高。但美国的赤字是不可能无限扩张的,最终可能导致美元或者美国国债市场崩溃,导致美国大幅调高利率,最终结束美国人的消费狂欢。如果是那样,不仅中国的出口引擎将遭受致命打击,而且由于中国已有的投资剧烈贬值,中国的国际金融实力也将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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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出口导向模式不仅使中国经济受制于全球市场的波动,而且严重影响了国内消费。如前所述,中国的出口竞争力主要是以工资的长期停滞为基础的,而最终的根源是政府实行偏向城市的政策,导致了一场农村危机。中国的出口产业繁荣兴旺,但它并不让工人分享更大份额的利润,从而提升他们的生活水平,而是将大部分盈利转化为了企业储蓄,而中国的企业储蓄现在占总国民储蓄的很大比例。官方数据表明,从20世纪90年代晚期起,中国总工资占GDP的比例从1997年的52.8%降到了2007年的39.7%,私人消费占GDP的比例也从46.8%降到了37.4%。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公司利润占GDP的比例大幅攀升,从1997年的20.4%升到了2007年的31.3%。1990-2008年,虽然中国的私人消费提升了15倍,但与固定资产投资的37倍增长相比,是远远不及的。

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亚洲生产体系的中心,从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东南亚等地进口大量的资本产品、制造品零部件和自然资源,然后将其组装成最终产品,提供给发达国家的消费市场上。但是,中国有潜力成为其他亚洲消费品制造国的主要进口国之一,进口大量制成品,这一点还有待实现。

为了着手让中国的发展模式恢复平衡,中国中央政府从2005年开始,通过提升农民和城市工人的可支配收入来刺激国内消费。它采取的第一波行动是废除农业税,提高农产品的政府收购价。这些意在提升农民生活水平的措施,虽然只不过是迈向正确方向的一小步,却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农村与农业的情况略有起色,使农民涌入城市的迁移潮有所放慢,而且,沿海的各出口加工工业区出现了突然的劳工短缺和工资上涨。看到此情此景,许多经济学家宣布,“刘易斯拐点”(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得到吸收的时点)终于到来了。

正如中国的“无限”劳动力供应主要是政府政策的后果,而不是中国发展的自然前提一样,“刘易斯拐点”到来的原因,事实上也不是市场无形之手的推动,而是中国政府调整了过去偏向城市的政策。这一调整使农民收入和工业工资出现了空前的大增,而且,虽然发生了通货膨胀,但商品零售额依然大增。但中国政府只不过是朝着国内需求驱动的经济增长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沿海出口产业的既得利益集团便开始大吵大嚷起来,宣称自己的发展前景恶化了。他们要求政府采取补偿政策,以保护其国际竞争力,还试图破坏政府采取的后续性的提升劳工阶层生活水平的行动,新的《劳动合同法》和由政府控制的人民币升值。

2008年11月,由于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中国的出口发动机熄火,中国立即推出了一个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方案,总额达5700亿美元。这场大规模的干预行动最初得到了许多人的欢迎。他们认为可以利用这个珍贵的机会,让中国经济加速恢复平衡,转向内需型经济。他们还期待这项刺激计划以医疗保险、社会保障等社会开支为主,从而进一步提升劳工阶层的可支配收入和购买力。

但事实上,在这项经济刺激方案中,用于社会开支的资金只占20%不到,大部分资金将成为钢铁、水泥等已有产能过剩问题的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并用于修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速铁路系统,而这个系统的盈利前景和实用性都还不确定。这项经济刺激方案向社会福利机构和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提供的帮助并不多,因而不会给人们的可支配收入和就业带来多大的改善。更严重的是,出口业的突然崩溃似乎吓坏了中国,它放弃了之前扭转经济失衡的努力,而是恢复了一些促进出口的举措,如出口退税和暂停人民币升值。为了维护其自身的生存,这些出口产业的一些代言人甚至利用经济危机的时机,要求暂停实施2007年新《劳动合同法》。

虽然这项财政刺激方案规模庞大,但它几乎不会促进国内投资,降低中国对出口的依赖程度。虽然根据刺激方案,政府也将大量资金调往西部省份,缓解沿海与内地的发展差距,但该方案主要促进的是资本密集型的、以城市为导向的经济发展,从而实际上加剧了城乡分化。2009年上半年,中国的投资依然延续几年来严重偏向城市的趋势,城市投资达到了农村投资的7倍多。此前的几年里,城市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率的差距已有所缩小,在2005年为3.4个百分点,2007年为2.7个百分点,2008年为0.4个百分点。但在2009年上半年,这一差距又反弹到了3.1个百分点。其实自2005年以来,中国农村生活水平相对有所提高,这也促进了国内消费的小幅增长,但由于经济刺激方案的影响,这些向好的趋势又停止了。

