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和:任志强天生是政府小媳妇 只能靠言论出位赢得名声

2010年10月18日 12:05凤凰网财经 】 【打印共有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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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小和 财经作家

按:前一段时间,接受《潇湘晨报》著名读书人袁复生的采访,就官商结合、人物写作和独立阅读,谈了一些自己的想法。谢谢复生,谢谢《潇湘晨报》,好多昔日的同事和朋友都看到了,多年不见,他们终于知道我这些年都在干什么。

【官商】

晨报周刊:你早年在常德的公务员生涯,与你后来很长的时间里,对“官商结合”的思考,有一个因果关系在里面吗?

苏小和:应该没有因果关系。这里需要对“官商结合”这样一个市井化的名词作一些学术界定。官商结合,大家耳熟能详,生气的时候我们称之为“官商勾结、贪污腐败、行贿受贿”。很多时候我们都认为这是一种当下的社会现象,一种经济领域的潜规则。但在学术意义上,它则是一个历史名词,一种基于企业和政府分工不清晰事实的学术定义。这种学术定义,由汉学家费正清、费维恺在《剑桥中国晚清史》提出,涵盖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官办三种企业形式,三种形式之间,是一种不管改进的过程,表明进入近代史以后,中国企业的发展形式,由起初的政府和企业同时参与,退化到后期单纯的政府直接操控;

近代以降,“官商结合”当然是从“洋务运动”开始。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正是这三种企业发展模式,构成了百年以来中国企业发展最主要的方法论。这样的方法论,最核心的问题,用企业理论的框架来追问,非常简单,那就是企业究竟应该由谁来办?私人,还是政府;官僚,还是商人?这是跨越百年的中国问题之一。史料意义上,我们不幸地看到,中国人进入近代以来,似乎理所当然地选择了一个错误的路径,企业必须只能由政府主办,退而求其次,至少只能由政府和商人合办,或者是政府监督,商人执行。所以我要说,百年之间,中国企业的商业模式一直是在官商结合的道路上徘徊,而不具有确定性,什么意思?看史料,我们会发现,在民国时期,1928年到1938年,有一个史学上的“黄金十年”的称谓。在那短短10年间,中国出现了一批看上去比较规范、具有近代企业或者现代企业特征的私人企业。它们产权清晰、产业稳定、品牌架构突出,成为中国企业史上最辉煌的一页。但可惜历史并不宠幸它,这种比较规范的企业10年,竟然昙花一现,接下来马上又被强大的官商结合传统深深遮蔽。

所以,中国企业发展的路径、发展的轨迹,事实上与中国百年以来的制度变迁,是一个正相关的关系。这正是我想陈述的,跨越百年的官商结合模式,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起起落落,正好可以见证百年中国历史叙事的徘徊与无助。

不过,我必须承认,我曾经的公务员职业生活,大量繁复的政府公文写作,让我积累了很多政府与企业互动的原始材料,我在一个小的行政范围之内,看到了中国企业,乃至于中国的市场对政府的依附关系,看到了我们的官员怎样理所当然地以政府之名,以发展之名,参与到企业的经营管理过程中,并视为一种醒目的政绩。我也看到,几乎很少有官员意识到,这种政府对企业的越位管理,在短期之内,可能看上去理所当然,但中期和长期看,却是对市场、对企业的巨大阻挠。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当年的公务员生涯,我不会在今天能够把“官商结合”看得如此清晰,我可能和大多数人一样,在这个问题上,仅仅是一个情绪的简单发泄者。

晨报周刊:你将此书取名为《中国企业家黑皮书》,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被笼罩于“官商结合”下的中国企业家,难以挣脱这样的阴影?

苏小和:可以这么总结。如果借用张灏教授的学术分析框架,还可以表述为“幽暗地带”。因此,黑皮书,既是一种对中国企业的历史陈述,也是一种对当下中国企业的现实分析,至少在中期来看,我们还看不到中国企业走出这种幽暗地带的趋势。

众所周知,中国的企业家很累,既要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更要应对政府管理的不确定性。我见过很多企业家在和政府官员打交道的时候,一副毕恭毕敬、点头哈腰的样子,也看见他们背地里骂娘,说在中国做生意真是难做;我见过企业家热衷于显摆自己和官员的良好关系,也看见有的企业家一旦发现官员倒台唯恐避之不及的场景。

