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敬年:扎根大陆 决不漂洋过海

2009年09月04日 15:38南方网2006年07月文章 】 【打印共有评论0

●他曾考入黄埔军校,却两次放弃从政。

●他是牛津博士,曾有去美国的机会,但他坚持留下为祖国做事。

●他多年来一直坚持翻译与写作,翻译《国富论》时已经90岁。

●他的长寿秘诀:心态要平衡,头脑要常动,常学新东西,身体要锻炼。

大家访谈【文化老人系列】

杨敬年小传

杨敬年,1908出生于湖南汨罗,著名经济学家。1932年考入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行政系;1936年进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1945年作为第八届英国庚款留学生进入牛津大学学习“政治学哲学经济学”专业,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48年回国,在南开大学任教至今。著有《人性谈》、《西方发展经济学概论》等,翻译有《国富论》、《英国议会》、《白劳德修正主义批判》、《1815-1914年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美国第一花旗银行》、《银行家》等著作,其中大部分译于“文革”期间。

去南开采访之前,首先碰到了杨敬年的一个学生,现在是天津市的高级官员。他告诉我,一定要去采访杨先生,老先生身上充满了传奇色彩:牛津博士,本有可能成为国民党高官;两位文化名人曾围绕他展开一场“何陈之争”;经历战乱,“文革”受困近30年;90岁高龄时译的经济学名著《国富论》成为畅销书,等等。

这位老学生充满崇敬之情的讲述,让我对采访充满了期待。杨敬年住的房子是南开大学八十年代初兴建的“教授楼”,已经很破旧。除了孙子一家,他自己的小房间里挤满了书、桌子、电脑和一张窄窄的单人床,床单都旧了,但很干净,墙上是去世的老伴放大的照片。我们上楼的时候,看到老人站在门口微笑地等着我们,走的时候又一直站在门口目送。

他告诉我们长寿的秘诀是:心态要平衡,头脑要常动,常学新东西,身体要锻炼。这位已经98岁高龄的经济学者,据说在两年前还每天围着学校的湖疾走健身;每天凌晨三点起床写作,刚写完一部20多万字的回忆录;会用电脑,正打算学习五笔输入法;头脑清醒,慈祥谦和,喜欢侃侃而谈。

听说我是从广州来的,杨敬年主动问我:会说白话吗?1951年他曾自动辞去南开大学财政系主任的职务,到广东南海县参加土改工作七个月,至今还记得一些粤语:“那时候我们去的一群人都听不懂,觉得简直像外国话一样,我还好一些。湖南人嘛,离广东近。”

放弃从政

1927年杨敬年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时,恰逢大革命时期。他考进了黄埔军校长沙分校,学习步兵科,准备参加革命。刚进去三个月,许克祥在湖南反共,即“马日事变”。出身贫苦的杨敬年出于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朴素的感情,自动离开了黄埔军校,考入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大学。毕业后又进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读书。

南方都市报:你是1936年考入南开经济研究所的,但之前好像是在国民党的大学?

杨敬年:对,我在中央政治大学读的行政系,这个系是培养学生做县长的。当时我们的毕业生就是做国民政府的县长、行政督察专员,以后做民政厅长这样一条路。但我不愿跟他们走,我准备考留学出国。那时留英庚款啊,是要求大学毕业工作两年或者研究两年相关学科,才能申请。当时全国只有南开大学招经济学的研究生,正好是两年毕业,也有奖学金,所以我就考到南开了。

南方都市报:你不想当官?

杨敬年:去国民党的学校读书,我不是为了做官的。当时考中央政治大学很难的,20个人才取一个。好多人考就是为了求个一官半职,我呢是因为它四年都不要钱,是公费,我家里困难嘛。读完了我就打算出国学习。如果当年走这条路,那我现在就在台湾了,我的好多同学后来就在台湾,都是高官厚禄。

当时中央政治大学是国民党所谓“二陈”,“CC系”在控制,就是陈果夫他们。蒋介石是校长,陈果夫是管理学校的。陈果夫他们用人就是说,你得听我的话,你不听我的话,你就是条龙我也不用你。我这个人脾气又倨傲,所以不愿意跟他们走。这是我第一次放弃从政的机会,后来又有一次。

南方都市报:据说你后来还做过孔祥熙的秘书?

