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石:追求信史和新知

2010年08月14日 07:11经济观察报 】 【打印共有评论0

南朝诗人徐陵小时候就很聪明,有人摸着他的脑袋说“此天上石麒麟也”。后来这就形成了一个典故——用“天上石麟”夸一个小孩特别聪明。杨天石说,这就是他的名字中“天石”两字的来历。

1955年,杨天石因为想当作家,从无锡考入北大中文系。中学时,杨天石读了许多苏联作家的作品,最喜欢西蒙诺夫和法捷耶夫。他发现他们都是记者出身,“我当时觉得学新闻当记者,是当作家、走上文学创作之途的一个最佳道路。所以我想报北大中文系的新闻学专业。”但这个专业里有两门他不喜欢的课,一个是“布尔什维克报刊史”,一个是“摄影”,于是在进大学后分专业的时候,他报了汉语言文学专业。

两年后,第二次分专业——语言专门化和文学专门化。根据个人志愿,杨天石分到了文学专门化。后来,他的毕业文凭上写着“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文学专门化”这个拗口的名字。那两年大学搞“向科学进军”,杨天石说,那段时间他读了许多书,但后来并未走上文学创作道路,而是转到做研究,是因为进入大学不久所受到的一次打击。“北大诗社吸收我成为社员,我把《我走了,故乡》和《让我再看一次你露水般的眼睛》交给诗社的刊物发表。但北大团委审稿的时候,认为这两首诗歌的感情不健康,给毙了。”一首描述离别故乡,一首描述对友人依依不舍的感情,他和社员都想不通究竟哪里不健康。“后来我想明白了,那个时候他们要写国家大事,写革命感情,歌颂红旗,我却在怀念故乡,还要再看一次别人露水般的眼睛。”自然,要被认为“不健康”了。之后,杨天石就极少写诗,直到1988年被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才恢复写诗。

杨天石想,文学创作搞不成了,那就做美学和文艺理论研究吧。那会儿,杨天石常跑到哲学系偷听朱光潜、宗白华开的美学课,当时跨系听课是不被允许的。后来发生一件让他备受挫折的事情:班上搞了一次讨论,美学理想究竟有没有全人类性,讨论下来,全班20多个人,绝大部分认为美的观念有阶级性,贾府中的焦大就是不可能爱林妹妹,不可能有全人类性,“就像前段时间有人批普世价值似的。”在他看来美学研究这条路也走不通,“我连同学都不能说服。”于是,他的兴趣转移到研究唐代诗歌为什么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所有的诗我都读过,唐朝的诗,大部分或者说主要诗人的诗,我也都读过。”

时间到了1958年,大搞学术批判,拔白旗,插红旗。“白旗是教授们,他们是资产阶级白旗,我那个时候虽然是学生中的白旗,也是同学们要拔的对象,但在老师面前,我就是红旗了。”当时有同学提出自己编文学史,三年级的杨天石第一个表示拥护。

放暑假,大家不回家,要争取利用暑假写出一本红色的中国文学史。杨天石被认为是业务不错的学生,所以分在隋唐五代文学组。“党支部决定两个组长,正组长是政治方向正确的,政治把关的;我是副组长,业务上不错的。”但编写没多久,杨天石就和组长及组里的大部分组员发生了分歧。当时《文艺报》连载茅盾的《夜读偶记》,里面有两个观点:一个观点是民间文学是文学的主流,另一个观点是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贯彻文学史的始终,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文学里的一个反映。“对于民间文学是文学主流这一点,我没有反对,但我极力反对 ‘一部文学史就是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的历史’,这是讲不通的。例如白居易写了很多反映当时社会矛盾、反映老百姓贫困生活的诗,但他也写了很多歌颂山林隐逸的诗。”他不赞同一部文学史应这么写。但同学们说,要看本质,要看主流,于是仍然坚持那种写法。到了1959年纠偏,大家觉得杨天石讲的还不错,所以文学史后来又修改了一次,从原来的两卷本修改到四卷本,不再划分现实主义反现实主义了。但1960年又强调反修。“胡启立找我谈话。他问我,李商隐写给妓女的那些诗,有什么价值?我不吭声,觉得无法和他谈通。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毛泽东很喜欢三李 (李白、李贺、李商隐),要知道我就反驳他了。”