黑,实在是太黑了;累,实在是太累了。

企业家既是市场分工的原动力,也是市场分工的结果。这种普适性的经济学价值观,所带来的经济现象就是,越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企业家越醒目,越是企业家辈出的国家,市场经济越发达。没有人能在朝鲜、伊朗或者是尼日尼亚找到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即使是看上去宏大的俄罗斯,消费者也很难迅速说出一个俄罗斯企业家的大名。

不过,关于企业家的的发生和发展,并不像理论的推导如此单纯。米塞斯认为,这个世界上有两类企业家,一类是市场体系中的“企业家”,一类是官僚体系中的“经理”,前者是市场的产物,后者则是政府的食客与傀儡。这样的分析简直是为古老的官僚中国量身定做。由于对分工缺乏认识,百年中国经济流变中,政府一直是最大的利益集团,围绕在政府周围的企业家,事实上都是政府利益的寄生虫,百年之间,庞大的中国,竟然找不到一家像样的企业,更找不到一个具有充分自由市场精神的企业家。

由此,我坚定地认为,企业家问题才是今天最重要的“中国问题”。这既是一个复杂的分工命题,也是一个复杂的制度改进问题。按照米塞斯的分析框架,当眼下中国大量的官僚经理和大量的市场企业家并存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两个企业家队伍之间的自由竞争,而是一种互为牵制的倒退。一方面是大量的官僚经理以市场竞争为名,大肆用垄断的方式破坏市场,一方面则是大量的市场企业家以企业战略为名,大肆寻找官商结合的纽带。中国的经济运行体系中,出现了一个黑色地带,人们既不能用纯粹的国家重商主义思维来看待那些趾高气扬的官僚经理,因为他们会利用明显存在的黑色地带,去寻找利益,人们也不能用纯粹的自由市场理念去看待一批新生的市场企业家,因为他们对官僚资源的渴求,有时候甚至超过了那些官僚经理。

一切都在黑暗的地带进行,黑色成为所有企业家的面皮。这几乎成为一种习惯,所有的企业家离开这种黑色地带,就不会做企业了。这就是中国企业家阶层最让人沮丧的现实。

晨报周刊:我最开始是读你写的《局限:发现本土企业的命运》。你在这本书中,反复这样提醒企业家朋友——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发展速度不要太快,尽可能地不要与强势政府进行资源互换,适度地保持企的独立经营。在国家体制和社会道德对私人财产的尊重还没有达到西方社会标准的条件下,在没有形成完全市场经济体系的条件下,中国民营企业只能依赖于企业家的谨慎经营。谨慎地经营,耐心地等待一个完全规范的宪政社会的来临,否则,极有可能死在路上。《局限》出版于2007年,3年过去了,你这个忠告,有没有修正?

苏小和:没有修正,相反,我甚至认为,企业的不独立,不市场,企业对政府关系的依赖,愈演愈烈。最典型的例子,当属黄光裕。黄光裕本可以沿着全球最大的家电经销商的战略去发展,这个行业干净,透明,完全的自由竞争,缺点是不够黑色,不好浑水摸鱼。中国所谓“水至清则无鱼”的庸俗哲理,终于害了黄光裕,他用了全部身家,都要进入黑色地带,和大批的欲壑难填的官员勾肩搭背,切入房地产行业,搞什么资本坐庄,并购,他甚至跑到公海去赌博,去开山寨卷烟厂,因为这一切的商业行为,都黑幕重重,都可以暗箱操作,巨大的黑色背景下,黄光裕以为自己可以发横财,以为再也不也不用守着国美家电零售行业苦度时日了。

是不是黄光裕对企业战略的判断有道理呢,难道家电零售行业,永远只能小打小闹吗?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短视的,经不起任何证伪的判断,沃尔玛就是靠着零售,多年来稳居全球商业500强的头把交椅,渠道和服务成为它无人匹敌的商业价值。但中国的企业家似乎不信这一套,多年前有个叫做杨斌的人,好不容易积攒了一点财富,因为在中国巴结不到政府资源,匪夷所思地跑到朝鲜,和金氏政权共建经济特区,最后不仅身家尽失,还锒铛入狱。即使是当年曾经靠着满世界闯荡的温州企业家群,如今也是钻破脑袋,要成为政府的座上宾,如此一来,既可以给自己捞一个主流的名分,还可以巴结一些新型商业资源。今天的温州人,已经很难找到当年的游牧精神了。

