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全球化的风险

王绍光认为，香港的贫富分化与经济结构有关。在过去制造业时期，香港的两极分化并不如现在严重，但是随着这个城市日益偏向金融及服务业，贫富分化日益严重。服务业有两个极端，低层诸如麦当劳的员工、银行收银员的收入和高端的律师、投行家、医生等月收入可以相差10倍甚至数十倍。

上述现象反映香港的一次分配体系出现了问题，而香港的二次分配体系并没有起到应有的再分配功能。王绍光评论说，近期香港对公费医疗体系提出多项修改建议，但其做法类似征收“强医金”，“这将进一步减少低收入人群的实际可支配收入。”他说。

这种现象当然同样引发林行止这样的知识分子的深思。

甘阳说:“资本主义在经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各国政府都进行了积极干预，令经济稳定并注重社会公平。但是近年来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深入，资本的投机性越发明显，资本主义正变得更加‘劣质’。”他指出，从10年前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开始，一直到近期的越南股灾，以及全球粮食、原油价格暴涨，背后都有全球投机资本的影子。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甘阳说，“资本正变得越发不可控制，变得更加非理性和更具风险性。虽然我不知道林行止本人是什么想法，但相信他也注意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金融全球化带来的风险。”

甘阳认为，林行止在专栏中提出的问题很好，它提醒一些人不应该对资本主义过度歌功颂德，“资本主义的丛林法则实际上是不可接受的”。

令人遗憾的是，知识分子的思考并没有被香港媒体广泛关注，尽管林行止本身也是传媒人。实际上，香港媒体在呼吁社会公平、减小贫富差距方面的努力远远小于内地媒体。王绍光对记者表示，在内地房价高涨的时候，不少内地媒体都把焦点投向了那些低收入人群，但在香港，媒体的焦点却仍然是富人阶层。

“今年香港房价上涨迅速，但是你翻开报纸，会惊讶地看到，大部分报道都是称房价上升给投资者带来多少回报。”王绍光很遗憾地说，“没有人去关注这会给底层民众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的确，本报记者每天都会收到房产中介发来的消息，几乎全是换房客赚取多少利润的新闻，目的很简单，鼓励大家多买房。

王绍光认为，造成上述现象的部分原因是，香港仍然是个以自由资本主义推动的金钱社会，谁成功谁就更吸引眼球。另外一层原因是，目前生活在底层的港人很大部分是外来的“新移民”，对他们来说，香港可能比起原先的生活环境要好一些，因此他们愿意忍受。

在太古广场，记者就碰到一位刚刚进入某四大会计师行的内地毕业生，她对记者抱怨，自从上班开始，就没有在午夜12点前下班过。“连我们领导都在加班。”她说，“在香港，除了公务员(只有香港永久居民可以报考)，好像还没听说有哪个行业不需要加班。”

她希望几年后能在工资上向她的部门主管看齐，后者可以拿到4万~5万元每月，年底还有大笔的花红，至于不加班，她表示不抱奢望。

这个女生说，还有相当多的“新香港人”靠着这种“向上爬”的梦想在拼搏，虽然身在底层，却不屈不挠，他们或许对贫富悬殊有体会，但是没有时间、渠道、能力，也没有精力去表达不满。而本应为贫富差异呐喊的媒体，大部分版面已经被富豪与娱乐焦点所占据。

在香港，许多深层的问题不到一定的层次是看不出来的。“林行止所处的位置有助于他看清一些问题的本质”。王绍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