写完文学史初稿,领导觉得杨天石爱捣乱,就把他支到丰台桥梁厂编厂史。此前,作家阿英看到文学史的初稿,提了一个意见,说清末民初有一个叫南社的文学团体要写进去。当时近代文学组已没有人力了,所以杨天石就被临时借调到近代文学组,补写南社这个章节。南社研究让杨天石接触到清末民初的一批作家和历史。

文学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红极一时,“被认为是新军新史,革命的新生力量,现在看来,那个红色文学史,连我自己都不愿意看,左得太离奇,我看了都脸红,但那个时候,康生、陈毅都写信祝贺,我们还成为全国先进社会主义集体,书特别出了精装本,送到莱比锡的国际书展去展览。”

文学史出版之后,大家讨论怎么继续革命,“大家继续写书啊,一组写毛泽东文艺思想,一组写中国小说史,另外分了一组编 《近代诗选》,就是选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之前这一段时间的优秀作品,不仅要选还要注释……当时大量地看近代人的诗集,大概看了几百种……可以坦率地讲,我是这本书主要的注释者和编选者。然后就毕业了。”

那个时候杨天石政治上被视为走白专道路,所以他知道毕业分配不会好。他想起龚自珍的诗:“至竟虫鱼了一生”。“我也不敢有什么更高的想法,就想能够到中华书局当编辑,搞注释之学,给古书做注解就满意了。”

他的接收单位是北京南苑八一农业机械学校。“我在北大念了5年中文系,而且不客气地说我是一个高材生嘛,怎么能被分到一个农业机械学校去?不瞒你说,那个时候批判怕了,从1958年以后我不断地挨批判,所以不敢提一个不字。”杨天石先到永定门,从永定门坐公汽到南苑,从南苑又换了一辆郊县车,到了那个叫五爱屯的地方。原来那是一个培养拖拉机手的学校。

杨天石对这个分配很不服 ,他想起李白的一句诗“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梁斌的《红旗谱》里面有一个农民,他的口头禅是“出水才看两腿泥”,这句话鼓舞了杨天石,“我那些同学不是都分配得很好吗,北大啊,研究所啊,那就走着瞧吧,出水才看两腿泥。”他写了一本书,叫《南社研究》,他想通过自己的研究,被社会看中,能够有机会调出来工作。“我的榜样就是李希凡和蓝翎啊。”

这所学校本是“大跃进”的产物,所以1962年北京市委让它下马,那时杨天石有勇气了,向领导提出做自己喜欢的专业,当通知他到另一个技校去教书时,他一口拒绝了。“在我看来,一个技校的教员,师范学校、中专毕业生就可以了,何须我去教呢!”这时北京师大附中来挑教员,从1962年的2月,他就到了师大附中当语文教员,这一当就是16年,直到1978年到社科院近代史所。

在师大附中,杨天石一边教书,一边继续做业余研究。那会儿农村、城市开始“搞四清”,杨天石被内定为“新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总不好说我是资产阶级分子啊,一个月工资才五十几块,所以我不是资产阶级分子,我也不贪污,无以名之啊,所以就创造了一个名词,就说新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1964年,批资开始,电影《早春二月》和《北国江南》成了大毒草。《南社研究》改名《南社》准备出版,中华书局已经出了清样。“他们给我来了封信,表示现在正在批资产阶级,南社是个资产阶级团体,要加强批判。我觉得我已经批判得很严厉了,再加强批判,做不到。后来,中华书局就说,你不改我就拆版。”《南社》出版的时候,已到1980年。

1964年,杨天石还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明朝泰州学派的文章,文章批评了历史大家侯外庐等人的观点。“我的观点和侯外庐、杨荣国等几个大家的相反。”文章发表之前,杂志让侯外庐看过,他觉得这篇文章讲道理,同意发表。“这个老先生不简单,因为我是批评他的。我更没有想到的是,侯外庐提出来要把我调到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去做研究。我反对他,批评他,他却要把我调到他手下去工作,这是老一辈学者的高尚风格。我当时应该去拜访他的。”

“文革”期间杨天石到历史研究所和一个朋友聊天,对方跟他讲“你幸亏没有调来,要是你调来也逃不掉”,杨天石一打听,才知道侯外庐曾想把他调过去。虽然杨天石不清楚为什么调动没有成功,但他怀疑跟自己在北大的鉴定有关:“我的鉴定做得很坏,其中最严重的话就是反右斗争中丧失立场,严重右倾。”人生充满了偶然性。如果那次调动成功,杨天石现在做的研究就该是思想史,而不是近代史。