中国政府实行这场大规模财政支出的真实意图是,在短期里通过政府主导的投资大潮来使经济继续快速增长,并等待出口市场的好转。到2009年夏,数据显示,这项刺激计划已成功防止中国经济坠落深渊,并促成了一轮有力的反弹。但在2009年的头7个月里,中国GDP增长的将近90%完全是由固定资产投资驱动的,而银行大量放贷、政府增加开支是这些投资的源头。许多固定资产投资是低效的,基本上没有盈利的 (2009年的头8个月,主要工业企业的利润与2008年同期相比降低了10.6%,而在之前的今年里,这些企业每年的利润增速高达20%以上)。如果出口市场不能及时好转,财政赤字、银行坏账和产能过剩的恶化将在中期导致一场更严重的经济低迷。用著名中国经济学家许小年的话说,这项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是“饮鸩止渴”。

前景

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已经崛起为东亚生产网络中的最终组装国和出口国。它还成为美国的最大债权国和持有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中国已经证明自己在成为“世界工厂”之后,还有成为“世界市场”的潜力。因此,中国有很强的潜力,它能帮助亚洲及所有发展中国家摆脱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市场和金融依赖,从而构建一种新的地区与全球经济秩序。

然而,中国虽然有引领发展中国家的潜力,但这还远未变成现实。目前为止,中国的策略是借钱给美国,以便于其从中国进口。这样的策略只是让中国及其供应国更加依赖美国消费市场与债券市场,使自己在面临全球经济的动荡时不堪一击。中国长期出口竞争力的根源是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让农村破产,从而使低成本的流动劳工能源源不断地涌向沿海的出口产业。这就会使贸易顺差不断增加,这也许能提升中国的全球金融实力,因为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越来越多,但对工资的长期压制阻碍了中国人消费能力的提升。当前的金融危机大大削弱了发达国家的消费需求,加大了美国国债市场和美元崩溃的风险,这是一个迟来的警示,它告诉中国,改弦易辙已是当务之急。

中国政府非常明白,继续积累外汇是不明智的,因为那会使中国已经持有的资产的风险增大,或者促使中国转而持有风险更高的资产。中国还很明白,中国需要降低对出口的依赖,通过增加劳工阶层的可支配收入来刺激国内需求的增长。要实现这样的转变,中国就必须将资源从沿海城市向内地农村转移,并使政策向内地倾斜,而中国的内地长期在社会上边缘化,消费不足,所以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但是,由于在几十年的出口驱动发展模式中,那些利益集团已经根深蒂固,所以这是一个异常艰巨的任务。这一群体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政府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目前为止,这一群体激烈反对任何这样的调整。中国精英阶层中的这一主宰性的群体已经与美国的统治阶层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前者是世界经济中的出口者和债权人,后者是世界上的消费者和债务人。一直以来,美国统治阶层努力通过保障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来维持其在国内的主宰地位。太平洋两岸的这两个精英群体虽然不时争吵,但它们有共同利益,那就是长久维持各自在国内的既有地位,并长期维持当前全球经济的失衡局面。

除非中国出现根本性的力量转移,代表农村草根利益的力量取代沿海的城市精英成为主导力量,否则中国将继续代表亚洲各出口国来维持美国经济的活力,而且被美国绑架。近年来,“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上层变得更尊重其亚洲伙伴了,还邀请中国在一个“中美国”的全球秩序(也称G2)中扮演“利益相关者”的角色。他们的意思是,中国不能捣乱,而应该继续维持美国的经济主宰地位。这就能使美国政府赢得宝贵的时间,以通过借债得到的政府资金投资于绿色科技等创新领域,成为国际经济中的新兴行业的主导者,从而扭转目前的不利局面,将现有的优势地位转变为一种绿色霸权。这似乎正是奥巴马政府的长期打算,它希望以此来应对目前的全球经济危机和美国实力的衰落。

中国依赖的美国消费市场正在崩溃,中国不得不大量购买的美国国债充满风险。如果中国能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型,使国内需求和出口变得更均衡,它不仅能摆脱这样的依赖,还有利于其他亚洲国家与地区的生产商,因为它们也渴望摆脱这些风险。更重要的是,如果其他发展中国家都进行类似的转型,强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则它们彼此便会互为消费者,这将给发展中世界带来自主而均衡的经济增长,从而创造一个新的时代。

虽然有种种悲观的预测,但中国已成功实现了2009年GDP增长8%的目标,而且它向全世界证明,只要有恒心有毅力,它就能跨越所有艰难险阻。而现在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是,要把从经济复苏中得到的自信转化为一种勇气,要敢于不顾那些维护当前失衡增长模式的利益集团的阻挠,推进被长期耽搁的财富再分配改革,以提升普通人的收入和消费能力。因为西方国家的消费市场已委顿不振,保护主义的风险日益加剧,所以如果中国走出这重大的一步,那不仅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民众的福祉,决定中国的经济恢复能否长久维系,而且将决定亚洲及发展中世界的其他生产型经济体能否保持活力。

(作者为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刘波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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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编辑: yangl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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