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于晓娜郑小伶香港报道
一年365天,要写100多份报告,要盯着300家上市公司。这是一位明星分析员与他的团队的基本工作量。
让记者惊讶的是,投行分析员的工作量与一位财经媒体记者的数量相当,只是分析员报告每一个Page价值不菲,而他们对每家上市公司的了解——对公司每一刻价值变化与高管每一寸私念的掌握深入骨髓。
在圣诞节前一天,我们采访了摩根大通亚洲区中小板研究主管(Head of Asia Small Caps Research)唐志刚。他与他的团队连续三年获得《机构投资者》(institutional investor)亚洲区中小板块最佳分析师的誉称。他笑得很诚恳:这是一个硬当当的奖。
他在2001年从哈佛毕业来到香港。此前在波士顿顾问集团公司工作三年。他在香港历经了两大著名投行:高盛与JP摩根。很幸运的是,这两大巨无霸,在2008年的金融海啸中还在执业、赚钱。
由于刚做完一个小手术,唐志刚坐姿有些艰难,但谈锋依健。
“现在整个模式跟过去不太一样,你看财富被摧毁了那么多,未来的投行模式也要进行一些很大的改革。我估计投行以后不会变成一个Risk taker,不会去承担太多的风险。过去投行之所以那么高的利润,因为自己承担的风险越来越大,当然他们会说我们的风险都是对冲过的。谁知道呢?未来的话,风险会越来越小,承担的风险不会那么大,收益也肯定会下去的。在1990年的时候,有多少人知道摩根?到了2007年,有多少人不知道摩根?”
在唐志刚的上一代,1990始,香港中环活跃着华裔“投行明星”刘二飞、李山、胡祖六、谢国忠等人。这些人,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后短促的萧条期,而唐志刚们,则要应对漫长危机的特殊时代。
坏消息出尽的正面因素
《21世纪》:2008年已经到岁末了,每到年终你们的工作之一就是告诉市场,什么是好消息,什么是坏消息。
唐志刚:明年的话,我觉得一季度情况还会反复,明年如果股市往上走,会是在第四季度出现,2010年肯定要比2009年好,我们现在应该是往乐观的方向看,而不是往悲观的方向看问题了。
正面的因素和负面的因素,已经发生过的我就不谈了,那些现在还没有体现到价格里面去的负面的因素有几个:
第一个,今年第四季度的业绩会是非常差的,而且我相信实际情况会比分析师估计的平均水平还要差很多。在这样的情况下,到四季度业绩报告之前或是之后,可能还会有一拨评级下调,比如调业绩、调预期等等这样一拨。但是这个影响有多大现在不知道,最起码这应该是一个还没有放进去的坏消息。
第二个,美国那边还有几个“炸弹”还没有爆,我觉得有三颗。
第一颗是信用卡,除了银行资产价格下降而需要进一步拨备或者再注资之外,接下来出问题的会是在信用卡这个领域,而这也会进一步影响到资产质量。
第二颗就是养老金负债率,美国有一些养老金是需要大公司来补的,比如说养老金投资,我今年投得好,明年超过这个盈余就可以write back到公司不良贷款里,但是如果说投资有一定的亏损,或者是盈余不够而导致养老金低于需求的话,公司就必须拿钱补足,这个钱必须是现金,而且是直接从公司损益表里面扣的。
这个部分我相信会给公司2008年的业绩造成很大的影响,因为现在大家都是养老保险金不够,这次如果你看汽车业的情况,其中给了三大汽车厂一个最重要的让步,就是说你可以暂缓补充养老金保险。一旦这个钱要补充的话,很可能是百亿美元级别的,这个会影响到业绩,这是第二块。
第三颗就是,今年大的公司还有几家要倒还不知道。现在的制造业里面,汽车还是很麻烦的,因为美国的汽车厂,实际上它们是没有竞争力的,现在只不过是政府来花钱买一点时间,然后等大家的预期都稳定以后,汽车公司就可以破产了。因为如果现在破产的话,风险比较大,跟当时雷曼兄弟是一样的,政府先用5个月的时间,让市场对雷曼做反应,最后就关门了,这是有可能的。
《21世纪》:中国的情况呢,是否未来比较乐观?
唐志刚:对中国来讲,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向下的周期,或者是消费这边的向下周期,实际上还刚刚开始不久。当然,这一次中国政府的反应速度比美国要快得多,而且我们这边没有很大的杠杆,无论是按揭买房还是其它,我们的杠杆实际上没有像美国那么大。
虽然我们整个消费可能明年还会往下,也不一定是往下,可能是增速会放缓,像房产、汽车等的消费会出现负增长,但影响不会是致命性的,可能会有一些车厂倒闭,有些房产公司活不下去了,但是这样的话,就优胜劣汰。
因为走到今天这一步,所有人都看得很空了,现在说到底就是要看这些因素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去震撼这个市场。
《21世纪》:正面因素有哪些?