这里要提到一个耳熟能详的热词:国进民退。最近,李荣融先生卸任国资委主任的新闻炒得很火热。在市场经济的意义上,李荣融先生主政的7年,正是国进民退思路的彻底体现。大概是10年前,深得政府信赖的经济学家王绍光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概念,即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他把国家能力定义为“国家将自身意志(preference)转化为现实”的能力。其公式定义为:国家能力是国家实际实现的干预程度与国家希望达到的干预范围之比。王绍光把国家能力分为四种能力:一是汲取财政能力,二是宏观经济调控能力,三是合法化能力,四是国家的社会控制能力。这样的观点,在各种主流媒体里司空见惯。比如牢固坚守的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强调的国家发展能力、中国特色、民族意志等等。这种高拔的宏大叙事让很多人热血沸腾,可以却与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大异其趣。当看上去无比正确的“国家能力”被彰显到一个极高位置的时候,国有经济的比重必然要大幅攀升。正是在这种思路下,李荣融先生的7年政绩才成为现实。也正是这种思路,30年来虽然民营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但在与国有经济发展的比例上,民营经济所占规模却是远远落后于国有经济的。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这些年我们是看到民营企业如火如荼,但比如火如荼更加火热的,是国有企业在全世界范围内高歌猛进,是几乎所有有价值的资源和行业,全部集中在国有企业手里。

我的意思是说,在国有企业大面积突进的年代,民营企业的式微,就是一个必然的现实反映。我甚至简单的认为,过去,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冲突,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意识形态冲突和制度冲突,但今天,我更愿意认为,这种冲突已经异化成一种简单的利益冲突,既得利益的纠缠,成为这个时代倒退的主要原因。

晨报周刊:你这本书的开篇很有意思,任志强的对话。他很委屈地说,作为国有企业的掌门人,他必须要在政府面前扮演“小媳妇”的角色,做很多“亏本买卖”。从企业的长远发展来看,在一种市场竞争的格局下,“小媳妇”能获得资源是不是越来越少?它的日子是不是会越来越难过?

苏小和:在企业家的层面看,任志强是一个特例。或者我们说,任志强本来就不是一个称职的企业家。他只是众多围绕在政府利益周围的“官僚经理”之一。从产权上看,华远地产到今天为止仍然是一家由北京市西城区主管的国有企业。从资本走向来看,华远地产可能只是北京首创集团的一个小项目,没有首创的资本补给,任志强几乎什么也不能做,或者早就关门大吉了。也就是说,无论是从产权安排,还是资本来源,华远都是一家标准的国有企业,任志强纵有天大的本事,那种通过管理层收购将公司股权私人化的改制动作,他是想都不敢想。事实上,任志强的确从来没有想过要把华远打造成一家规范的现代企业,恰恰相反,他一直在努力把华远培养成一家规范的国有企业,并以此为荣。按照他本人的陈述,华远的起步仅仅叫做计划外全民所有制企业。这是一种奇怪的企业制度设计,靠西城区联社20万元借款起步,10年之后,也就是1992年,华远的管理者们想买一辆公务用车,突然发现自己并没有编制,1996年,企业申报资产,华远再次发现自己无法按照国有资产申报,北京市国资委一纸公文告之,华远不是国有企业。

所以,任志强其实是一个没有企业野心的人,他天生就只是政府的一名“小媳妇”。至于他的日子是不是很难过,我认为至少在企业意义上任志强找不到成就感,因此他只能靠言论出位来赢得名声,换取价值归属。在这个意义上,我毫不妥协的认为,任志强一直都是一个失意的企业家,一个被边缘化的国有企业的职业经理人

晨报周刊:你特别喜欢网通的田溯宁,很多地方都谈到他。但在具体的企业经营上,他是不是完败于体制?从田溯宁来看,难道国有企业的这种体制,是现代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天敌?

