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卡锡：一个焦虑的时代 （二十二）

艾尔格·西斯1954年出狱时依然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

西斯案件无形中成为对麦卡锡时代定位的一个关键，成为今天的政治派别、政党派别纠纷的一个历史焦点。好像假如西斯是间谍，麦卡锡时代的种种，就获得一定理由；假如西斯无辜，就更证明“麦卡锡主义”整体为一场毫无道理的歇斯底里。

林 达

两次“惧红”，惧怕对象其实并不同

麦卡锡在1950年的第一次推动并不成功。但是出现了“麦卡锡主义”这个词，也就把他推到了整个事件的舞台中心。泰丁斯委员会调查不算成功，原因是调查过程虽然出现有力支持“外交部有间谍渗透”的证人证词，但是又没有具体能给某人定间谍罪的证据——当然是没有的，假如有，只需要直接诉诸司法了。这就是国会调查与生俱来的矛盾之处。

所以，倾向“无切实证据就证明没问题”一派，就是泰丁斯的结论和绝大多数民主党议员的基本立场；可结论无法被参院接受。共和党的基本立场倾向于“相信证词”判断外交部存在被间谍渗透的问题。

可是，民主党参议员并不是完全反对调查。就在泰丁斯委员会结束工作的两个月后，1950年9月，民主党的麦凯伦参议员(Patrick Anthony McCarran)就带头提出一个《国内安全法》(Internal Security Act)，后来就被叫作《麦凯伦法》。麦凯伦参议员一向以坚持自己的主见出名，例如他看到佛朗哥的西班牙和德、意的本质差别，很早就赞同资助西班牙，被骂得不轻，他也不在乎。他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的关系也相当好。

从这个法案却可以看出国会多少有点黔驴技穷。他们首先想到的，还是1917年以《移民法》解决无政府主义者恐怖活动的招术，就是先把外来威胁堵住。所以《麦凯伦法》的一个重要条款，就是将极权国家的颠覆组织成员阻挡在国门之外。政府有权阻止其组织成员加入美国籍，在必要情况下，可以递解出境。假如在入籍五年之后发现问题，政府也有权取消其国籍。

立法本身由苏联间谍问题引发，共产党当然是主要对象，另外排列在该法案上的，就是法西斯组织。可是，这个立法其实根本不可能像1917年《移民法》那样，成为一个应对、解除危机的法案。道理很简单，两次所谓“惧怕红色”，面对的危机是不一样的，也就是“惧怕”的对象其实不同。

“第一次惧红”时期，是国家面对工业革命初期劳资关系极度紧张、劳资调节的立法跟不上，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却刚刚诞生，苏联在美国人面前如同解决所有问题的一剂良方；加上一次世界大战，美国民众普遍处在困扰中。当时的美国共产党，尤其是无政府主义，所做的事情一部分是公开宣传鼓动反战和革命，哪怕是另外那部分扔炸弹的地下恐怖活动，毕竟是活跃的活动。虽然司法定罪困难，但是顺藤牵瓜抓住嫌疑人的可能很大，而且参与者多是新移民。这时建立一个针对无政府主义组织的严苛的《移民法》应急，以“移民递解”减轻压力，虽然从程序上来说不完美，但确实行之有效。待危机解除，应急措施也相应进入历史。

现在的所谓麦卡锡时代的“第二次惧红”，尤其在它的高潮，也就是麦卡锡自己站出来的1950年，局面却大不相同。红色阵营已经在全球占领半壁江山，不仅冷战持续了将近五年，而且苏联有了核武器，朝鲜战争还在进行中。这次“惧红”，惧的不是红色思潮煽动革命，惧的是核时代的苏联间谍。他们不声张也不公开活动，他们要做的就是不声不响地在政府要害部门潜伏下来。他们人数不多，甚至是在美国生长、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可是一旦哪天冷战变热战、核大战，他们的情报却可能是致命的。