杨敬年:我在财政部当过秘书,孔祥熙是当时的财政部长嘛,秘书有很多的,我管海关总署、统计处等很多单位。我在南开只读了一年,“七七事变”就发生了。我们这班研究生都没有读完。又是世界大战,好几年都没有向外派留学生。我就同南开经济研究所的老师在重庆政府工作,先后跟着方显廷、张纯明和何廉老师,在重庆呆了很多单位,其中一个就是财政部。

那时就是为了谋生,但我还是想出国,每天早晚读书,白天在办公室没事也读书。我这性格不适合做官。当时也可以做官一直做下去。那时候国民党的官分五等吧,选任、简任、委任等,我那时也差不多做到简任了,就相当于现在的司局长。但我还是想留学,去读读书。所以这就是第二次放弃从政。

南方都市报:你们在南开的时候好像闹过退学,有这事吗?

杨敬年:我们这班有9个人,燕京、清华、北大、辅仁、南开,就我一个是南方来的。我来的时候,前任所长何廉刚到国民政府去任职,方显廷代理所长。我们进来以后,南开当时经济系是三天一大考,五天一小考,非常严的。对研究生也考,我们都是外校来的,不习惯这种考试。我们就要求改革,方显廷不答应。我们就说要卷铺盖走,要集体退学。当时学校采取“分化”政策,像燕京来的学生,让燕京的老师去劝,但还是不行。方显廷只好答应了,改为考两次,期中一次,期末一次。后来何廉在南京听到这消息,非常痛心啊。其实不是我带头,只是我是班代表,也可能我年纪大一点,当时我已经28岁了,班上有什么事情方显廷都找我去协调。

南方都市报:战争起来之后,你是怎么离开学校往南边走的?

杨敬年:卢沟桥事件的前几天,方显廷有次找我,说你们这班研究生谁在天津有家,没家的跟我走,反正我有饭吃,你们也有饭吃。我们这才意识到局势的严重。因为那时初到天津,每天有日本飞机在天上飞,地下到处是日本兵,老早就是那个情况,大家都习以为常了。但这回是真的严重了。

所以我和两个同学就提前外出考察,拿着学校的介绍信和经费,去浙江、江西和湖南三个省考察。我们到南京没几天,南开大学就被日本人炸毁了。那时何廉在南京嘛,我们就去看他。他说,既然都出来了,就继续考察吧。

我们就到杭州考察了两个县,金华和南溪,头一次在杭州碰到日本飞机。我们住的青年会在楼上,我们还到屋顶上去看飞机。杭州不是有个飞机场吗,日本人就来炸。后来我就回湖南老家了。老家穷啊,差不多没饭吃的,所以转年我就到湖南民政厅去工作,中央政治大学的人都在那里。

南方都市报:后来又去了重庆?

杨敬年:我在湖南民政厅工作没两个月,方显廷四处打电报找我,我就跟着他到了贵阳工作,每个月100块钱。后来张纯明来信请我到重庆行政院去工作,说他那里给我是两百块钱一个月。方显廷一看,这待遇相差也太远了,就跟我说,你去吧,我不能耽误你前程。

我离开贵阳的时候,正是日本飞机炸贵阳时,死了几千人哪。我住的房子也被炸了。我们早上坐汽车刚走,中午我的房子就被炸了,所以我就逃脱了一劫。到了重庆,张纯明安排我在行政院的行政效率促进委员会,做调查员。后来又换了很多单位。

牛津岁月

1945年,杨敬年进入牛津大学圣体学院攻读“政治学哲学经济学专业(PPE)”。在牛津3年,他先后担任了中国留学生会主席、留英中国学生会主席,并于1946年率领留英学生组成的中国学生代表团到布拉格,参加世界学联成立大会并当选为理事。

南方都市报:你什么时候考到英国留学的?

杨敬年:留学我考了两次,1939年考第七届英国庚款,我就差0.9分没考上。因为有一项专门制作占5%,我没送。我想送它干嘛,每门课多考几分就行了,没想到竞争那么激烈。钱伟长就是这一届的。这一耽误下来就是六年,因为打仗,都停招留学生了。等我出国就到了1945年,第八届庚款。

南方都市报:第八届出去了多少中国学生?

杨敬年:往届都是20多个,但我们那届庚款出去有100多个人。我们1945年8月4号从重庆动身,日本还没有投降呢。坐火车到加尔各答,又到孟买去坐船,在火车上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在印度我们等了两个月的船。我们坐的船是战后第一艘民用客船,用货船改造的,船上都是复员军人,我们100多个中国留学生就睡在舱底的吊铺上。

南方都市报:在牛津的生活情况怎么样?