唐志刚:现在大家看不到正面因素,但我觉得还是不少的。这里的正面因素主要是坏消息出尽之后的正面因素。
第一个是,以香港来看,今年10月末的大跌其实并不是基本面的问题,而是一次非常集中的去杠杆化的结果。这次去杠杆化最大的驱动力不是在机构投资者,包括对冲基金、共同基金等,而是PWM(Private Wealth Management,私人财富管理)部门,主要是给富人做代客理财,进入壁垒比较高,比如至少是500万美元以上,或者1000万美元以上。
10月份的大跌之后,我与很多PWM的朋友聊过,发现情况挺令人震惊的。PWM市场规模究竟有多大?没有人知道。你可以说亚洲有几千亿美元在这个上面,规模甚至可能超过对冲基金,但可能比共同基金小一点。
包括在像UBS这样一些欧资的大行,PWM连续几年是四个部门当中盈利第一的部门,很多大行都是PWM最赚钱,然后才是自营业务,可见这块市场做得有多大。这一块杠杆都很高,一般都能达到2-4倍,相当于我拿一块钱,可以再借到3块钱,这个杠杆比实际上是很厉害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有去杠杆的可能性,然后再加上当时雷曼倒闭以后,我了解的情况是,这边的一些大行对PWM都开始规范,开始收紧。比如,有一家大行就规定如果一个PWM的客户,在一个资产类别当中出现了Margin Call(追加保证金)的话,就会把他所有的资产组合全部斩掉。如果该客户的可转债或者衍生产品被要求追加保证金的话,其它的资产也全部要被斩仓。
《21世纪》:这么厉害吗?以前大行都是倾向于保护大客户,甚至还可以商量贷款给客户维持仓位的。
唐志刚:对,现在不一样了,Accumulator等这样的情况出现之后,大行一般都不允许销售有未知风险或者风险敞口的产品,不仅如此,对客户的风险也管得很严。
实际上我看到10月底,对私人财富管理的平仓实际上非常厉害,但这之后,到10月底、11月初的时候,实际上我看到的是非常干净的市场。香港10月27日跌得比全球多得多,但是后来美国再见底的时候,香港就不见底了。可见市场的力量不一样。
如果一个市场被非基本面砸过而且基本砸得很干净的话,当然现在稍微有一点马后炮,但回过头去看,当时是可以买的。因为再往下的动力不够。
我个人相信,10600点应该是这次熊市的低点。因为那个点如果是这样砸出来的话,已经没有市场力量把它推到那个点了。
《21世纪》:就是没有基本面的改变了?
唐志刚:对,除非洪水爆发、战争等这些出现,已经没有基本面能够把市场推到那个点了。
从基本面的角度来看,我觉得现在市场最起码有两块关键因素没有看到。
第一块就是从四季度开始,尤其是在10月、11月以后,对公司尤其是制造业的公司来讲,成本改善得非常快,这是很多人没有看到的。今年三季度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大范围的利润率挤压,因为成本上去了,但是销售在放缓,大家谁都不敢加价,很多厂商也挣扎在倒闭边缘,都在跳楼价甩卖,这样的话,他们的毛利率包括利润率,是受到很大挤压的。
到了第四季度,一方面公司有高价的存货要消化,一般公司起码有一个月的存货,另外一方面,四季度其实是一个业务停滞的季度,尤其是10月份、11月份,存货处理是一个原因,还要重新判断市场情况,原来要做的投资是不是要做等等。
这个季度结束之后,明年一季度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明年一季度会是个Low Season,交易不是很多,比较低迷,存货会减少,现在铁矿石、煤炭的存货都在往下走。现在都逐步在转,能够看到这个趋势,而且一旦成本下来了以后,企业的毛利率会得到改善,尤其是高价存货能够在四季度消化掉,明年一季度,应该看到有一定议价能力的公司利润率将上升,而且这个可能是贯穿2009比较重要的主线。
第二块就是行业整合。这次行业整合的话,我相信明年会发现它的力度远远超过我们可以想像的,而这个实际上是好消息。大量的企业倒闭,实际上空出了很多的市场给有竞争力的企业。
2009选股年:工具在何方?
《21世纪》:对于明年来讲,投资者有所为,还是有所不为?
唐志刚:明年实际上是一个选股年。今年一定程度上来讲,砸得是没有基本面的,好的公司砸得比坏的公司更多,因为好的公司里面投资者更多,当这些投资者都往外冲的时候,股价就完蛋了。
明年的话是可以选股的。
《21世纪》:怎么选?