苏小和:我以前把田溯宁当成我的智慧层面的朋友,在我接触的人当中,他是那种视野开阔,头脑激荡,时刻走在市场前面的思想者,一个看上去就比我聪明很多的人。你说得很对,就是这样一个聪明的人,在企业家的层面,却完败于体制。他的志存高远、苦心经营8年的中国网通,如今不仅与他毫无关系,甚至连网通这样的名词,也在中国企业界消失。对于一名企业家而言,这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巨大的失败。

田溯宁的教训在于:他当初借助大靠山,切入中国国有企业体系,显然是认同了国有企业的制度规则,但他后来的一系列动作,却是与国有企业格格不入的现代企业方法论。田溯宁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置身于一个巨大的悖论之中。其中的选择似乎是二元结构:要么田溯宁从一开始就认同体制,随乡入俗,放弃自己的价值判断,要么,他从一开始就站在清晰的现代企业制度层面,所有工作都坚持国际化、制度化、市场化。

但田溯宁没有勇气做出这样的选择,他选择的是中庸之道,是左顾右盼。一方面他要食旧体制之利,一方面又想在旧体制中折腾出新花样。田溯宁的故事告诉我们,在产权不清晰的背景下,寻找企业家的发展空间,可能性不大;通过大背景、大靠山寻找企业家的发展空间,可能性也不大;在一个臃肿、庞杂的国有企业内部,张扬自己的个人价值体系,不在短时期内迅速随乡入俗,一不小心,就可能被众人当成食洋不化的书呆子。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理直气壮地得出结论,田溯宁的失败,事实上是中国国有企业制度改良的失败,我们还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一个连田溯宁都无法容纳的国有企业体系,无疑是没有出息的,它所有的希望只能是抱残守缺,只能是借助政府垄断抢夺市场,而这样的企业体系如果继续成为我们的主流,最终的结局将是垄断势力更加强大,市场容量更加弱小。而一个市场容量持续不足的国家,它持续发展的能力是值得人们抱以足够怀疑的。

晨报周刊:柳传志在国有企业体系中的成就,你认为是“小概率事件”,为何?这与联想所在的行业关系有多大?

苏小和:对联想和柳传志先生做“小概率事件”的评价,出自北京另外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刘晓光先生。我在和刘先生访谈的时候,他再三强调这一点,如果联想不是中科院这样一个学术机构的下属企业,如果柳传志先生遇到的领导,不是周光召这样一名开明的,有着清晰学术常识、市场经济常识的领导,如果联想起初介入的,不是PC制造这样一个完全被政府放弃,直接面对全球市场的自由竞争的产业,如果柳传志先生本人不具有那种乌龟一样的忍耐精神,甚至我们再假设,如果柳传志先生本人没有一定的制度背景,就不可能有今天联想的气象。某种意义上,上述假设,几乎缺一不可。

晨报周刊:我特别注意到,你对李彦宏和王中军的追问,他们都极其谨慎地表态,觉得审查机制,对于企业的发展,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障碍。以你的观察,事实也是如此吗?

苏小和:当然不是。不过我理解李彦宏和王中军的谨慎。企业家的最大思想价值,在于妥协精神。企业家的天职,是引导公司盈利,而不是与制度抗衡,也不是与市场抗衡。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情与理解两位企业家的处境。但反过来看,任何一个稍微有点经济学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如果没有今天的电影审查机制,王中军会直接面对一个更加巨大的市场,在现实背景下,王中军和他的华谊兄弟,不可能成为中国的好莱坞,一家电影公司对审查机制的迎合与回避,各种的愁苦,不宜为外人道,相信任何一个产业中人,都感同身受。

至于李彦宏和他的百度,作为一家新技术公司,本可以跳出官商结合的牢笼,做出一家真正的现代企业。事实上,在公司治理结构的层面,李彦宏的确做到了产权清晰,在资本运营的层面,更是做到了绝对开放。这种在中国经营,在美国上市的高科技企业,看上去完全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种种要求。但中国的事情总是比一般的制度设计要更复杂,更隐晦。李彦宏的问题显然不在企业制度设计,而在于更加抽象的信息自由流动。几乎可以肯定地认为,如果中国市场不能实现信息的自由流动,那么百度将永远只是一家小富即安的公司。如此,在信息流动的层面,百度终于必须要和政府达成一致性,否则,他甚至连小富即安都实现不了。