外交部的苏联间谍

可是，在一个大规模移民国家，以这样的移民法对付间谍，根本没用。例如，在冷战早已结束的今天，这个1950年的《麦凯伦法》几经最高法院规范和修改，已经大部分失效；对入籍移民是否加入过纳粹和共产党这样的问题，也已经变得像例行公事。我问过一个曾经“在组织”的朋友，他告诉我他在入籍时没有说实话，只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节外生枝”，相信这样的情况很普遍。可以想象，在冷战期间的苏联间谍，当然就更不愿意节外生枝了。所以这个立法条款简直就成了一个国会表态，或者说是对民众的一个安慰了。

《麦凯伦法》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成立参院下属的“颠覆活动控制委员会”，授权它合法调查苏联间谍网对政府的渗透。立法过程再次凸现了白宫与国会的冲突，杜鲁门总统也否决了《麦凯伦法》。非常引人注目的是，此时已经是民主党在国会占多数，可是，这个国会依据宪法规定，再以大比数强行通过了《麦凯伦法》。这样，就像众议院有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UAC)一样，参议院也在1950年底有了具有同样目标的调查机构。它的第一任主席就是麦凯伦，所以也被称为“麦凯伦委员会”。这样一来，两院齐发，真的就有点很紧张的样子了。

麦卡锡第一次出来攻击外交部有间谍，背后有一个重要推动。HUAC在1948年作了一次最重要的调查。在1948年8月3日的听证会上，《时代》杂志资深编辑、前美国共产党员维坦可·强博斯(Whittaker Chambers)，指认前外交部高官艾尔格·西斯(Alger Hiss)在为联邦政府工作期间，一直是个秘密共产党员。西斯从1933年开始就进入联邦政府工作，当时还是小罗斯福时代。1936年他和他兄弟都进入了外交部。西斯是二战之后雅尔塔会议的美国代表团成员，也参与了联合国工作。此时他已经离开外交部，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任职。得知自己被指控，西斯主动来到听证会，在誓言之下断然否认自己是秘密党员。可是强博斯其后在接受电台采访时，再次重复了自己对西斯的指认。结果，西斯就干脆以诽谤罪把强博斯告上了法庭。

其实西斯一直在FBI的监控下，因为根据冷战时期最早在加拿大反水的苏联使馆间谍伊戈·哥萨柯对美国外交部间谍的描述，以及美国最主要的苏联间谍柏特丽的揭发，目标都指向西斯。在法庭上，强博斯为了证明自己所言不虚，进一步指控西斯是间谍。他拿出了当时西斯交给他的外交部文件副本、有西斯手迹的文件打印稿，指出这是在西斯家的打字机打出来的。专家核对下来打字机特征吻合，这成为最关键的证据。在HUAC听证会上，强博斯和西斯都曾经在誓言之下否认自己是苏联间谍。看上去，前者显然是害怕这样的检举把自己也卷入司法起诉之中。可是西斯现在反正已经倒打一耙告他诽谤，他也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全部说出来了。

这就是走司法程序困难的地方，司法是一板一眼的。按照法律，不论证据多么确凿，都已经无法再对西斯提起间谍罪诉讼，因为强博斯提供的证据，显示的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活动，已经过了间谍罪起诉的时效。于是，检察官决定对西斯作两项伪证罪的起诉，因为他在誓言之下撒了谎。鉴于强博斯的检举，就决定不再追究强博斯的伪证罪。这彻底解脱了强博斯的顾虑，他接着提供了新证据——五卷胶卷，其中两卷是外交部文件。1952年，在刚成立不久的参院麦凯伦委员会上，美国前驻法大使作证说，法国总理曾经在1939年对他说，根据法国情报，美国外交部两个姓西斯的都是苏联间谍。

“西斯是否有罪”已经和西斯无关

西斯是个联邦政府高官，在法庭作证的证人也就“高”得异乎寻常，其中有两名证人当过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一名是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在1949年第一次审判的时候，陪审员无法达成一致而“流审”。第二次审判找到新证人，在1950年1月25日，西斯被判伪证罪有罪。他一路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最后还是败诉，被判处五年徒刑，实际坐牢四十四个月。西斯就是个接受过良好教育、土生土长的美国精英。这一点深深震动了美国民众。