唐志刚:要抓几条主线。
第一条主线是选股最基本的原则,就是选行业领导者,因为现在行业领导者跌得比非行业领导者还低,所以肯定是买第一位的;
第二个就是资产负债表一定要强,关注现金流、稳定性,以及与现金流相关的因素,比如该公司最好在过去的18个月当中没有进行重大投资,重大投资指的是,比如说地产公司买了很多的地,制造业企业扩张了三倍产能,或者是花了一个15倍的PE收购了一家跟我一样大的企业。如果没有这种事情的公司,渡过这轮危机的几率是非常高的。
再加上要有非常好的管理者,然后再看它的业务。业务的话,我觉得也取几个主线,第一个是看政府政策投资投到哪里了。
《21世纪》:你投身金融行业也已经有将近十年的时间,跨越了两大经济周期,你会怎么总结你过去几年对于市场的一些理解?包括估值体系的转变?
唐志刚:我觉得资金流的作用或者说是热钱的作用正变得越来越大,巴菲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如果现在要让我选择学巴非特还是索罗斯的话,我会认为,索罗斯的理论对周期性波动的指导意义比巴菲特的理论更重要一些。巴菲特的东西当然是好东西,我们当然要做基本面分析啊,价值分析等,但是PE到底是定在3倍合理还是5倍、7倍、9倍合理?这个是根据资金流向决定的,要在资金流充裕和不充裕的情况下分别做判断。
资金流的流向实际上是一个系统性的,这次从1997年到2001年的周期,再从2001年到现在的周期,每5年一次。1997年、2001年、2007年,三次都是大的危机,但是每一次的成因都是不一样的,你能够从里面找到什么共同点吗?共同点无非就是,当资金量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原来很好的投资机会,会变得越来越少,当最后演变到不是机会的机会也开始投资的时候,就成了泡沫。
《21世纪》:每一个周期内大家相信的东西应该会有一点点不同吧?比如估值方法和估值体系?
唐志刚:对,牛市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比如互联网的时候,当你都觉得Price to revenue已经不能解释的时候,大家就用click来解决。在美国,当时大家说,你这个公司怎么估值呢?你有多少个点击量就是多少,疯狂到这个程度。
就是说,估值这个东西,随着资金链牛到熊、熊到牛,很多人都说不准,都是事后诸葛亮。今年10月27日的时候,很多小盘股都达到了1-1.5倍的PE,大盘股也达到了6倍PE,合理吗?当然不合理了。现在当然看到反弹了,但当时为什么能达到这么不合理的地步?这是由资金流向决定的。
在衰退的时候,应该比较看中这几点。PB(市净率),大家不再看E(Earnings,盈利)了,觉得E吃不准。比如说,如果整个市场或者说某个的公司历史上最低的时候PB曾达到0.5倍,或者是0.45倍,而现在也在0.5倍上下,那么你可以说差不多到底了。另外,如果是熊市的话,大家会比较注意看他的分红,分红高的公司你获得的回报会高一些。
而牛市的话,E会比较重要一点,大家对盈利增长会比较重视,比如,这个公司的盈利是以30%的速度增长,相对于一个以20%增长,那它的吸引力就要好很多;如果增长率达到40%以上甚至50%的话,就更好。
整个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估值体系转换的过程,在这个转换过程中,应该考量的是,当情况有变的时候,你觉得哪一个公司最容易受到冲击?明明是同样一个公司,在不同的时期,估值甚至能够出现90%以上的差距。
《21世纪》:这是否意味着估值是没有根本性的坐标?
唐志刚:应该说是,在不同的时期估值体系会有不同的变动。经过这几轮以后,我觉得看公司估值没有太大意义,如果有一点意义的话,那这个意义在哪里?是说,估值只有在出现极端的情况下才有意义。
就跟巴非特一样,比如说巴菲特曾在1960年代发现一个公司可以投资,这个公司当时的PE才两倍,每年的分红收益率就有60%以上,也就是说,他投了这个公司,三年分红就能回本,后面就算送的了。这实际上就是一个DCF(现金流折现)计算的方法,如果他这样子计算下来认为是值得投资的,我觉得就不用很担心。
实际上今年10月底、11月初的时候,我也说过这个可以买,那个可以买,跟上面的道理是一样的。有些公司,分红分两年,就回本了,剩下来全是送给你的,跌到这个程度了。所以我为什么觉得10600点不太可能突破了,因为当时太离谱了,你都不说一个公司,光三年的分红就把股价给覆盖了,哪有这么好的事?当时好多公司都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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