所以,我不主张人们简单地攻击百度,毕竟百度只是一家公司,李彦宏只是一介商人。我们可以提出自己的怀疑与批评,李彦宏当然可以用一堆外交辞令来化解。我们需要的是信息,李彦宏需要的是利润,看上去有一些分歧,但不至于对立,不至于冲突。世界过于博大,所以我们的心胸必须持续的拓展,所谓宽容,所谓多样性,没有人能够彻底封锁世界,没有人能够让所有人都变成瞎子,生意也好,批评也好,管制也好,给别人一个宽阔的世界,就是给自己更加宽阔的世界。相信我们都明白这样简单的道理。

晨报周刊:有意思的是。你在那篇对沈南鹏的访问的评论中说:“如果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真正自由开放的市场体系,是一个完全放弃了官商结合传统的企业架构,那么我们是不是会发现更多、更大的商业机会?我们的企业是不是会更有气象?”即使如沈南鹏这样的国际化伤人,在中国也必然受到官商分工不明的牵制。但沈南鹏也很谨慎地逃避了你的追问。你觉得他的“专注”的说辞,因为专注,所以不觊觎石油、银行、通信行业,有道理吗?

苏小和:沈南鹏是我见过的最有才华的年轻投资家、企业家,还是那句话,真正的企业家首先懂得的是如何回避风险,其次才是战略定位。刚才我说过,企业家的首要精神,是妥协,因此,沈南鹏选择用专注这样的企业范式来回应我的问题,我非常理解。但我想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一个私人企业家投资、经营石油、银行、通信产业,就不是专注呢?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伪命题。沈南鹏比我更有投资眼光,他知道其中的苦衷。这里,我们不如越过沈南鹏,去关注那些失败的案例,比如德隆唐万新对金融产业的涉足,比如湖北龚家龙对石油产业的涉足,还比如田溯宁这名聪明的人,对通信产业的涉足,很遗憾,都是以失败划上了句号。唐万新、龚家龙如今还深陷牢狱,这就是最好的答案。

晨报周刊:最畅快的一个访谈,是这个书最后的部分,对张树新的访问。她的人生,日趋通透。你说:“和其他关心技术、关心营销的企业家不同,张树新找到了这些问题中最核心的关键词:自由。”你将这个访谈放在最后,你的意图是?

苏小和:如今的张树新,已经是一名思想者。我所了解的张树新,她最主要的思考范畴,应该是落在了中国企业发展的制度背景上。她比任何一个单一的学院知识分子更了解中国企业的苦衷,了解横跨百年的官商结合模式如何抑制了真正的企业发展。和其他关心技术,关心营销的企业家不同,张树新找到了这些问题中最核心的关键词:自由。这与当年哈耶克的理解暗合。哈耶克晚年发现,名词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并不能准确表述蔓延全球的商业现象,因此,他在后来的文章里,用“自由企业”这样的名词替代了“资本主义”。“自由”成为哈耶克观察经济社会最理想的路径。

显然,我将张树新放在书的最后一章,是想凸显这样的理念,企业家一定是自由竞争和开放社会的产物,这是中国企业建设惟一的方向,舍此一点,中国企业不会有希望。

【人物】

晨报周刊:之前看一些报道说,你一直有个心愿,想给杨小凯先生写一个评传。为什么会选择他?他身上有一种什么样的魅力吸引着你?

苏小和:杨小凯用56年的人生,在他一个人的范围内,建构了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国宪政的制度分析理论和基于基督精神的生命终极关怀。在经济学的领域,他形成了杨小凯范式,他的超边际分析方法,拓宽了经济学的方法论;他对中国宪政的分析,拓宽了“中国问题”研究的学术领域,延续并发展了李约瑟、费正清、费孝通等诸多学者的学术成果;而他的基督关怀,在中国几千年的旧式知识分子的思维定势里,开辟出一条崭新的途径,使得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路径直接指向了终极意义。

在这样的意义上,杨小凯的学术价值,在中国经济学领域,基本上是前无古人。

晨报周刊:对于杨小凯的“后发劣势”,你怎么看。这些年中国的发展,是否印证了他的担忧?