杨敬年:我们每个月的补贴有30多英镑,钱是很宽裕的,所以我们读书时没有打过工。

我在学校住过两个学期,可以说是贵族生活。从早上起来吧,就有个老头,实际上是院里的管事,把你窗帘拉开,叫一声“GOODMORNING,SIR”,意思就是说“你得起床了”。上午就有妇女来给你扫地,收拾被子。到傍晚,这个老头又来了,给你把窗帘拉上,说“GOODEVENING,SIR”,给你把被子打开;到睡觉的时候他又来了,说“GOODNIGHT,SIR”。非常客气,但实际上他在管理你,督促你按时起床、学习、按时睡觉。

何陈之争

“去美国之前,何廉在金城银行给我留了一点金子,说:‘敬年,你还年轻。’意思是让我好自为之。”1948年杨敬年学成回国,陈序经与何廉围绕聘任他展开一场竞争。

南方都市报:你本来是差一点就去了美国,怎么又被何廉叫回来了?

杨敬年:去美国其实也是何廉叫我去的。当时他在美国讲学,跟我通信问我的情况,让我毕业后去美国,先在国会图书馆呆一年。但后来张伯苓被任命为国民政府的考试院长之后,让何廉继任南开大学校长。所以何廉又催我回南开,给我寄了500美元作为旅费,我就回来了。

轮船的经济舱必须在年初就要订,当时我订了一个到美国的,订了一个回国的。等我要走的时候,轮船公司只给我留了到美国的。他说,你都能到美国了,你还要回中国做什么呀?所以我没办法,只好找驻英的大使馆,大使馆里的经济秘书啊、总领事啊都是我政治大学的同学,他们是外交系的,都比我晚毕业。他们那里保留有两三张头等舱的票,所以我回国就很舒服了,坐头等舱回来。

南方都市报:你是先到的广州?听说陈序经想在路上截住你?

杨敬年:那时船不能到中国,因为中国正在打仗,所以英国的船是在香港登陆的。我们到了香港以后,当地报纸的报道就有我的名字了。当时陈序经在岭南大学当校长,他看到了我的名字,就找他一个香港的亲戚来找我,邀请我到岭南大学去玩。

陈序经是我的老师,在南开经济研究所的时候他教我们科学方法论。所以我就去了,在他家里住了一些时候,他就力劝我留在岭南大学,说岭南跟牛津的制度比较像。岭南就是现在中山大学的地方,风景挺好的。岭南大学有三所宫殿式的宿舍,一座里住两家。他给我安排了一家住。那时岭南是拿港资,待遇也比较好。

陈序经当时刚刚接任大学校长不久。他留了很多名教授在岭南。像姜立夫啊、陈寅恪啊、王力啊,还有协和一大批老师都被他留在了岭南。他也物色了一些新从国外回来的青年学者,他也想留我。

南方都市报:那你怎么办?

杨敬年:我不能决定啊,因为我是答应何廉才回来的。当时何廉刚好从美国回来了,船到香港,我和陈序经两个就去香港看他,吃了一顿饭。他们两个谈我的问题,我不在场。事后陈先生告诉我说,何廉不反对你留在岭南,那500美金是金城银行的钱,我们岭南来还好了。所以我就跟着陈序经回到岭南大学。

到了秋季马上就要开学了,那时王力在做岭南大学文法学院的院长,冯秉铨是教务长,他们两人来看我,还请我在开学典礼上代表教师讲话,我也讲话了。但学生都等着开课了,我的书还在上海,从英国运到上海的。何廉叫人把我的书扣在上海,说,敬年的书慢点给他寄去。我没书不能开课啊,没办法只好又回南开了。

南方都市报:他是想逼你回去吧,后来呢?

杨敬年:后来何廉在南开也只做了两个月校长就去美国了,因为马上要解放了嘛。去美国之前,何廉在天津金城银行给我留了一点金子,说:“敬年,你还年轻。”意思是让我好自为之。金城银行其实是党的地下组织,何廉不知道,金城银行各个分行的负责人都是何廉给介绍的,都是我们研究所的同学。

何廉暗示我要走随时可以走,我当时也有护照。可是我就不想走了,我想就在天津迎接解放吧。因为我从小家里穷,我对社会主义,对共产党都有一些朴素的感情。共产党胜利了,我可以工作了。我心里还暗暗高兴。

南方都市报:你回了南开,后来跟陈序经还有交道吗?

杨敬年:有过几次接触,是陈序经后来调到南开做副校长的时候了。当时中央认为,陈序经的华侨关系太复杂,让他在南方不太好,就调回来。后来给他加了很多的罪,什么特务啊的。太可惜了,陈序经死时才64岁。

我在南开跟他见过一两次,那时候我因为是反革命分子啊,受管制啊,我不敢到他家里去,怕给他惹麻烦。“文革”前有一次劳动,我们到各家去装玻璃,那天就到他家里去装玻璃。他问,你怎么不来看我,我说我不好来看你。后来“文化大革命”搞起来了,我们在学校蹲在地上拔草。他刚好从路上过来,说草地挺好的呀,拔掉干嘛?他那时候还不知道“文革”后来的发展情况。没过几天他也受到影响了,两夫妇给赶到一个6平方米的小黑屋里。他死那天是他爱人出去买菜去了,他心脏病发作,等爱人回来时他已经死了。

老骥伏枥

天津解放后,杨敬年被聘为南开大学校务委员,创办财政系。1957之后即被打为右派、反革命分子,遭迫害20多年。“这一搞就是20多年啊,这是我人生最好的时候。等我落实政策的时候我都70岁了。”1978年落实政策后,在国内高校最早开设发展经济学专业课程。

南方都市报:当时没想过你可能会有麻烦吗?

