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峰塔》:看穿《小团圆》全部技巧
第75期

一部《小团圆》,曾让张爱玲再次成为焦点,她的遗产执行人宋以朗同样也处在媒体的聚光灯下。
近日,宋以朗又推出了张爱玲的首部英文自传体小说《The Fall of the Pagoda》(中文名《雷峰塔》)。宋以朗谨慎地选择了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他“觉得《The The Fall of the Pagoda》更适合由大学出版社而不是商业出版社出版”。
尽管支持声与批评声犹在,但无论如何宋以朗正在一步步完成自己认定的使命。
先看《雷峰塔》,再读《小团圆》
当年张爱玲在美国开始《The Fall of the Pagoda》写作时的心理状态,如今我们都只能猜测。
宋以朗对时代周报记者描述的是张爱玲当时的客观状况:“她是1955年去美国,需要创业。当时在中国她继续写书是没有市场的,因为她的书不可能在大陆出版。她就写了两篇简简单单的英文小说。但她仍需要一本所谓的‘巨著’。”
张爱玲问自己:“我写什么呢?”最终决定写她自己最熟悉的东西—她的童年故事。她觉得对这个最有信心,结果从1957年写到1963年,终于写完。此后她委托了经纪人和朋友寻找出版社出版,五年内得到的回复都说这小说是关于主角在中国的童年生活,在当时的美国没有市场。
《The Fall of the Pagoda》也许是目前张爱玲最完整、最详细的童年回忆,虽然这其中的不少片段已散落在张爱玲以往的小说中。
看《小团圆》看得头晕眼花的读者们需要参照《The Fall of the Pagoda》,宋以朗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我发现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从《雷峰塔》和《易经》(张爱玲英文回忆录下部,原名为“The Book of Change”)开始看,因为故事是一条直线,从四岁讲到十八岁。当你看熟了再回去看《小团圆》,你就知道这个人是从哪里来、做过些什么、以后会做什么。《小团圆》里面的技巧是你可以全部看穿的。”
虽然写于《The Fall of the Pagoda》之后的《小团圆》中有一些内容是直接从前者翻译而来,但《The Fall of the Pagoda》中还是有很多新鲜内容,例如张爱玲童年及少女时期更多的细节,包括她与家佣很感人的一段关系。
到目前为止的遗憾是,英文不好的中文读者难以领略《The Fall of the Pagoda》中的故事,而英文读者们或许将遭遇“东方化”的英文小说。之前《金锁记》的英文译本曾被评论说其中的英语不够地道,这一点在《The Fall of the Pagoda》这本大部头的英文小说中依旧有延续。
被视为张爱玲个人传记的《The Fall of the Pagoda》与《The Book of Change》的中文翻译者人选一定会引发诸多争议,目前这还是个秘密。
再也没有张爱玲小说了
无论你是否张迷,也许都有一个问题想问宋以朗:还有多少张爱玲的小说会出版?宋以朗给予时代周报记者的回答是:没有了。
今年九月,《The Fall of the Pagoda》的“下集”《The Book of Change》也将出版,这两本书的中文译本也随即推出,名为《雷峰塔》和《易经》。
同样在今年九月会出版的《张爱玲私语录》或许更让渴望贴近张爱玲的张迷们期待。
宋以朗对时代周报记者介绍了《张爱玲私语录》的构成:第一、二章是张爱玲生前好友、宋以朗的父母宋淇、邝文美早年发表过的关于与他们与张爱玲交情文章的集合。
第三章是“张爱玲语录”。宋以朗介绍说,《张爱玲私语录》中“张爱玲语录”的数量有三百多句,远超过大家已经知道的。
因为前面三章字数不够,宋以朗从张爱玲与宋淇、邝文美的大量书信中挑出一些有关当年三人交情的内容作为第四章,一并出版。最终《张爱玲私语录》有十万字左右。
宋以朗还计划在2011年将张爱玲与宋淇、邝文美的来往书信全部出版,总共四十万字的书信,很可能就不是一本书的规模了。
以后,张爱玲的手稿、书信面世也许就不太可能了。
专访宋以朗:张爱玲传记要重新写过
最详尽的童年故事
时代周报:你说过你不是张迷,但现在你接触了她大量手稿,也编了几本张爱玲的书,还阅读了你父母和张爱玲的大量往来书信。你现在对张爱玲的看法和感受和以往有了什么不同吗?