苏小和:我个人当然认为,历史正在被杨小凯不幸言中。

小凯的后发劣势表述,将经济学家沃森的“Curse To The Late Comer”,即“对后来者的诅咒”,置放在中国百年经济史里,让人眼睛明亮。事实可能正如小凯所言,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但这种没有制度提升的模仿,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可能导致失败。林毅夫的阐释显然有意背对杨小凯而去,他不认为一个后发国家只有完成英美的宪政改革才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也不认为当下英美的宪政体制就是最好的制度,如此,后发很有可能是一种优势所在。

这当然是一段很有意思的学术佳话。不过很有意思的是,吴敬琏先生日后提出来的“好的资本主义和坏的资本主义”,可能就来自当年的这场学术之争。所谓坏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官商勾结,权贵群体垄断政治,从而导致严重的贪污腐化。小凯曾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证明,坏资本主义有除政治之外所有商品的自由市场,但政府垄断的部门没有自由进入,虽然政府垄断部门的服务可公开自由定价,或间接自由定价(贪污受贿)。政治垄断使政府垄断的部门的服务质次价高, 产生的收入分配无效率的不平等,政府垄断的部门或与政府勾结的商人获得大量垄断利润, 而其它部门受剥削而收入低, 因而限制市场容量的扩展,并有害于经济发展。垄断政治的利润的常见形式就是贪污腐化。因此,经济增长本身没有带来社会稳定,反而激化了社会冲突。

相对于这几年沾沾自喜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来说,小凯的后发劣势理论,的确像一个先知的预言。

晨报周刊:湖南籍的经济学家中,除了杨小凯,还有一个在全球经济学界有影响的,陈志武。你对陈老师,也十分认同。你和陈老师,应该还有更多的现实交往。陈老师的身上,有哪些你喜欢的品质?他的著作里面,你最看重哪本?为何?

苏小和:陈志武教授在中国出版的所有著作中,我最看重他的《24堂财富课》,这是一本基于自由市场经济、个人自由意志、个人生活幸福的大好著作。切入点非常小,但呈现出来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却非常有意义。而这正是我判定一本书的好坏的最重要的标准。很多书过于实用理性,缺少价值传导,很多书过于空泛,宏大叙事,缺少细节支撑,而陈志武教授的这本书,却是二者兼备。

我和教授在去年的冬天,有过频繁而深入的接触。他开玩笑的说,我的诗歌美学深深地影响了他,而他的数学之美,等于我的诗歌之美。教授身上的谦逊,温柔,严谨和坚持,对于我,不仅是一种学术方法层面的引导,更是生活态度的影响。

晨报周刊: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在评选2009年度烂书时,郎的这些著作也入选了,理由是“郎咸平是经济学界的余秋雨”。相比之下,你的批评更严厉,你在《郎咸平教授是不是特别缺钱花?》中批评他“站在舆论的平台上,不断放出一些也许连他自己都不屑一顾的惊悚名言,害得大量本来就缺乏常识的读者在谬误的道路上越陷越深”。似乎,你不仅在学术观点,在人品上,对郎也有质疑?为什么呢?

苏小和:关于郎咸平的品质问题,不仅我质疑,我很高兴地看到,许小年、陈志武、汪丁丁等学者都在质疑。我至今不认为郎咸平不懂那些基本的常识,一个在台湾长大,在美国留学的博士,怎么可能不懂常识。他只是为了迎合中国大众的思维定势,还是陈志武教授说得好,人的思考习惯有时候很懒惰,凡是听上去就很正确,很舒服的观点,基本上都可能有陷阱。可惜人们习惯了思维的惰性。郎咸平教授正是发现了这一点,用一些耸人听闻的陈旧词汇,来迎合受众的懒惰。

我也是受众之一,可以肯定地说,我也是一名思维懒惰,习惯于捍卫陈旧思维定势的受众。但我想说的是,一名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必须要完成对自我知识结构的解构性工作,然后花费一定精力重构自己。否则,你可能一辈子都是一个画地为牢、鼠目寸光的人,可能你永远都是一名听任他人鼓动和摆布的棋子。

【独立阅读】

晨报周刊:除了“财经作家”这个身份,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独立书评人。而且和戴新伟、王晓渔他们一起发起了一个民间阅读刊物“独立阅读”。这个事情,是无偿的,但你做得很认真。为什么要投入精力来做这个?