杨敬年:当时我觉得我没什么问题。我家里都是贫农,一点钱都没有,完全是靠公费读书。大革命的时候参加革命,因为湖南“马日事变”反共我又自动离开,我想这都算光荣历史吧。虽然在政治大学读书,是因为它公费嘛;抗战工作七年,那是谋生,也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不算历史问题。我想我没有问题,可以好好工作了。

后来才发现我的看法很天真。老是追我的历史问题,说“你是国民党大学毕业的,在重庆工作过”啊,1957年反右时候我就成了极右派,后来是历史反革命,处理得特别严重,法院直接宣判管制三年。

南方都市报:不过解放之初你还是得到了重用,创办了南开的财政系?

杨敬年:天津解放以后,南开大学当时是军管,我也被聘为校务委员。原来南开有政治经济学院,我就在政治系教书。一解放,全国大学的政治系、法律系和社会学系都取消了,南开大学的政经学院只能改成财经学院,但没有财政系呀,就叫我创办财政系,兼任系主任。当时全国各高校的人事都冻结,我想办法聘请到了财政专家陶继侃、李建昌几个老师;又跟中央财政部订合同,请部里的司长和苏联专家来系里讲课,我就带学生到财政部实习。这个系办了五年,培养了一些财政人才。最近听说要重新恢复这个系呢。

南方都市报:再往后就是“文革”了。

杨敬年:是啊。我原来是四级教授,每月拿200多块钱,法院宣判后就让我到经济系的资料室管制,每月给30多块钱的生活费。后来定了一百多块钱,三级资料员的工资。

这一搞就是20多年啊,这20年是我人生最好的时候啊。从我40岁到70岁:先是右派,以后是历史反革命、劳动改造、管制,等我落实政策的时候我都70岁了。所以我又工作了20年,我的一些重要著作都是这20年里写出来的,发展经济学的几本书都是这时写的。

那时我家里还出事,我老婆1974年瘫痪,在床上一躺就是24年;1976年我儿子又得急病去世了。所以那时是最困难的,也没什么朋友,都靠我一个人支持下来,我也算是一个强者了。

南方都市报:你后悔过吗,当年没有去美国?

杨敬年:我不后悔。有好多同学问过我,当年去台湾多好啊,留在美国多好啊,少受几十年罪。但我觉得,在国内我多少还可以做些事情,到国外我个人可能好一些。我在台湾的同学都做了很大的官,做大使,做部长,做咨政。我如果去了台湾或在美国就不能给祖国大陆做事情,我现在翻译了很多书,教了很多学生,我还是挺高兴了。

南方都市报:你翻译《国富论》的时候已经90岁了?

杨敬年:是呀。当时陕西人民出版社要翻译一套“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十本著作”,经济学方面就选了《国富论》。他们来找我,知道我年纪大了,怕我不接受,我一看这本书还是不错的,就接受了。这本书曾经有两个译本,最早是严复译的,叫《原富》,是文言文。解放后有郭大力、王亚男他们译的,商务印书馆出版,

我呢是第三次译。没想到出版以后成了畅销书。出版社也没想到,因为他们十本书里其他的印一次也就完了,这本书印了8次,发行了5万册。

之前做右派的时候,我也译了很多书啊。当时又不能做别的,政治上那样,别人也不跟你来往,译书也是一种乐趣吧。当时译书都没稿费,也不能用我的名字。开头译的一本《英国议会》用了笔名“蓬勃”,以后译的一本用“杨严森”,有的书就用的“南开大学经济系”,最后一本《银行家》才用了我自己的名字。

□ 链接

何廉湖南邵阳人,耶鲁大学博士,著名经济学家。他首创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被誉为“在国内最早引入市场指数之调查者”和“我国最早重视农业的经济学家”。1948年出任南开大学代理校长。1948年赴美,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975年病逝于纽约。

陈序经海南文昌人,1928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又留学德国,兼文化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家于一身,学贯中西。历任岭南大学校长、中山大学副校长、暨南大学校长、南开大学副校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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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编辑: ding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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