上世纪70年代初,社科院近代史所已经恢复业务,决定编中华民国史,先编资料,其中一个题目叫南社资料。近代史所的王学庄发现杨天石于“文革”前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叫《论辛亥革命前的国粹主义思潮》,里面有一段专门讲南社。“他觉得我对南社的研究很深,所以就把他们的编写提纲给我寄了一份,我非常认真地提了意见。之后他们找我面谈,我又提了不少意见。他们就提出来,让我和他们一起工作,当时叫‘协作’,原单位工作照做,没有报酬。”

杨天石一有空就骑车到近代史所,“我可以利用近代史所的藏书,我觉得这是天上掉下的馅饼。”“他们大概对我印象不错,三年后,要调我来正式当研究人员。这次我要再不参与就完了,所以就主动找了师大附中领导,革委会主任倒也开通,他发现哪怕是‘文革’期间,我照样在做研究,而且1972年我还出版了一本 《王阳明》,30万2000册的印量,放在今天是天文数字啊。”

杨天石终究不放心档案里的那段评语。“不是要调我吗,我提前告诉你们我是什么人。一天晚上,我下定决心到了建国门。”近代史所的副所长李新不在家,夫人接待了杨天石。“她说你有什么事情吗,我就把情况告诉她了,说自己在反右斗争中严重右倾丧失立场,这位老太太见过世面,她一听就笑了,这个不说明你正确吗!”

访谈

经济观察报:2002年的时候,你受到过一次冲击,究竟是怎么回事?

杨天石:将来我有工夫,一定会写一篇回忆文章。当时我出版了《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蒋介石很重视历史资料,他在上世纪30年代就把自己的一部分日记、函电、电报和书信的底稿、原稿以及别人给他的信件等资料交给了他的老师毛思诚。毛思诚去世以后,他的家人就把这些东西砌在墙里面。“文革”期间,红小兵抄家,把墙砸开了,这批东西就暴露了。红小兵很高兴,蒋介石的资料,反革命总头目的资料啊,他们没有烧,作为一个战功,报告给宁波市革委会,宁波市革委会报到了浙江省革委会,浙江省革委会又报到了公安部,这批东西从宁波运到了北京公安部,后来交给了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我偶然看到这批资料,就开始研究,后来写了这本书。

统战部有一个华夏英才基金,资助党外人士的。我这本书是经过近代史所和院党委的推荐,华夏英才基金审查以后,决定资助出版。出版之前新闻出版总署转请统战部再次审查,统战部表示同意出版。

2002年平安无事,2003年海外出了个书评,叫《大陆重要学者痛诉民族英雄蒋介石》。问题是我的书里没有“民族英雄”四个字啊。某些人看到这个书评,甚至都没来得及找我的书看看,就按捺不住了。他们以“一批老红军、老八路军、老新四军、老解放军战士”的名义给高层写了一封信,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杨天石,出了一本关于蒋介石的书,吹捧蒋介石是民族英雄,在我们看来,蒋介石是头号战犯,民族败类,千古罪人,如果蒋介石是民族英雄,那么我们这批老革命是什么?毛泽东是什么?如果蒋介石是民族英雄,那么天安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岂不是要推倒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岂不是问题吗?这个人很会写文章。他们说,杨天石不是一个人,他这么做,肯定背后有他的主子做后台,然后就提出来,要把杨天石这样的人从党内清除出去。

经济观察报:你本来就不在党内嘛。

杨天石:所以说,这个写信的人是糊涂虫。社科院院长陈奎元把我的书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说这本书是一本扎实的学术著作,是研究,不是吹捧,然后把这个结论上报,有关领导认可陈奎元同志的意见。后来由社科院的秘书长朱锦昌向我传达结论。

开始我也有点紧张。上世纪50年代以来,从“反右”到“文革”,中国人培养出了一个本领,搞大批判的本领,任何一本好书都可以说成是反革命的书。刘少奇当年的《论共产党的修养》,是整风文献,全党学习啊,“文革”期间,也成了大毒草。

经济观察报:那会儿你还是《百年潮》的主编吧?

