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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中卿：我们希望这是有效益、可持续的8%
孙健芳 方迎定 针对2010“两会”的热点和《政府工作报告》，我们拟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宏观调控、中小企业融资、民营经济、低碳经济、房价、民生改革等7个关键词。我们期望通过这些关键词勾勒出中国未来一年中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路径。 ——编者 今年中央政府设定的经济增长率还是8%。与此相对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今年两会关注的焦点，这是中国提了20多年，但依旧未完成的任务。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来自全球贸易的压力倒逼中国经济不得不转型。今年政府已经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口号变成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又如何落实这个目标？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变增长为发展 经济观察报：我们在20年前就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口号，为什么我们现在仍在老路上盘桓？ 尹中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出已经20多年了，这是一个科学的发展观念，但我们在推行过程中出现了很多迷失，这种迷失是一种情结，是对GDP的迷思和崇拜，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政绩考核体系，即我们用GDP来评价一个地方的发展，地方政府是为GDP而GDP，这种考核体系一直延续到2008年第四季度。 2009年虽然我们提出了 “保增长、保稳定、保就业、调结构、扩内需”的目标，但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增长始终成为第一目标，我们的经济增长率从2008年第四季度的 6.9%到 2009年第一季度的6.1%，之后我们用了9.5万亿财政赤字、9.6万亿新增贷款将经济增长率拉回到8.7%，回过头来，我们要反思，这样一个代价到底值不值？ 十几年来，我们的投资率越来越高，我们的出口依赖度越来越大，但消费在整个需求结构占比越来越低，现在的居民消费只有30%多，远远低于美国，更低于印度。我们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还是换得一个2.4万亿美元储备？或是换年均百分之十点多的GDP的增长？ 还有，大量投资是否能够拉动就业？我们现在把大量的资金投到基础建设上，但基础建设带来的就业弹性越来越小，前些年我们一个GDP能解决120万人就业，现在100万人就业都达不到，甚至达不到80万人，这就是说我们的增长方式不对。 总之，导致我们这次经济增速下滑的主因是内部结构，外部冲击只是一个外在因素。但我们为了应对经济危机，打断了我们自己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步伐，某些程度上我们又倒退了。 经济观察报：如果说我们在2009年倒退了，在2010年我们是否已经重新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比如我们这次已经将“转变经济增长”口号变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尹中卿：2010年最主要的任务是“转变发展增长方式”。十七大提法最准确，将过去简单的“增长”两个字变成经济“发展”，从之前强调经济增长转变到关注经济的结构、质量和效益，从外延的简单再生产转变为内涵的再生产。具体来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实现三个转变：从过去长期重视第二产业发展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协同发展转变；从过去较多依靠投资和出口向投资、消费和出口协同发展转变；从过去高度依赖消耗能源、资源到提高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的转变。 打破GDP迷思 经济观察报：现在我们不断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是关键问题是我们如何落到实处？ 尹中卿：2010年我们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升级、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列为最主要的一项任务，但如何把它落实下去值得关注： 首先，我觉得从思想观念上真正地把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我们不要把经济增长率看得那么重，中国也不见得非要保持两位数的增长，比如我们的经济增长率达到8%，我们希望这是一个有效益的8%，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8%，是人民群众得到实惠的8%，而不是依靠第二产业拉动的8%，靠出口拉动的8%，靠消耗能源留下污染环境的8%。 所以，我们要打破这个GDP迷思，不要把经济增长速度看得太重，经济增长第一目标是为了人民生活水平能够提高，包括收入的提高；第二是为了解决就业，实际上解决了就业也是提高了收入增长。 第二，我们还要改革考核的体制，真正地把科学发展观放到实处，例如我们已经提到的要确定绿色GDP的考核指标，我们不仅要考核GDP，还要考核它的社会发展的程度、人们的幸福指数、福值指数等；我们不仅要考核经济发展，还要考核社会发展，甚至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 第三个改革是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开放30年，我们成功的地方在于调动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1994年的税收体制改革，我们采取分税制，这样的目的是为了充分地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但这些体制都是建立在鼓励地方去追求GDP这个概念上，这种体制应该进行比较大的改革。比如财税体制上，我们可以建立地方财力与事权相适应的体制，避免把大量的财力集中到中央，再通过转移支付给地方政府，地方财政就是吃饭财政，而地方的发展则依靠土地财政。还有，我们要改革价格形成机制等，现在我们过分地消耗能源、资源和环境污染的成本太低；另外我们也要改善投资体制、融资体制。 第四，要通过居民收入体制的改革，要提高劳动成本的价格。我们的职工收入在企业的税后利润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低，国外劳动力的成本占整个企业开支大致70%，而我们不到20%，所以我们要通过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提高劳动报酬在企业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能够提高企业的劳动成本，然后去逼迫企业提升产业的等级。 如果职工收入提高了，内需的动力就提高了，企业产业结构也提高了，这样我们的经济慢慢就会走向依靠内需的正循环中，期间可能有痛苦的过程，之前亚洲四小龙和日本都经过这样的痛苦过程，但是我觉得这个 “痛苦的过程”是很短的，也是必要的。 相关专题：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凤凰网无关。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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