1957年，西斯出版了自己的书《在民意法庭上》(In the Court of Public Opinion)。他原来就当过律师，在书中细细为自己辩解。意思当然是，是麦卡锡时代歇斯底里的民众焦虑，使他蒙受冤屈。西斯在有生之年一直试图洗刷自己。1976年，根据《自由信息法》，西斯要求FBI交出那五卷作为证据的胶卷，两卷确实是外交部文件，可是另外三卷没有任何意义。西斯据此要求律师协会恢复了他的律师证书。意思是当年错判了他。他是唯一一个因刑事罪被撤销律师执照、却又重新恢复执照的律师。

西斯案审判后十五天，麦卡锡宣称他掌握了五十七个外交部安全隐患名单，显然麦卡锡此举也是受到这个案子的刺激。正因为如此，西斯案件也无形中成为对麦卡锡时代定位的一个关键，成为今天的政治派别、政党派别纠纷的一个历史焦点。好像假如西斯是间谍，麦卡锡时代的种种，就获得一定理由；假如西斯无辜，就更证明“麦卡锡主义”整体为一场毫无道理的歇斯底里。同样，在一些纠缠在党派性中的人看来，今日左翼派别是当年叛国分子声气相通的“后裔”，还是力挽政治歇斯底里狂澜的好汉传人？今日保守党派究竟是迫害狂的承继者，还是爱国者的精神延续？这么大而空的议题，有时就会荒唐地聚焦到“西斯究竟是不是间谍”之上。西斯至今没有走远。

从此以后，西斯的一点一滴都没有被人放过，上穷碧落下黄泉，从美国到苏联到东欧。随着苏联解体，文件逐步解密，从硬实的解密证据，到捕风捉影的小道消息，统统被汇集在一起，一头反过来一头又倒过去。1998年，两党合作的政府保密委员会的民主党主席莫尼汉(Daniel Patrick “Pat” Moynihan)出版了自己的新书《保密：美国经验》，在书中他也提到：“相信艾尔格·西斯是有罪还是清白，已经成为美国知识分子生活中的一个分界了。”此前的1997年，莫尼汉根据他对解密资料的研判，声明说，“对外交部的艾尔格·西斯的看法似乎可以达到共识了。他的情况和财政部的亨利·瓦特(Harry Dexter White，另一个被确认的间谍)其实是一样的。”可是，我看到最近的证据分析是2007年的，相信还会继续争论下去。

我曾阅读这些证据，试图从中得出自己的判断。后来发现，这样的证据推敲和争论，或许对西斯本人的身后声名是有意义的，而对当时讨论的外交部间谍案却失去了意义。因为双方都认同，根据解密监听资料，美国外交部有一名苏联间谍，有时被称为艾尔格，有时被称为西斯，“姓”和“名”从来没有一起用过。这个艾尔格参加了雅尔塔会议，之后又去了莫斯科，这一点和艾尔格·西斯的行程吻合。但是反对者又争论说，监听资料有些细节和西斯情况有出入。

所以，假如讨论的题目是外交部是否存在间谍，那么，答案是肯定的。而是不是这个“西斯”，并没有多大关系。今天撇开历史背景的情绪化“对抗”，对理解那个时代和吸取历史教训也并无意义。而西斯伪证罪的定罪，在当时产生的效果，确实复杂而危险。它加剧了焦虑的情绪。它虽然肯定了国会两院调查的“成就”，可是，这种肯定和鼓励蕴藏着巨大危险。

这一事件也在“协助”把麦卡锡参议员推进了“麦卡锡主义”，他变得身不由己。自从他宣布自己掌握了外交部安全隐患的名单，得到本来在焦虑中找不到出路的大众的热烈支持，也受到反对一派的强烈质疑。他急于为自己辩护，却一时拿不出关于这些名单进一步强有力的证据来，所以他需要更强劲地推动调查，以调查结果来证实自己。而麦卡锡又是一个性格弱点明显的人。这使他本人和“麦卡锡主义”，都逐渐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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