杨天石:这是个奇迹。我是非党员,但是当了九年党史刊物的主编,这个大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版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得感谢两个人,一个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一个是常务副主任龚育之,他们非常开明。

《百年潮》那会儿很有点名气。什么原因?第一,我们这些编辑全是兼职,没有一个专职,我和杨奎松都是近代史所的,韩刚和谢春涛是中央党校的,所有人员的编辑思想都比较解放。另外,社长是郑惠,他是原来的中央党史研究的副主任,就是说我们有条件自己审稿,稿子到了郑惠那里,他可以拍板。所以有一段时间,《百年潮》思想很解放。

一些人还直接攻《百年潮》,他们写了两封信给管宣传的领导,说《百年潮》号称中共刊物,像吗?看来不像。领导让查实情况。于是成立了调查组,把《百年潮》创刊以来的文章都查了一遍。最后给中央领导写的报告中,调查组讲《百年潮》有三个优点和三个不足。优点第一点是说我们发现了一些党史的珍贵资料;第二点是说我们澄清了一些历史错误;第三点是普及党史知识。不足第一个是对老人家的晚年错误,有的地方讲得过细;第二个是作者队伍还不够宽广;第三个是个别的文章格调不高。都不是大问题,杂志过关了。

一些人把杂志上季羡林的一篇文章说成是大毒草,把王元化的一篇文章也说成是大毒草,这些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其实,季羡林先生那篇《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当年被评为全国最佳散文,可是在他们的密告信中,这篇文章却被视为是“吹捧胡适”的毒草呢!

到了2005年,党史学会改选,龚育之离任。学会领导宣布杨天石同志年事已高,要换一个主编。这样,我就离开《百年潮》了。

经济观察报:你说民国史的研究要突破内战思维。

杨天石:为了这个观点,我也曾经挨骂。这个话是《南方周末》的记者访问时谈到的。毛泽东曾经讲过,要克服 “内战时期的情绪”,我受到启发,因此才提出要突破“内战思维”。

过去共产党骂国民党是“蒋匪”,国民党骂共产党是“共匪”。1995年,台湾方面召开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的讨论会,大陆学者去了31个。我们浩浩荡荡去参加会议,有个年轻人挺兴奋,就在楼道里大叫“共匪来喽”。到了闭幕式,我就发言讲了一段话,说以前双方彼此称对方为匪,现在看来双方都不是匪,举个例子,在座有一位蒋永敬教授,他原来还当过国民党的兵,按照这个理论推下去,他是标准的蒋匪;但在我看来,他知识丰富,温文儒雅,身上找不到一点匪气。我呢,是中共培养长大的,大家和我相处这么些年,在我身上也找不到匪气,所以我们历史上这种彼此互相攻击对方为匪的现象不正常。

中研院的院士张玉法在我后面发言,他说,中国就是两种人,一种拥护国民党,一种拥护共产党,如果拥护国民党的是蒋匪,拥护共产党的是共匪,这样的话,中国人不都是匪了吗,他说这是“土匪史观”。我觉得他讲的话有道理。后来《南方周末》的记者帮我总结为“摆脱内战思维,克服土匪史观”。这一登出来不得了,有些人不是从正面理解你的话,而是上纲上线,恶意歪曲,把你往“有罪”的方向引导。“双方都不是匪”,这个观点有什么错!既符合历史真实,又符合中共现在的政策嘛。难道我们现在还坚持认为对方是“匪”,或者历史上是“匪”吗?

冯小刚拍了《集结号》,片子放了以后,有人批它没有革命和反革命之分,没有进步和反动之分,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然后把我拉出来陪斗,说冯小刚这个片子的理论根据是我。幸而,冯小刚这部片子还得了奖。

经济观察报:前几年你提出要建立中国近代史新的解释体系,和这个问题也相关吧?

杨天石:对,这个话我在台湾中研院做报告的时候讲过,在大陆有的地方也讲过,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写到文章里去。这是捅马蜂窝的事情,有人会受不了。其实,说“双方都不是匪”并不等于说双方的分歧没有是非,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除了称对方为“匪”外,我们总应该找寻一种“新的解释”吧!