宋以朗:当初可以说当它是一项工作。我妈妈病了,我从美国回来,因为她已经不可以打理出版的事,这就变成了我的工作。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是我的工作,感情方面是要控制的。譬如现在决定我们要出这本书,原因不是我喜欢或者不喜欢,那是不对的。我想客观点。所有事情的决定是根据张爱玲的意愿,譬如书信里她提起《雷峰塔》,也没有说销毁或者出版,我就要猜猜她是想要怎么做。
她的书我看得多,而且不是看一次,是不停地看,我要明白这本书跟其他书的关系是什么。譬如说如果这本书(的内容如果)是其他的书里面已经有了的,再出版这本书是没有什么意思的。现在我发现《The Fall of the Pagoda》主要是新的(内容),其他的张爱玲中文书中关于她童年的故事,你统统放在一起也没有这本书那么详细。
时代周报:你母亲是张爱玲为数很少的、非常知心的一个朋友,你也能翻阅张爱玲的一手资料,那么你了解的张爱玲和目前大家对张爱玲的印象有哪些最大的不同?
宋以朗:我觉得张爱玲还有很多地方外面的人还没有理解,譬如最简单的是她晚年情况,一般人认为她很孤独,没有钱,穷困,可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所以我以后会把书信放出来,我认为之后张爱玲传记根本要重新写过。
时代周报:张爱玲跟你父母有四十多万字的书信来往,发表以后会让我们对张爱玲的认识产生180度的转变吗?
宋以朗:对她的晚年看法应该有180度的转变,其他的时期也许不是。180度意思是描述是一套,真相是相反。我的意思是,现在大家可能对她是一种表面了解,书信放出来,可以比较完整丰满地了解她。
别逼张爱玲去应酬
时代周报:晚年张爱玲的状况如何?
宋以朗:很多小病,譬如牙不好要看牙医,眼睛不好要看眼科医生。很多时候要走来走去。
时代周报:你刚才说她的情形不是穷困、落寞,那么会是悠然自得吗?
宋以朗:她喜欢一个人坐在房子里,对着墙,想起以前小时候的东西。有一封信她这样提起,“昨晚我在自己的房子里,望着墙,想起以前的东西”。她想的方法就是对着墙,回忆7岁的时候家住在哪里,当时的花园有些什么东西。她在信里说,她这么多年一直在想象自己跟人在对话。这个人就是我妈妈。这是不是说她是一个寂寞的人?假如她喜欢如此,你如何断定这是一种寂寞?你为何要逼她出去跟别人应酬?她喜欢这样,我不明白为什么硬要说她孤独啊、寂寞啊、无依啊,她又不是没钱,这只是她自己的选择。
时代周报:她晚年的物质还是比较充裕的吗?你刚才曾说她在美国写《The Fall of the Pagoda》也是为了创业嘛,这其实也由于收入问题所导致的。
宋以朗:她晚年的生活有些富裕。你可以算一下她的收入。去美国后她先去一家大学拿了一个两年的研究基金将《海上花》翻译成英文,之后有三年在美国加州大学当研究员,研究大陆名词,譬如‘三反’‘五反’之类,之后就回来写书。为什么可以回来写书呢,就是因为她的书开始在台湾出现,1967、1968年起,皇冠出版社在台湾开始将她的旧作《金锁记》、《倾城之恋》等出版,然后转到香港、美国,她的收入其实是挺好的,所以晚年不需要写那么多新书。到了80年代,有人开始拿她的作品来拍电影,电影的版税会比出书多很多,所以她的生活是不成问题的,但一般人喜欢说她穷困。
时代周报:她有评价过根据自己小说改编的电影吗?曾有新闻说在张爱玲与你父母的书信中有评价过许鞍华导演的《倾城之恋》。
宋以朗:她从来没有提过,她从来没有看过那部电影,也不打算看。
时代周报:为什么不打算看?
宋以朗:她自己当过编剧,明白就算自己帮人改编,也不会忠于原著。
时代周报:她曾在书信里这样来解释不看电影的原因?
宋以朗:没有,她的宗旨就是不看别人改编自己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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