苏小和:在这样一个时代,我只能靠阅读来改变自己,所以我的基本态度是,从独立阅读开始。这里需要提到一个个人体会,老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独立阅读之后,学会独立写作读书笔记,你会发现你事半功倍,你会发现你在缓慢地进步,不仅是知识的进步,不仅是观念的进步,可能你还在别人的经典话语体系中实现你的表达的进步,文笔的进步。

所以,我想对每个热爱读书的人说,你不仅要读,你一定要学会写,从写读书笔记开始。

我想,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体会,也是我们独立阅读小组所有人的体会,其中的快乐,其中的收获,无以言表。这样巨大的收获,我们哪里会敢不认真,我们哪里会舍得放弃。相信我们,独立阅读报告会越来越好。

晨报周刊:你早年开始写诗,这些年还有坚持。诗歌在你的世界里,有什么份量?这和财经写作、理性的思考,有矛盾的地方吗?说说你喜欢的诗人。

苏小和:诗歌是我一辈子都在坚守的表达方式,是我一个人的写作隐私,是一种完全个人化的劳动。在我一个人的范围内,财经写作和诗歌写作不仅不冲突,反而相得益彰。在终极意义上,两者都是对人的价值的关注,经济学从人性出发,关注整个人类社会的福祉,诗歌也是从人性出发,关注个体生命的走向。

我喜欢的外国诗人,是艾略特、里尔克和泰戈尔,他们保存了人类最优美,最宽阔的想象力。我喜欢的国内诗人,是杨黎,他是一个真正能够体会到词语先锋性的诗人,现代汉语的平民性,日常性在他这里找到了价值谱系,杨黎可能是惟一一个将口语写作运用得趣味横生的优秀诗人。

晨报周刊:今年暑假我们在年轻读者中调查,做了个“成长榜单”,孩子最喜欢的书里面,有一本《德兰修女传》。你是个基督徒吧?我一向不喜欢听“中国人没信仰”这句空话,我想更多地了解知识分子有了信仰之后,对于“知识分子”的理解,是不是会有了新的变化?就你自己而言有什么感触?

苏小和:对,我是一名基督徒,而且我可能还是一名能够把基督福音带进公共写作的基督徒。有人说我的财经文章味道与众不同,这种不同之处,就在于我的文章里,有福音。

基督信仰是一个个人范围内的超验体会,语言几乎无法呈现。不过我想说的是,人类有一个永恒的命题,这就是苏格拉底提出的问题:认识你自己。许多年之后,加尔文再次提出,首先认识神,然后才能认识你自己。我前所未有地体会到苏格拉底话语的渴求与迷茫,也前所未有地体会到了加尔文话语的美妙。人是一个有限的载体,就像人永远不可能用自己的眼睛直接看见自己的面容,人必须借助镜子才能看见自己。在信仰的层面,上帝是我们惟一的镜子,圣经是一本关于人的使用说明书。

晨报周刊:在经济学方面,有人说你和加尔布雷斯的想法比较接近。当然,你文章中经常提到了阿马蒂亚·森。还有哪些其他的经济学家,你觉得可以推荐给非经济学专业出身的读者可以读一读的?

苏小和:非经济学专业的人接触经济学,森的著作显然有难度。我推荐保罗·海恩的《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这是一本被美国常春藤学校列为通识教育的经济学教科书,国内有中文译本,翻译得不错。另外我推荐秘鲁经济学家索托的《另一条道路》、《资本的秘密》,这是两本具有建设性和操作性的著作,他的语境,和今天的中国经济很类似,读者可以借着这两本书,直接展开对中国经济的思考。

晨报周刊:你在微博上,专门推荐了@陈夏红的广播站 ,@楚望台 ,@李华芳 等几个80后的学者。为什么推荐他们呢?此外,还有别的30岁左右的70末80初的写作者可以推荐吗?

苏小和:陈夏红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学博士,这些年他一直在努力做一些恢复性的学术工作,比如他对民国法学体系的还原,比如他最近对江平先生的深度访谈,都是极有价值的学术工作;楚望台是1985年生人,也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毕业生,他更具有田野调查精神,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较好的训练,在他的身上,既有现代法学上的严谨思维方式,又有中国古典传统艺术的雅趣,是不可多得的少年才子;李华芳正在美国留学,他对经济学的理解相当纯正,这些年他和几个朋友操持的《读品》,具有很纯正的学术精神,在年轻一代经济学人中,我看好他。

70后中,我看好袁天鹏,他一直在中国传播罗伯特议事规则,其中的启蒙意义,规则意义,价值连城。这是一份很实在的工作,没有那么多宏大叙事,没有那么多冲突,但却具有润物细无声的美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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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苏小和   编辑: ding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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