有一次开会,我说多年以来我们的近代史研究有很大的成绩,但是离反映历史的真实面貌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这样讲,可能比较容易接受。我这一行,现在很时髦,很热,但这是一个雷区,地雷很多,随时可能爆炸。所以,做研究的时候要分外严谨,分外小心。要把篱笆扎好,不给人钻空子。

构建近代史的新体系,这个题目太大,先说构建抗日战争史的新的解释体系。我们过去一讲到国民党抗日,没有别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这个是我们过去的解释体系最核心的8个字,这个体系要不要否定?当然要。也当然应该有新的解释体系,所以我说抗日战争是国共两党联合进行的民族战争,这就是新的解释嘛。

下转46版

上接45版

经济观察报:请你对蒋介石做一个评价。

杨天石:这是很难的一个问题,新华社记者2006年和我提过这个问题,当时我讲了3句话,第一句,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蒋介石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第二句话,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蒋介石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人物;第三句,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蒋介石有功有过,既有大功又有大过,大功两条,一个是领导北伐,一个是领导国民党国民政府抗战,大过两条,一个是1924年到1937年的清党剿共,一个是1946年到1949年的反共内战。我现在基本上还是这三句话。

另外我觉得蒋介石是个思想性格有许多毛病,但又是一个不断进行自我反省、自我修养的人。从他的性格来说,我觉得有两个很鲜明的优点,一个叫坚毅有恒,日记记57年,这就是一个最好说明;另外一个优点就是不屈不挠,在任何情况下不灰心丧气。缺点呢,我给他总结了5个,第一,早年好色;第二,暴躁;第三,多疑;第四,孤僻;第五,自恋。

对于蒋的自恋,我要解释几句。他是极端的自我迷信,从来不把自己看成一个普通人。他对自己有两个定义:他是基督的化身,是太极的化身。由于这样的自我认识,导致他的救世感很强,迷信自己,大事小事都要管。随便举个例子,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吃饭狼吞虎咽,他在日记里写“叶部长吃相难看,我要提醒他”。他到了台湾这个毛病也改不了。所以胡适有一年给蒋介石过寿,就劝蒋要糊涂一点,意思说你少管点事,但是不管用,所以这是蒋的悲剧。

关于蒋日记的真实性,当然不能够什么都相信,有很多事情他不记,有的他记了,但是有他个人片面性的观点。但是有一点,我觉得真实性和正确性是两个概念,我说他真实性比较大,不是说他正确性比较大,为什么?我觉得有两个理由:第一,他写了很多隐私,说当年他怎么逛妓院,怎么搞三陪,所以我说蒋早年有三重身份,第一是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志士,第二是儒家的信徒,第三个是上海的花花公子,这就是他早年荒唐的一面,他会在日记里如实地讲,比如说他会写我到妓院去了,我看到床铺很脏,我就拂袖而去,他会写对面来一个女孩子,女孩子很漂亮,他会写“见艳心动,记大过一次”。

经济观察报:但是否会前面写得比较真实,但到后来考虑到蒋经国接班了,可能会更多地把日记作为留给蒋经国的教材?

杨天石:会有这个情况。蒋早年是个中下级军官,不会想到日记要留下去作为历史学家研究的东西,等他成为党国领袖了,当然会想到他的日记会留下去,所以有些东西不记,是可以理解的,另外他记的时候有一点美化,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

比如说1938年,汪精卫逃到河内,军统特务翻墙进院,本来是想把汪精卫打死,结果打了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要把汪精卫杀掉,没有蒋的指示是不可想象的,戴笠绝对没有胆量擅自做主。但对于这个事情蒋写了八个字“刺汪未中,不幸之幸”。我看到这一段就很惊讶,按照我的想法,汪精卫是汉奸,他要投敌,你派个特务去把他干掉,好事啊,为国除奸嘛,但为什么蒋介石会想“不幸之幸”?我猜蒋想把自己写成一个仁至义尽的人物,就是汪想叛国,出逃了,蒋劝他,你呀,到欧洲去修养,别去和日本人勾搭,汪精卫不听,那现在发生刺汪的事情,不就暗示人家刺汪不是我蒋介石的命令啊,我还庆幸他没有死。

蒋记日记记了57年,他天天写假日记,这个人岂不是太蠢了吗,有这样的人吗?他每天写,用毛笔,每天花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甚至两个小时在那记,尽是假话,这个目的还不是生前公布,是为了死后给人家留下来研究,没有这种蠢人吧?

经济观察报:如果在一个不同的学术环境里,你对蒋介石的评价会有变化吗?

杨天石:我只能说,我写的文章都是真话,都是我的研究成果,但是我不能保证我所有的真话、所有的研究心得我都讲了。这里面,一个是有些问题我需要进一步研究、思考,有些话我觉得还要等一等,在我们的学术环境更理想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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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杜然   编辑: li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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